为什么要盯着那场浩劫不放——非常罪犯与非常罪行
作者：老许 来源：雪夜闭门读晋书
平民之殇——关于纪录片《罪行摘要》
我有点后悔看这部片子，看完之后至少十分钟无法言语，我被伤到了。《罪行摘要》两个多小时长，十几个“犯罪分子”的个人故事，没有编导的任何评论或暗示，老人们言语也朴实，甚至在镜头前有所克制，但我还是被伤到了。
在看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我自己的眼泪流了很多次，差不多从第一个故事中的父女泪别到最后一个故事老友相拥，我都有点忍不住，想掩饰而不能，突然发现自己好脆弱啊！
著名作家、纪录片导演：徐星
我们都是普通人，如世间的一粒凡尘，虽然微不足道，但作为活人，都有人的自然情感，有所谓同理心。在为他们的命运唏嘘长叹时，很难说没有物伤其类的哀伤，而且，这种哀伤经由影像呈现出的故事而凉凉地穿透了身体。
摄影圈有句自诩的话，一图胜千言。看这部片子，让我强烈地感受到图像的力量。形诸文字的东西和图像比，其实是先天不足的，就环境细节、人物情绪的准确真实而言，图像的说服力是无可替代的。
这些年关于文革的认知和评价越来越雾里看花莫衷一是了，可是，看过《罪行摘要》的人，都会更容易体会到，文革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荒唐闹剧，对命如草芥的普通人尤其如此。
我们在翻看历史时，看到的都是有权力有身份有影响力的人的历史，平民是不存在的，即使涉及，也被深藏在某个数字后面，没有具体形象可言。即使在回溯文革的事件和人物时，我们看到的也大多是官员和知识分子，毕竟他们有着话语权。所以，导演徐星能够把镜头对准普通农民，能拍出他们个人的苦难，还能拍得如此精彩生动，让我不佩服他，有点难。
三年时间，我不知道徐星从北京到浙江往返了多少次，其间辛劳自是一言难尽。而这些莫名其妙坐牢的农民都渐渐年事已高，能有人用心记录他们的冤屈，想必老人们会有些欣慰的。
转眼文革结束也已经四十年了，由于某种原因，现在的年轻人对这场灾难的了解十分有限，很多人还对文革抱有很多浪漫的想象。也许看过《罪行摘要》会增加大家对文革的了解，相比于可能得到各种帮助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平民的灾难才是最深重的。如果真有十八层地狱，处于最下面几层的，一定都是这些平民。想到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在社会上基本没有话语权，有朝一日，如果文革重演，我们就会变成当年的他们，每念及此，脊梁骨便有点冷飕飕的。
六年前，徐星在北京宋庄无意间发现了一张人像草稿，草稿背面竟然是一张文革时期的“犯人登记表”。徐星一点点翻找，一共找到22张，“犯人信息”都是“文革”期间的“现行反革命”，涉案者大部分是农民，被下放到浙江衢州十里丰农场劳动改造。这些登记表让徐星大受震动，他决定要去浙江寻访这些“文革中的人犯”，做一部他们的《罪行摘要》。
寻找用了一整年，拍摄一年多，又花了一年多剪辑成片。135分钟的纪录片，里面的14张面孔，最年轻的也已年过古稀，时隔50年，他们说出最多的词还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他们的罪名，在当年被冠之以“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冒名借刀杀人书写反革命信件”、“吹捧刘少奇”等。
第一个人物，是一个“出身不好”的当年的中学老师，因为学生来访时恰巧停电，于是被污“企图通奸”和“破坏军婚”，自此万劫不复，尽管没有任何事实上的罪行发生。而信任他的十几位学生因为结伴去监狱看望他，也被定罪。最可怜的是他十三的女儿，在他的妻子卖力检举他并离开之后，女儿用父亲学生们烧炭砍柴积攒的一百元钱去监狱看他，仅仅半小时的见面，父女被监狱的铁门隔绝在两个世界，那凄惨的哭喊久久回荡在观众的耳中。
六十多岁的林品新，坐在自家门口新刨出的红薯堆旁接受了采访，从他破碎的叙述中，偶尔能够听到“被抓”“脚镣”“老婆没了”。关于当时的经历，已经很难拼出完整的故事。只知道他因为对农村的困境有疑问给“中央文革”写了封信，就为了一封信，判了20年，罪名是恶毒攻击文革和社会主义制度。当被问起信的内容时，他说自己已经不记得了，在衢州十里丰农场的头一年，他把五十六斤的重镣挂在脖子上劳动。他说起这些就像在讲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这时，他87岁的老父亲闯进了镜头，提着一篮子红薯，他竟然还在干农活。最后，林品新撩起裤腿，脚腕上被铁镣勒出了永远也抚不平的深深印记。
周明夫，曾经是生产队的会计，因为有些文化而遭人嫉恨。他的罪名是“用气枪污蔑伟大领袖画像”。当时生产队有一杆民兵训练用的气枪，枪把已经沤烂了，第二天就来人把他给绑了，说他玩枪时瞄了毛主席像一下。房间里就三个人，他知道谁举报的，但他不说。
最有戏剧性的是胡竣录、程德华和翁志渝三人。他们由于出身不好，被划为“黑五类”，在很多方面受到歧视，处境艰难。于是三人就组成了一个小组，互相帮帮忙。但忽然有一天他们就被抓去交代问题。翁志渝说，“没有反革命组织，没有组织名称，”接着就开始被人用枪托猛砸，要他不仅承认罪行，还必须给自己的反革命组织起个名字。翁志渝说，“我必须想出一个名称来，不然就要被打死。”想了半天，他说了两个字：“启蒙”。而打他的审讯者对这个词完全不懂。几个人终于有了罪名——建立“启蒙领导核心小组”，既然是反革命犯罪集团，当然不会是几个人或一两个组织，于是本村、邻村一起凑了几十个人和多个不同名目的组织，这样一来，当地就可以因为破获了犯罪集团而邀功，而这几十个甚至互不相识的农民，或为此丧命，或为此身陷漫长的牢狱之灾。
程德华和翁志渝几十年记恨对方当年的表现，程认为是翁的“启蒙”害了自己，翁谴责程，如果不是自己给这个莫须有的组织起了一个相对中性的名字，可能他们几个人都会被枪毙。还是在徐星的撮合下，他们彼此相拥重修旧好，那一幕真是让人百感交集。
徐兴林，当年被朋友告发，说他参加反革命集团。从监狱里面出来快50年了，他一直不敢交朋友，他家离县城很近，但他几十年都不去县城。当年被冠上〝参加903反革命集团，制造政治谣言，参与策划反革命暴动组织，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这个莫须有的罪名，让他不敢相信任何人。“政治这个东西我后来想想是很麻烦的，就凭嘴巴说说，但是我也没办法，拿不出证据来证明我自己不是这样的，你没有办法的，他说你是就是，你没有办法的。〞
当徐星问他，在牢狱里有没有被打？老人家回答说，“打是难免的。两个手指头用牛筋绑好，手指头中间扎针，是这样的，一个个扎进去。〞〝扎针？扎多少根针？〞〝那是过去的事情，算了。〞〝这真有点可笑，这样子会成立罪名的，会判刑的，我到现在有的时候心里都在笑，心里都在笑。〞徐星问他恨不恨害他的人，他说不恨。〝一个呢，我想，过去了。第二个呢，他也是受人家的指使，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啊，那个时候，这个人性啊，都是没有心的，就是这个谁压倒谁，他身上垫一下就高一点，这样子的。〞
如今的老人，大部分人都生活孤苦。他们中，当年只有两个人的妻子没要求离婚。其中一个人的妻子，坚持相信丈夫的无辜，含辛茹苦地等待了十年，从22岁到32岁，头发全白了。当丈夫出狱回家时，长大的孩子完全不认识来人，告诉妈妈，家里来客人了！
这十几个人里，如今还有好几个是老光棍。程德华说，我现在多活两天少活两天实在没什么不同。从他们的叙述中，我们看不出他们有多少怨恨，麻木和认命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们很少向人提及自己的遭遇，因为说了也似乎没人想听，有些孩子还会因此害怕。他们准备默不作声地带着这些冤屈的隐秘往事入土，是徐星的出现，才让他们的形象和故事得以保存。
在中国，有个奇怪的现象，普通民众似乎对明清的事情有更多的了解，而一旦涉及当代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则语焉不详了。对于文革，七十年代末期其实官方就有定论，简单说是十年浩劫。官方的完整措辞是这样的：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结论应该是很清楚的，但在原因上则有些含糊其辞。领导者是谁，大家都明白，但就是不说破。也正因为这里的顾虑和含混，给后世留下了纠缠不清的孽债。
也因此没有人出来忏悔。好像大家都是控诉者，都是受害者，加害者却无影无踪。文革的确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当年的中国人从上到下从城市到农村都是参与者。最苦的则是这些没有机会发出声音的底层平民，他们的命运不值一提，他们的苦难毫无价值。
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罪行摘要》，希望更多人了解那段历史，至于文革好不好？文革是什么？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再纠缠这样的问题了，假如我们还有良知的话。
延伸阅读：
八月十八日开始的红色狂飙
李辉
编者按：1966年8月18日，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日子。提到“文化大革命”就会说到“红卫兵”，说到“红卫兵”，就不能不说到“八·一八”。正是这一天，毛泽东首次接见了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李辉以《八月十八日开始的红色狂飙》为题，采撷历史真实材料，回顾了1966年的红色八月。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九六六年八月，正值夏天。通常情况下，北京温度虽高，有些热，但早晚温差大，远比南方一些“火炉”城市舒服许多。由夏及秋，这一季节，非常适合进行昼夜露天活动。正是在这样一个合适的季节，十万，百万……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涌进北京。
整整一周，北京都处在危机的狂热之中。游行队伍高举红色标语和毛泽东画像，海水一般塞满大街小巷。毛本人短暂出现在一次集会上，听人群高唱最近火遍全国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他离开后，人们冲上前去，争先恐后地与那些握过毛的手的人握手。（《时代》，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
这些星期以来，开往北京的火车、公共汽车、卡车，满载一队又一队无比兴奋的学生和老师。他们涌进这座城市的大学礼堂、体育馆，涌进火车站候车大厅、露天广场，交流革命经验，以不同方式聆听如何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开展的演讲。事实上，北京已经变成了一个一直在开会的巨大会场，数以万计的人来到这里，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武装，然后离开返回，通常还带上北京学生领袖一起，以保证他们的主义的纯洁性。（《时代》，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身处红海洋，不绝于耳的是铺天盖地、词汇爆炸的诸多表述。其中，一个崭新的词——“牛鬼蛇神”，想必令那些欲将之翻译为外文的译者，挖空心思，难以完整表达。
自六月一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后，“牛鬼蛇神”，迅速成为批斗会、游行时使用频率最多的词汇之一，任何一个地方，无论城镇乡村，大街小巷，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八月十八日，林彪陪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发表讲话时，也使用了这个词：
在上周的讲话中，林赞颂以共产主义力量“改造人的灵魂”，号召红色中国“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时代》，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横扫”也好，“打倒”也罢，“牛鬼蛇神”到底如何划分界定，的确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英文词汇。《时代》翻译林彪讲话时，用monster和 demon表述“牛鬼蛇神”。Monster有怪物、怪兽、畸形动物、丧失人性的人、预示凶兆的力量等含义；demon 有恶魔、恶人、邪恶的事物等含义。字面上虽与中文“牛鬼蛇神”词义接近，但焉能表达出此时此刻这一词汇后面的纷繁政治含义于万一？
中国人自身也难以厘清“牛鬼蛇神”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许多年后，当年的“牛鬼蛇神”之一、作家林希，在回忆录中提及往事，仍对之耿耿于怀，试图将之辨析，结果仍无法找到答案：
也算是对于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了，怎么就发明了一个“牛鬼蛇神”的词儿了呢？曾经有过地主、富农，还有反革命分子、胡风分子，好歹也有个指向。地主有土地，富农的日子过得比一般农民好，反革命分子要参加过国民党军队，或者杀人放火，右派说过反党的话，胡风分子，认识一个名叫胡风的人，等等等等。那么，牛鬼蛇神又是一些什么人呢？说不清楚，也不需要说清楚，说你是牛鬼蛇神，你就是牛鬼蛇神，比历史上的莫须有还不讲理，把牛鬼蛇神通通打倒，再踩上千万只臭脚。（《百年记忆》，二一八——二一九页）
所谓概念界定，词义辨析，只能是局外人或者当事人过后才有可能考虑的事。狂飙八月间，又有谁能够冷静下来，做一次逻辑的梳理？一片狂热，红色海洋，早把该有的一切淹没在中。
“牛鬼蛇神”的名单上，因受到批斗在八月、九月期间自杀的各界名人就有老舍、李达、傅雷夫妇、陈梦家、叶以群、言慧珠等，而早在此之前的五月，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等，已先行走上了不归路。苏联《新时代》杂志在一九六六年年底，发表了记者伊•安德罗诺夫访问中国之后的见闻《在中国“文化革命”的背后》，其中，写到他所了解的文化界遭遇的厄运。当年外国驻华记者很少，这位苏联记者所述亲历，是我读到的最早相关记录之一。他写道：
我们在上海看到了几张挂在街上的传单，评论中国创作知识界某些代表人物自杀的传闻。外国报刊报道，由于“红卫兵”的迫害，《骆驼祥子》的作者作家老舍、京剧演员周信芳、翻译巴尔扎克和罗兰的作品的文学家傅雷等人自杀了。在杭州，我看到了挂在街上的一张一个自杀者照片，在下面以蔑视的口气写道，“这个人没有经得起革命学生两个月来的批评，革命学生曾经要求他用毛主席思想的精神改造自己。”照片里自杀者尸体的脖子上有一根绳子。从照片上看，这个不幸者是在床背上吊死的。（转引自《苏联报刊反华言论集》，三七四页，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文革”爆发二十年后，一九八六年，我在《北京晚报》编辑“五色土”副刊，曾组织过一次“难忘一事”征文。其间，收到北京一位小学老师的来稿。他与田汉是邻居，八月狂飙时，尚是一名中学生。他这样记叙自己亲历批斗田汉的现场记忆：
……“打倒田汉！”台上台下一片口号声。皮带呼啸着落到田汉身上，一件白衬衫上增添着横七竖八的红血印。他低着头，皱着眉，不说话。
打了一阵后，还要继续斗。一位小将冲到田汉面前质问：“田汉，你说，骂毛主席该不该打？”田汉低着头，皱着眉，不做声。于是，又招来一顿打。又一个红卫兵喊：“叫他跪下！”站在田汉身后的两人，三拳两脚，把他踢跪在台上了。
红卫兵穷追不舍，把麦克风拿到田汉面前，再次质问：“你说，骂毛主席该不该打？”田汉回答：“骂毛主席该打。”那声音分明是挤出来的，可经麦克风放大，倒也清清楚楚。刹时间，那红卫兵暴怒了，吼道：“混蛋！你敢说毛主席该打！”没等什么人喊口号声讨，更多的带铜扣的皮带，更猛地抽在田汉身上。他依然皱着眉，不作声，任凭抽打，身上的衬衫撕裂了，几处成了布缕条。台下群众呆呆地看着。当打人者觉得“革命行动”没有必要继续下去时，批斗会散了。不少人拥到台前，怀着复杂的情怀，想看一看这些名人。一个中年人拉住了一个红卫兵队长，解释说：“刚才田汉说的是‘骂毛主席该打’，不是‘毛主席该打’，你们搞错了。”回答却是：“像他这样的坏人，打了就打了，打完就算了。”唉，田汉倒霉！（《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五二页）
翻开《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大型画册，关于八月二十七日发生在北京大兴县的事件，简单记录如下：
北京大兴县的13个公社，43个大队的农民红卫兵，先后杀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直到9月1日市委书记马力到场制止，事态才平息。（《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上卷，一六五页）
数字无言，却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最早的注解之一。
“破四旧”狂飙席卷中国
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狂飙八月的中国。林彪在八月十八日讲话中，根据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号召“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第二天，全民性的“破四旧”迅疾展开。于是，在《时代》上，可以看到不少对“破四旧”各式各样行为的报道：
这些星期以来，已经清楚看到中国正掀起阵阵高潮，但是，却无人确切清楚到底将发生什么。上个星期，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突然席卷全国，噩梦则变得格外清晰。毛泽东不只是旨在清除所有外国影响，同样还要清除中国自己的文化、历史的根基。
红灯行。上个星期，北京的主要街道上悬挂起标语：“向旧世界宣战”。红卫兵发誓：“彻底砸烂修正主义温床。”他们在大街小巷横冲直撞，与身穿西服的中国人争吵，命令营业员只能卖宣传毛的思想的书，禁止卖进口商品和奢侈品，在卖化妆品的商店，通常用来洗地板的肥皂，被当做洗面用品出售。禁售的名单上还有：金鱼，鸟，鲜花，工艺品，精致的灵柩，珠宝，镀金标示统统改为红字。
理发师被警告不得留西式发型，北京的姑娘跑回家中，洗掉西式的烫发，齐膝长的裙子换成没有型的“革命式”宽松裤。三轮车被禁用，除非乘客愿意自己拉，让三轮车夫坐上面，但仍需照付车费。中国象棋、国际象棋被禁止。北京的公园里恋人们用来约会的地点，因不符合毛的指示精神而宣布关闭。在红卫兵的压力下，著名的“全聚德”员工，将创办之初的店名改之为“北京烤鸭店”，摘去老牌匾，并承诺从现在起，为工农兵提供“价廉物美”的服务，价格只有过去的一半。
急切的红卫兵换下老的路牌。苏联驻华使馆门口的大街，改名为“反修路”。中国人举行群众集会的天安门，改名为“东方红”——歌颂毛的一个口号。集中大部分外国使馆的街道，改名为“反帝路”。红卫兵还命令更换交通信号灯：绿灯停，红灯行——因为红色代表着向前进的革命。
……
外国鬼子滚蛋。一切都不再神圣。红卫兵到最有名的外交官孩子上学的圣心小学，将墙上贴上大标语：“外国鬼子滚蛋！”上课被停止。五位天主教修女被罚坐在流水沟里，任由红卫兵公开羞辱她们。红卫兵还冲击了仅剩的几个基督教堂，砸坏墙壁，用毛的半身像换掉宗教雕像。
他们从北京一座清真寺里拖出一位穆斯林领袖痛打，冲进一座喇嘛庙，拿出佛像。在沿海休闲城市杭州，红卫兵冲击灵隐寺，用标语口号盖上释迦摩尼佛像，标语写道：“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
这一群不懂事的少年，回到家里仔细检查所有值钱的东西。警告有钱人，三天之内被赶出北京，回到他们的乡下村庄，必须服从人民的意愿。回到北京的华侨，不得按照过去的方式生活，而是被勒令到农村劳动。红卫兵高喊：“我们要把北京变成一个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的城市。”（《时代》，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
八月狂飙，撼动整个世界
无疑，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关系，或者说，那些曾经是朋友、盟友的国家，面对北京八月狂飙的反应，显然是西方媒体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时代》描述狂飙席卷之后的中国，即便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也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孤立”。中国早已与之发生辩论、关系破裂的苏联自不待言，甚至越南、古巴、朝鲜等国，其态度也发生变化。
《时代》先后报道了民主德国、古巴、苏联、匈牙利、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反应：
即便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也未能幸免。两名东德的军官从车上被揪下来，像对待许多帝国主义份子一样痛打一顿；这一攻击，严重到引起来自潘科（柏林的一个区——引者注）的强烈抗议——这也是来自共产主义国家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的诸多抗议之一。甚至，古巴的非温和共产主义的信奉者菲德尔•卡斯特罗，也谴责北京的妄想狂。哈瓦那的社论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为，让社会主义事业的敌人足可以嘲笑和奚落。”红卫兵拦住苏联驻华使馆代办，在他面前举起毛的画像羞辱他，这也招致俄罗斯方面的抗议。（《时代》，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东欧的共产党国家，过去在中苏冲突中一直尽量宽容中国的偏差，以保持更大的影响力。现在他们也纷纷指责中国“疯了”。匈牙利共产党主席亚诺什•卡达尔称，中国事态为“民族悲剧”。东德则谴责红色中国人民“对毛的崇拜到了不着边际的地步”。
上周，红色中国的最后一个欧洲朋友，也有了不同看法。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报纸，避免提到文化大革命——或许因为它不想让自己对之有任何赞许。
俄国人则几乎被中国事态惊呆了。《真理报》和《消息报》关于红卫兵怪诞行为的报道，提供诸多准确的细节。《消息报》上周指责文化大革命完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一个巨大耻辱”。
西方的中国观察家密切关注河内的反应。所获甚少，因为胡志明的宣传机构几乎保持沉默。当然，上周河内官方报纸间接地论述世界各共产党，应该为支援战争中的北越建立联合战线。既然建立联合战线的观点代表苏联看法，那么，一些专家将河内的论述，看作他们摆脱北京的孤立政策的一种努力。北朝鲜最近的声明更为直截了当：它把红色中国人称为“左翼极端分子”和“危险的托洛斯基分子”。（《时代》，一九六六年九月三十日）
外界的所有质疑、指责、抨击，没有人会在意去听，去思索。在狂飙中，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声浪中，它们不过是一片片枯叶，落在红海洋里，一点儿涟漪也不会荡起。
红卫兵挑战外国记者
充满好奇、疑惑的外国记者，在北京，十一月二十二日，终于有了一次与红卫兵代表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我所搜集到的一份“文革”小报《驻京西方记者同红卫兵座谈纪要》（上海新华印刷厂半工半读学校《井冈山》翻印，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详细记录了双方对话。座谈纪要的“编者按”如下：
应驻京西方资产阶级记者的要求，北京女二中，男二中，红卫兵战校（清华附中）红卫兵近廿人，在十一月廿二日同他们进行了座谈，参加的除路透社、法新社、德新社和加拿大《环球邮报》驻京记者外，还有日本共同社和《赤旗报》驻京记者。
红卫兵小将首先主动介绍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的情况与成就，接着记者提出了很多问题，其中有的是带挑衅性和摸底的，红卫兵小将有力地予以顶回或驳斥，现将该座谈记录摘要整理印发供参考。
双方所谈话题大小不一，涉及面颇广。与苏联伊•安德罗诺夫的疑惑相似，西方记者很感兴趣、也很想知道的是，一群十几岁的红卫兵，为何能够刹那间呼风唤雨，惊天动地，扭转乾坤。其中一大段对话如下：
红卫兵（甲）：大会是我们自己组织的，示威进行了两天一夜，八月廿九和卅日，参加人数101万人，当时有的外国记者不相信，问是不是真的由我们自己组织的，我们说当然是我们，干革命不分大小，只要掌握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能创造奇迹。
白尔杰（路透社）：（问坐在他身边的一个小姑娘）那天大会好像是你主持的，对吗？你多大了？读几年级？
红卫兵：是的，十五岁，初中二年级。
巴格曼（法新社）：美国作家斯特朗曾经和红卫兵座谈过，她在《中国通讯》中说，红卫兵是军事力量，你们有什么看法？
红卫兵：红卫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后备力量，现在我们也搞军事训练，随时准备同越南人民在一起，同世界人民一起，消灭美帝国主义。
范桑（法新社）：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加入红卫兵？
红卫兵：工、农、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的子女参加是主体，同时吸收其他家庭出身的在政治上表现好的子女参加，最主要是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好。
白尔杰：你们红卫兵如何同党中央联系？
红卫兵（甲）：我们人手一套《毛选》、一本《语录》、一份《十六条》，还有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红旗》、《人民日报》的社论，这些都是毛主席的声音，党中央的声音。
红卫兵（乙）：每天我们拿起毛主席著作，就像听到了毛主席的讲话。
福原（共同社）：你们红卫兵的领导怎样产生的？
红卫兵：按巴黎公社的方式，经过大家充分讨论酝酿选举产生的，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白尔杰：你们说用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请你们解释一下好吗？
红卫兵（活跃）：还是请法新社的记者先生说说吧。
范桑：我不知道你们从巴黎公社究竟学了些什么。
红卫兵：我们像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选举制，自下而上进行酝酿讨论，对于选出的代表，随时可以批评，随时可以撤换。
范桑：现在全国有多少红卫兵？
红卫兵：没法统计，红卫兵组织是不断发展的。
翁西亚（加拿大《环球邮报》）：你们这个学校有多少学生，多少红卫兵？
红卫兵：一千多学生，三百多红卫兵，我们这里红卫兵组织也正在发展。
翁西亚：你们红卫兵搞了很多活动，那另外几百人不是红卫兵的同学干些什么事呢？
红卫兵（甲）：红卫兵从来不脱离群众。毛主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这里也是全体同学都动起来了，红卫兵是文化革命的急先锋，其他同学和红卫兵干的事情一样，不过红卫兵最积极，最肯干。
红卫兵（乙）：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诬蔑我们红卫兵是流氓、凶手、毁灭文化，敌人这样骂我们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他们骂得越起劲，越说明我们是搞对了，我们红卫兵干得好，很有成绩。
白尔杰：你们对国际红卫兵有什么看法？
红卫兵（甲）：我们完全相信总有一天红卫兵会出现在华盛顿、纽约、莫斯科、东京，人民一旦觉悟起来，就会动手自己组织起来。
红卫兵（乙）：革命不分中外，只分革命、不革命、反革命，只分拥护毛泽东思想还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巴格曼：你们相信苏联人民会组织起红卫兵反对他们领导吗？
红卫兵：完全相信苏联人民会起来反对修正主义领导，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共产主义大旗，必将插遍全世界。
巧的是，对话提到了毛泽东的游泳：
巴格曼：让我们从文艺转过来谈谈体育吧。毛主席提倡群众性游泳运动，你们会游泳吗？
红卫兵：（齐声回答）我们都会。
红卫兵（甲）：我们学游泳，这样不管美帝国主义从天上来或是海上来，我们叫他有来无回。
红卫兵（乙）：我们等了美帝好几年，我们的前辈头发都等白了。他们早来早消灭，我们欢迎他们明天就来，我们一定叫他们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海洋中。
巴格曼：如果苏联修正主义比美帝国主义来得早呢？
红卫兵（甲）：我们相信苏联人民决不会允许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进攻中国的。
红卫兵（乙）：这不决定于我们，就我们来说，我们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美帝苏修来了，我们一定奉陪到底，我们用正义战争来消灭非正义战争。
读这样一番对话，如同看一场精彩的话剧。说是座谈，不妨说是热情高涨的红卫兵，与具有挑战性的西方记者之间的思想碰撞，当然，还不妨将之看作一批少年与成人之间的一场“智斗”。狂飙时代，诸多喜剧色彩，尽在其中。
远看历史场景中的红卫兵，我相信，在许多过来人那里，一直萦绕于心、难以释怀的，恐怕首先是这一点：在历来崇尚“师道尊严”文明之国，为何转眼之间学生与老师相对立，将之视为魔鬼，对之实行批判、毒打甚至置于死地而后快。且读读林希的这段描述——
人们不能理解文化大革命何以把老师当成敌人，但学生们的革命热情却燃烧起来了，整个一个天津市每时每刻都有学生押着他们的老师游街，被革命焕发起来的智慧是可爱的，学生们想出了一切办法丑化老师，我看见过学生们在老师的身上糊旧报纸，旧报纸上写着教师的名字，再用红墨水在教师的名字上画个大大的叉子。我还看见学生们押着老师游街，让老师每人拿一只破铜盆，教师们一面走着，一面敲着破铜盆，敲一下，自己喊一声：“我是修正主义谁谁谁，我是王八蛋！”学生们非常得意，但在一旁观望的市民，却都是一副冷漠的面孔。（《百年记忆》，二一八页）
四十多年过去，对红卫兵现象的解读，远比对“文革”其他现象的解读更为棘手，艰难，毕竟牵涉到数以千万计的一个群体的青春价值的评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是难免。无法回避的是，时间的流逝，渐渐冲淡了不少当事人对红卫兵各种行为的记忆，而历史的健忘与情绪化的积怨，都有可能从不同角度，影响人们冷静地、客观地反思历史。
无论如何，还原历史现场，毕竟是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狂飙八月红，已然过去半个世纪，对于亲历者和年轻的追寻者，还是一个新课题，不会消失在历史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