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年前有人做了一张左右意识形态在中国各省份的分布图，其中偏“右”的前五名是上海、广东、浙江、北京、江苏，偏“左”的前五名是新疆、贵州、广西、宁夏、河南。从去年开始，我就发现这种划分是比较粗糙的：“有些地方的‘左’，是官方的‘左’，比如新疆，有些地方的‘左’，是民间的‘左’（主要是毛左），比如河南。”今年因为写任正非的文章，我也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改开时代的“右”，跟毛时代的“右”不一样，跟一般理解的“自由主义”更是越来越远。
我在《从任正非的访谈看中国精英阶层的价值共识》一文中写到，中国的精英阶层／中产阶级有一种“去政治化”的倾向，但这种“去政治化”的说法需要进一步说明：他们并非没有政治立场，他们在政治上大部分都拥护中国共产党，但他们希望“政治”尽量不要“出场”。一切问题，在他们看来，都可以归结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能用经济手段解决的就用经济手段解决，实在不行，用行政手段解决也可以，但不要“上纲上线”，不要意识形态化，不要“整那些虚的”。邓说的“韬光养晦”、江说的“闷声发大财”，还有胡说的“不折腾”，都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
前两天，我跟一个在港大教书的朋友讲到这个问题，给他举了一个例子。大约六七年前，台湾歌手张悬在英国的一个城市演出，不少在那里读书的大陆留学生也去听了，中途有台湾歌迷往台上传了一面中华民国的国旗，张悬看到颇为开心，说“这是一个来自我家乡的礼物”。台下的大陆留学生非常不满，大喊：“No politics！”张悬听到，接过话说：“这面国旗只是让我想到我的家乡，它对我来说和其他台湾的特产没有什么区别。”大陆留学生并不买账，这件事后来演变成在脸书上的骂战，张悬被盖上“台独艺人”的标签，甚至有写文章替她说话的大陆学生直接被人举报，给学校处分了。
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有趣：这些大陆的留学生是以一种极其“政治化”的方式（在异国他乡公开宣示自己的反台独立场，在社交平台上与不同意见者针锋相对，以政治的理由抵制张悬，举报不同意见者）来表达他们的“去政治化”倾向（“No politics！”）。他们心里的想法是，你一个歌手，唱好你的歌就行了，为什么要去牵扯政治，政治的事关你什么事？哪怕张悬心里真的想台独，只要她不表现出来，他们也根本不在乎，但她一旦显露迹象，那他们也只能“被迫”表明立场。在他们看来，这是张悬的错，她在文艺的场域“不恰当地”引入了“政治”。他们本可以沉浸在华语演唱给他们带来的乡愁抚慰之中。这戏剧性地体现了中国精英阶层这种“去政治化”的复杂性。
由于平时工作的性质，尽管我时常接触这样的精英阶层，但我们并不会就敏感的话题进行交流。在中国这样的大环境下，普通人只有在非常放松警惕的情况下，才会对他人透露自己对那些问题的真实看法。在新疆旅行的途中，面对高原雪山、戈壁沙漠，人的心胸变得开阔，这样放松的环境就应运而生。
在第二周，我与原本结伴的两位朋友告别，来到第二个自驾团，因为后者几乎把南疆的路线都囊括其中。我的读者小白是我的引荐人，在巴音布鲁克的第一晚，我和他们见了一个面，算是让他们了解一下我的情况，毕竟后面还有整整十天要相处。这个团原本是四男两女，其中一个男生在伊犁那边脱团，现在由我补上刚刚好。所以我刚坐下，作为团长的Alex对我极其热情，没有问什么就爽快同意了，另一位叫重阳的中年人一直面露微笑，倒是坐在小白旁边的老朱，对我“关怀备至”。
这个自驾团来自五湖四海，恰好我和老朱都来自广东。老朱是60后，60年代末生，上海人，大学在北京一个名校就读，毕业没多久就来了深圳，现在已经是一家中等规模的科技企业的老板，儿子在英国排名前二十的一所大学就读。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中产阶级（这不是我给他贴的标签，他本人多次承认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
老朱面相看起来相当年轻，皮肤甚少皱纹，也没有任何脱发的迹象，以至于我一开始以为他就是40出头，当我直率地赞扬他驻颜有术，他对我的整个态度突然变得友善，此前他一直追问我的事业进展，并偶尔露出一点刻薄。当我们结束谈话各自起身，我不禁对他的举止感到诧异，这是一个超过60岁的人才会有的身形：肚子凸了出来，却又佝偻着背，行路异常缓慢。他说这是得了强直性脊柱炎的缘故。
我对自己半路插队感到抱歉，所以他们要我交的十天租车费和押金，我二话不说就给他们转了。在路上，我一个人坐在那辆越野车的最后一排，就算双脚不能伸直，也不曾要求别人暂时跟我换一下座位。出发去塔县前，他们发现我没有边防证，让我一个人在喀什再住一晚，第二天去本地有关部门办完证再去跟他们会合，我也没有任何异议。总而言之，我尽量不想给他们带来任何麻烦。
我不是个话多的人，但Alex总是千方百计想让我开口。他们来到这个古时的“西域”，不免发思古之幽情，到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他喜欢指指车窗外，说，博士，来给我们讲一下这一带的历史。我一般都是笑笑说不知道。
第一天晚上在库车，Alex 继续问我，听小白说你最近很出名，是因为什么事啊。小白替我接过话说，你们没有关注刘强东的事吗？Byron是帮那个女生发视频的人。Alex恍然大悟说，这个案子我当然知道，仙人跳嘛。老朱也顺着说，那个女生肯定有问题。本来话比较少的我，因为他们两个的态度和他们吵了起来，在酒店前台的时候，小白气呼呼地甩头就走。
我和老朱一间房，他一路上对我说，这就是小女生的反应，真正成熟的女人一定不会这样。我半冷笑地说，我觉得你不是那么了解女人。
他说，不是我不了解女人，是你们提供不了证据啊。我就问你，她是不是挽着刘强东的手进房间了？你们发的那些我也看了，那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我是个讲逻辑的人，如果你能向我完整地证明刘强东是如何强奸了她，那我就认。
我跟他解释说，我没有能向他“完整地证明”强奸确曾发生的证据，就算有，那也不会在我手上。既然他相信司法，那就静待美国那边的司法判决。不过，如果他是真的把我们发的视频都看了，音频都听了，那断不可能还有“仙人跳”的怀疑。如果他是真的了解女性在现在中国的处境，那他也应该能理解在那样位高权重的人面前，一个涉世未深的女性为什么难以明确地拒绝，为什么事发后也不敢报警。
他走到床边坐下，有点不以为意地说，为什么不能拒绝？人都有自由意志啊。反过来说，既然你没有拒绝，又释放出了“愿意”的信号，那后面发生的事情，不是顺理成章嘛？你别跟我说那个到最后关头都有权说“不”的理论，谁能证明她说“不”了？
我又笑了，说你现在比我更像一个自由派。他怔了一下，突然沉默，然后说，我就觉得你有点……原来你是自由派知识分子那个圈子的。我说，这件事跟我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没什么关系，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是站在刘强东那边的。他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望着我，有点狡黠地说，如果美国那边的法庭最终判决那个女生败诉，你还会坚持你现在的立场吗？
我说，会啊。
他马上从床上跳起来说，你看，你这就不是一个理性的态度。比如说我，如果美国那边判女生胜诉，我就会修改我的立场。这样才是理性的。
我说，我并不觉得在这种事件中，司法能绝对地还受害人一个公道。这种民事诉讼，最后的判决会被许多因素所影响。一旦那个女生败诉，那在公开场合我当然不会再说什么，但我心里还是愿意相信那个女生。这并没什么不理性的，理性没有完全消灭我们在司法判决作出以后再进行信念选择的空间。（2018年11月，香港田径教练被诉非礼一案，最终判定被告罪名不成立，法官特意强调，从法律上只能这么判，但法庭的判决可能并非事实的反映。这种态度与我的立场相近。）
老朱并没有被我说服，不过他也不想再聊这个问题。从他的今晚反应来看，我觉得他是个相对可以理性沟通的人，不像Alex，Alex一路发表了各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言论，不接受任何反驳。第二天在车上，他问我平时写一些什么东西，还没等我回答，他说，是不是咪蒙那种风格的？我当时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
Alex说，不要看不起咪蒙，人家是大V，影响力杠杠的。我说，我可不要做什么大V。他不依不饶，说那你究竟写什么文章嘛。我被他缠得没办法，只能把写任正非那篇文章发到群里，我估计有任正非他大概勉强看得下去，毕竟也是个生意人，其他的真的不敢指望。
我从后座看到老朱很认真地把那张长图打开来，一段一段地看，Alex扫了几分钟就说，你前面拍了一下我们马屁，后面又开始批判了，你的把戏我看得很清楚。我不说话，等老朱看完。他把眼镜摘下，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这篇是真写得好，你这里面总结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很准确，我可以坦白告诉你，这就是我的价值观。老朱的这一番话，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根据，他是自己对应上了我研究的这个群体。
老朱把手机放下，开始忆苦思甜。他说自己当年因为参加过春夏之交的事件（听得我肃然起敬），丧失了进入体制的任何机会，于是南下深圳，谋了一份差事。三十岁出头他毛遂自荐进了一家著名的科技公司，从打杂做起，逐渐做到了高层，又自己出来创业，于是有了现在的江山。这个故事不算很新鲜，新鲜的是他一路对我们至少讲了三遍，透露了大量个人信息和商业信息，完全没有遵循他的偶像江core的教诲。
Alex听说老朱推崇江，有点不以为然。他说现在的腐败，种子都是江时代埋下来的，所以本届领导人的反腐非常有必要。Alex和老朱两个人最大的差别在于：Alex几乎无条件地认同现在政府的一切政策，但老朱多多少少有自己的判断。老朱承认现在有点“矫枉过正”，但他认为这一切都会过去，因为这个党有自我纠错机制。为了证明他不是一个盲目拥护政权的人，他还说，自己也去地方人大投过票，他唯一不满意的一点是，他们对候选人没有任何介绍，于是他在选票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客套话说完，老朱话锋一转，说，但他坚决认定，中国不能按照自由派知识分子说的那样去走，因为他们对中国现实的了解都停留在纸上谈兵。他的这个批评我也不一定反对，这也是为什么我这几年的研究从政治哲学转向了具体的政治现象和不同群体的政治观念。他说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没有一个有经营过企业的经验（这个说法不太准确），更加不懂得如何经营好一个国家。他在和我讲到政治的时候，一直拿做企业来类比，甚至劝我说，如果我想把中国政治研究好，那就得实实在在地去开一家公司。我一开始以为，他是想说只有经营企业才能知道中国政府在产业方面如何调控和部署，但他并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经营一个企业和经营一个国家本质是一样的。这种对中国政治的奇特理解让我感到十分好奇，不知道这在中国中产阶级里面有没有代表性。
我并没有着急没有反驳老朱，只是稍微提了一下说，他对执政党的认同，是不是也有“中产阶级”视角的局限？他沉思了一下，说，他不仅代表中产阶级，也了解其他群体。他经常到全国各地出差和旅行，每次一有机会，回程就坐硬座，和底层的人民打成一片，他们个个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会坐硬座这一点，我并不怀疑，因为他去超市买二十块钱的啤酒（我们并没有喝），都会在群里开AA付款。我们在路上的前几天，他都在盘算着如何从乌鲁木齐回深圳最划算，最后决定多中转六七个小时，省下三四百块钱。他确实乐意跟各种类型的人打交道，也因为他身上没有那种“富豪”气，那些人也愿意跟他多说两句。
那天晚上他的谈兴更高了，一直拉着我聊敏感的话题。他大概是以为我听得进他的话了，想给我重新指一条明路，我也想测试一下他的底线，看看他是不是自己说的那么开明。根据那晚的总体印象，我依然不觉得他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但他讲道理的程度是有限的。他毫不掩饰对自由派的厌恶，说他经常上推特，看各种“跳梁小丑”表演，“这些人都是被西方思想洗脑了”。
“自由派天天危言耸听，说什么‘国进民退’，我告诉你，从我一个做企业的人的立场，根本不存在什么‘国进民退’，政府对我们这些民营企业非常照顾。‘国’和‘民’，利益是一致的，国进才会民进，国退才会民退。”
他怕我不相信，给我看了一下他和一个女士的聊天纪录，这个女士是他公司管理财务那一块的。他们公司前阵子进了一批货，交了上百万的税，后来行情不好，税务局主动联系他们，要把部分税给他们退回去。“这不是我们自己去申请的，是税务局主动联系我们的。”他兴奋地说。我看聊天中显示的数字，确实是给他们退了总共六七十万的税款。
我说这件事我倒不觉得奇怪，毕竟在深圳，民营企业是主力军，怎么也不可能压榨你们，但是你不觉得中国的国企效率确实不太高吗？我正想东北为例，老朱摆摆手说，你又在想当然了，恰好相反，我认为国企是中国经济的“秘密武器”。他说你看这个5G，是华为研发出来的，但要是没有那些国企通讯公司去买，他们研发出来也没有市场。我打住他说，慢着，你说国企的作用就是作为民企的买方而存在的？国企能做买方那是因为他们占有国家给的资源，这能算啥贡献？
他说，那好，我换一个论据，你知道那些军工转民用的技术吗？我说具体技术不知道，但知道有这么一种操作。他说，中国现在市面上有大量从军工转为民用的技术，如果靠民企，很多技术是不可能出现的，这就是中国国企的优势。这方面我确实不算了解，但我问他，美国也有许多军工转民工的技术，但他们的军工并不是国企，这个你怎么解释？你总不能说中国的军工转民用技术比美国的牛逼吧？他一脸嫌弃的表情说，中美发展阶段不同，这个能比吗？
我笑着说，好吧，老朱，我也不跟你杠，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支持现政权最有力的理由是什么？来点干货。他说，你让我想想啊，低头搓搓手，跃跃欲试的样子。
他说，我就从投资的角度来给你分析一下，如果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创业团队，那我为什么会给它投钱。判断一个创业团队有没有前途，要看三点。第一点，是他们的background，第二点，是他们创业以来的表现，第三点，是对他们未来有没有可能犯浑的评估。所谓的background，就是他们团队在各个方面的实力，这一点共产党没有任何问题，无论从官员选拔、晋升机制和党建水平来说，共产党都是一个实力相当强的团队。至于表现，中国这四十年来的发展速度举世瞩目，一个团队能有这样长期稳定的表现，足以让投资人放一百个心。所以最后一点，他们未来有没有可能犯浑，我觉得不会，我相信现在和未来的领导人一定会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他一边说，我一边在手机上打字，他以为我心不在焉还在跟别人聊天，其实我是在做笔记。我打完字，回过头对他说，你又一次把国家政治类比为经营企业，但这里有几个问题，首先，你前面说的表现只覆盖了后面四十年，那前三十年呢？他见招拆招，说没有前三十年的基础，哪来后四十年的辉煌？我说，好，因为你的整个论证槽点太多，我也不在一个小点上跟你纠缠。那第二，我想问你如何看待现在的最高领导人的集权和无限任期？这算不算一种“犯浑”？他淡定地说，这算什么犯浑？国家要调整方向，要纠正往届留下的问题，那就需要集中权力，也要有足够的时间，他所做的既符合党的利益，也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没什么问题。我对着他鼓了几下掌，因为我觉得他作为一个普通的生意人，对国家的政治思考能和搞意识形态的人暗合，着实不容易。
我继续追问说，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这是一次投资，你现在几乎是“all in”的状态，你不觉得你对你刚才所说的最后一点考虑得太少吗？执政党会不会犯浑，我觉得你并不具备预测能力。他摊开双手，一脸无辜地说，我看不到一点犯浑的迹象，国家整体在走向法治和理性治理的状态。我说，现在这种“依法治国”并不是真正的“法治”，真的“法治”至少需要保证两点，那就是司法和立法的独立。他又一次不耐烦地摆摆手说，你这是被西方思想洗脑了！凭什么“法治”就得让司法和立法独立，“党的领导”为什么就不能和“法治”并存？我很想继续反驳下去，比如可以问他“在不存在对统治者的约束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国家的法律真的服务于人民的福祉”，但突然意识到我的目的不是要在辩论中获得胜利（况且我也能预料到他会怎么回答），而是要探索他的信念系统，于是我又打住了。我不太确定他是否读过强世功等人的东西（或者通过某些曲折的转述），但他的辩护思路和他们非常相似。这至少说明了，这一类的政治思想并不仅存在于国家主义的知识精英中。
我放松了一下，对他说，刚才那几个问题是针对你的理论内部的，现在我想讲一些我自己的政治分析。必须承认，我接下来的讲述陷入了一片尴尬。我本来想和他讲我关于中国意识形态空心化的分析，以及政治自由主义的价值证成，但我越讲就越没有底气，因为我已经预料到他的反应：他一定不会觉得那些是问题。对于一个在扩张中的企业，你对他的老板说，你们的企业核心价值出了问题，或者对他说，你的员工无法在工作中获得意义感，他一定不会觉得这些有什么大不了的。果然，老朱听完我的两段讲述，一脸怪笑地看着我，只说了一句，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我感到有点失落，不是因为老朱的防卫是无懈可击的，他的大部分回应都建立在“党不会犯重大错误，即使犯了也能迅速纠正”的基础上，但从他的反应，我不仅意识到他的辩护的局限，也意识到自由主义的价值证成的局限。一种价值证成要能对听众产生说服力，那该证成所诉诸的价值必须能被听众“合理地接受”，问题在于，如果那些价值在听众看来不是价值，或者很轻易地就被其他价值所压倒，那这个价值证成就不可能成功。在老朱看来，“正义”、“自由的学术”和“宗教”等价值，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价值，或者说，他懂得如何将这些价值在“党的领导”的框架下自圆其说，这就是找我的那位有司所说的“我们很支持你做学术研究，但要遵守法律”。我跟他提了一下那些因为维权被抓的人，他一句话就打发了：这些人背后都有人指使，都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不然怎么会被抓？我说，所以你想象不出有人会纯粹为了帮助别人去做这些事是吧？他有点木然，不知道是不屑于回答还是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躺在自己的床上，看着昏暗灯光中的天花板，想起最近吴法天（居然轮到吴法天来写这种文章）写的“扫黑除恶”中的冤案，有些企业家被当成黑恶势力扫掉了。我最后对他讲了一句，除了祝你生意兴隆，我没什么想说的了。
网上流传一段关于八九事件的评价，是以一个曾经的参与者的口吻写的，有人说作者是胡锡进。里面说，他们当初都是希望中国好，但现在回想起来，党的处理是对的，只要改开被证明是正确的道路，那个事件就永远不可能翻案。这就是老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他那天为自己参与过事件而洋洋得意，回头就说，学生永远只会被人当枪使，one hundred percent！
和老朱两天的交流让我受益良多，但在那个晚上以后，我们都发现彼此已经耗尽了互相了解的欲望。这是第一次，有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跟我如此深入地谈论中国政治各个方面的问题。在这篇文章里，我尽量如实地还原了他的一切观点和论证，也没有对他特意丑化，我本人对他的观点有一些评论，但考虑到我和他立场的差别，读者应该能自行对这些评论进行分辨。老朱谈论政治所使用的语言，大量地出现经济、经营和投资的术语，这一方面和他生意人的身份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中产阶级的去政治化倾向。如果他不是一个生意人而是一个IT工程师，他未必就不会使用这样的语言。老朱的去政治化还反映在他对任何民众大量参与的事件的厌恶，比如他对自己曾经参与的八九完全否定，左翼青年、＃MeToo、香港年轻人所做的事情在他看来全是负面的，我不知道这个和毛时代群众运动的后遗症有没有任何关系。
改开四十年，中国共产党用另一套话语取代了毛泽东的神话，话语的信奉者渐渐从工农群众变成了中产阶级。我认为，这套话语至少包含两点，一是“发展是硬道理”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带有强烈的去政治化色彩，二是“党永远不会犯重大错误，即使犯了也会迅速改正”，这一部分在老朱和我的辩论中频繁出现，它乍看起来是政治化的，其实依然有去政治化的味道：它当然是一种“宣传”，但更像一种政治绩效的“广告”或“口碑”；这里面当然有意识形态灌输的成分，但也是一种非政治经验的（片面）总结。这套话语显然是邓时代建立起来的，也是“中国精英阶层的价值共识”的来源。我不知道它是否已经穷尽了自身的“魅力”，或者新的领导人是否在创造一个新的神话，但它证明“左”和“右”、“国”和“民”、“体制内”和“体制外”区分，在中国越来越丧失意义，而且只要这套话语不破灭，自由民主对这些中产阶级永远不会产生任何吸引力。至于第一部分先破灭，还是第二部分先破灭，目前我们完全无法猜测。
有人可能会注意到，这篇文章中的老朱所表达出来的价值观，和任正非那篇文章中的中国精英阶层的价值观是有张力的，这种张力应该如何解释？按照老朱自己的表态，他对那种价值共识是充分认可的，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客套，但在和我的辩论中，他几次打破了我的预设。比如说，在任正非的讲话里，他对西方，尤其对美国，是有很高的认同的，但在老朱这里，就表现出很强的对西方的敌意；任是民企精英的代表，老朱也是民营企业家，但任的谈话中，处处透露着民企的底气，老朱却说出国企是中国经济的“秘密武器”这样的话（且说服力明显不足）；我在写任正非那篇文章中也提到，那种价值共识尽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依然希望中国政治往一个更讲规则的方向上走，这一代领导人打破集体领导制和任期制的做法并不符合他们的期待，然而老朱却自发为这种做法找到了理由。
这些张力，不能简单理解为老朱和任正非在性格、地位、格局上的差别，也不是“公开场合”和“私下场合”的差异所能解释的。我倾向于认为，这种张力反映了邓路线和习路线的矛盾，对他们信念体系所造成的冲击。老朱的反应，是他对这两种路线进行了“中和”，用自己的框架将两种路线解释为一种之后的表现。我相信许多中国的精英阶层，都在自己的信念体系里进行了这样的“中和”，以缓和内心的焦虑和恐慌。也许可以说，在2012年以来的新时代，一部分中产阶级经历了一个“再政治化”过程，从反腐、“核心化”，到修改任期、设立监察委和扫黑除恶，政治触觉和政治合理化已经成为关乎中产阶级生死存亡和身心健康的根本技能。这就是为什么，和文章开头的那批大陆留学生相比，老朱在“去政治化”受挫后的“政治表态”会牵扯得更加广泛，也呈现得更有防卫性。
有人可能会对我这篇文章里得解释进路提出异议：老朱也许不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中产阶级样本；邓时代的路线和新时代的路线或许没有本质的区别；不存在鲜明的“去政治化”，也不存在与之对应的“再政治化”；中产阶级还没有什么能和其他群体彻底区分开来的“价值共识”。我承认我目前的研究样本、研究材料、理论解释尚不足以说服大部分关心类似议题的朋友，我也并没有在这种观察性的文章中做出盖棺定论的意图，但我相信这个方向值得为之付出进一步的努力。如果有朋友愿意就此提出建设性的意见，那我将十分感激，不过，建议我去开公司的话还是算了。
作者简介：陈纯，青年学者，研究政治哲学、伦理学、价值现象学、思想史与中国当代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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