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者按：9月25日，”诺贝尔替代奖”（又称”正确生活方式奖”）揭晓，中国律师郭建梅因多年来为女性争取权益而获此项大奖，但其获奖的消息并未引起中国媒体的关注。有关她获奖的微信文章不断被删除。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郭建梅称，获奖会是双刃剑。自1980年以来，斯德哥尔摩的组织者每年都表彰那些积极致力于消除污染，核威胁，侵犯人权和剥削少数民族行径的活动人士。”诺贝尔替代奖”又称 “正确生活方式奖”，该奖项基金会每年都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个提名建议。然后由评审团选出获奖者，并在每年的12月举行颁奖仪式。
迄今为止，已经有70个国家的174人被授予”正确生活方式奖”。今年的获奖人来自西撒哈拉、中国、瑞典和巴西。他们都致力于争取正义和自决权以及更美好未来的斗争。评委会称：”我们向四位务实的远见卓识者表示敬意，他们努力带动众多的民众捍卫其基本权利，并为地球上宜居的未来而奋斗。”
专访郭建梅：获奖会是双刃剑
德国之声：郭建梅女士，首先要祝贺您今天获得”正确生活方式奖”，也就是常说的”替代诺贝尔奖”！
郭建梅：谢谢，我也刚知道这个消息不久！我收到消息后当然非常高兴，感谢评奖委员会把这个重要、光荣的奖项颁发给我。作为一名公益律师，这是对我工作的支持和鼓励，是对我们在中国妇女人权事业奋斗二十五年的理解和认可。来自远方的这份荣誉让我感到温暖和鼓舞，同时也让我们感到了沉甸甸的责任。这是对约7亿中国女性人权事业的期盼和重托，中国的女性权益在国际社会上受到了高度重视及关注。
虽然这个奖是一个西方的基金会颁发的，中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国情，但是各国民众对于民主、自由的理念却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这个奖是国外颁发给我的，让我百感交集。我受到了来自远方的鼓励和认可，却不是来自自己身边。不过，这毕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公益律师事业的认可，所以我主要的感想还是感谢。
2005年，郭建梅与几名女童合影
德国之声：认可来自国际社会，却不是来自自己国家。那么您觉得20多年的公益律师生涯中，面对的最大困难究竟是什么？最大的成就又是什么？
郭建梅：我们在中国率先开展了公益律师事业来保障人权，并且带动了一批各个领域的公益律师组织的建立，要知道25年前，中国几乎没有公益诉讼这样的概念。我们还通过调研、游说、诉讼、立法倡导等工作结合起来，在法治层面上推动性别平等、保护女性权益的理念。二十多年来，我们帮助了许多权益受侵害的中国女性，她们之前缺乏维权途径、缺乏权利意识，但是在我们的帮助下，非但许多个案中的女性保护了自己权益，也影响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促使大家的法律维权意识提高。
现在，从事公益律师事业的不止我们的事务所，还有许多同行。虽然有些公益律师已经不再干了，但是他们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仅限于个案层面。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实际的立法执法工作都因为公益律师的工作发生了不少改变。虽然，我们公益律师现在没有前几年那么活跃了，我们的工作空间也没有以往那么宽阔了，道路越走越窄，但是我们依然坚守理念和工作，通过层出不穷的个案来影响立法、改变社会观念。
德国之声：您说到活动空间越来越狭小。具体到您自己，比如2010年您在北大的一个公益机构被关闭，2016年，您的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也因政治层面的压力而不得不歇业。您遇到的最大阻碍，是不是这种来自政府层面的压力？
郭建梅：应该是吧。这当然有许多因素。公益律师这个职业在中国是非常艰难的，我称其为”应为而不能为”。所谓”应为”，是因为这太有意义了，尽管中国GDP总量全球第二，但是依然是一个贫困人口、遭遇侵权人口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公益法律援助事业在中国非常重要。”不能为”，则是中国对公益律师的激励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反而还有许多压力。这个职业还能存在，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至于压力，既有来自政治、司法方面的，也有来自基金方面的，还有社会本身对公益律师这个职业的误解。当然政治方面的压力是最首要的。
德国之声：这次获奖，您觉得是否会在实际操作中对中国的公益女性维权事业有所推动？还是说，这反而会导致政治压力进一步加大？毕竟，几年前，您的”众泽”被关闭时，一大原因就是官方认为您的团队接受了境外资金，担心境外势力操纵。
郭建梅：这个问题，现在还很难说。我想，这可能是双刃剑，还可能是弊大于利。但是我依然非常欣喜能够获奖，因为这是对中国公益律师事业整体的国际认可。具体来说，”弊”在于，这种认可来自国际而非国内，这是让人非常尴尬的状态。”利”则在于，毕竟这是一个国际上比较重要的奖项，国内很多(政府)部门的一些有理念的人士，可能会因为这个奖而对我们另眼相看，觉得我们的机构能得到国际认可，一定很出色。当然，到底是哪种状况，现在还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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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路孤军奋战。
她的姥姥，因为只生下了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就被她姥爷休掉了。
她的奶奶，一辈子恐惧爷爷，担着馍去卖馍的路上，又渴又饿也不敢吃怕爷爷打她，硬生生地饿死在了卖馍的路上。
她的家庭情况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是这些经历，极大的冲击了当时还只是个孩子的郭建梅，她不懂，为什么女人生活得就不如男人？可能是带着这股拗劲儿，她硬是从人口大省河南的小村子里考进了北京大学法学系。毕业后，她的工作就没离开过妇女法律。1992年，她参与起草了《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还做了很多妇女权益相关的努力和研究。她太想为中国女性做点什么了。所以，当1995年9月，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上，听到一句“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妇女权即人权）”的时候，她就愣住了。那是她第一次听说“公益律师”，“NGO（非政府组织）”这样的词，也是那一刻她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那时的女性，太需要这样的人了。
一眼望去，太多太多的弱势群体迫切的需要法律援助，要做这件事已经时不我待了。《盲山》这部电影，大家一定还印象深刻。
只说一个镜头：春梅被卖到了山沟里，用好不容易换来的50块钱，逃跑到了镇子上，搭上了公交车。眼看着要成功离开这个魔窟，但是买了她的“丈夫”追到了公交车上，一车的司机、乘客，眼睁睁得看着她被一群男人拉回了拖拉机，而无动于衷。这就是真实事件改编，在当时也引起了非常强烈的社会共鸣。但是由于条件的不成熟，人才的匮乏，尽管国内律师制度是建立了，实际上没人愿意试水，真正做这行的人又少之又少。所以当郭建梅站出来说，“我要做！”时所有人都认为她疯了。她亦义无反顾，辞去了安稳的工作，成为了第一位全职提供法律援助的公益律师。
委托人是从徐州来的，看到她的第一眼，郭建梅就愣住了：这个妇女一只眼睛流着脓，身上破破烂烂，浑身散发着恶臭的味道，看到郭建梅就大哭不止。原来她的儿子意外死亡，尸检时发现三根手指没了，这死亡绝对有问题，但是没人愿意处理这个案子。祸不单行，她又在上访的路上被车撞，走投无路找到了郭建梅。郭建梅接了这个案子。带她去见法官的时候，法官非常不屑“你是找不到案源了吗？怎么给这种人代理？”但郭建梅说：这才是我做律师的意义。她说，因为看到她们实在太苦了。这种弱者的权益才真的应该被保护，否则法律难容。还记得2012年底，有这样一个案子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议。四川资中受家暴妇女李彦杀夫，当时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李彦死刑。根据李彦所说，她的生活就是被烟头烫，被砍掉手指，挨打更是家常便饭，妇联不管，打110也没用，她实在受不了了。有一次被打完后，疼得心慌。一把抢过丈夫刚放下的火药枪枪管，就打在了丈夫后脑勺，在两个人僵持的过程中，又打了他两下…当时郭建梅和她的团队就认为，李彦罪不至死。如果判她死刑了，受家暴的妇女恐怕会迎来更惨烈的处境。最后在他们的努力下，将死刑改成了无期徒刑。经她手的，还有很多12-13岁的少女被绑架强奸案，但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这类犯罪的最高量刑也相对较低，她就努力用各种途径让公众知道这类犯罪的严重性，并坚决要求废除被害幼女的污名化。
这对社会女性来说，真的太重要了。但，另一方面也有很残酷的现实。
那就是在她接手的近5600个案件中，成功率不过一半。
未来的路，道阻且长。
从小因出身被嘲讽，当公益律师被翻白眼，不理解。但她就这么一根筋的坚持。
终究也换回了公平。2005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2007年获得了“全球女性领导者”奖章；2010年获法国西蒙·德·波伏娃女权奖，同年被中国正义网评为“中国十大正义人物”；2011年获“国际妇女勇气奖”；除了这有名有号的荣誉，更支持她坚持这项事业的原因还来自每一场官司之后，她都会收到当事人的感激涕零。
可能有时候的回报只有一捧路边的野花，或者几颗用布包着刚煮好的鸡蛋，再或者，仅仅是那一张布满愁容，双眼呆滞麻木的脸上，终于绽放出的笑容。就是这些简单的回报，让她觉得知足了，值得了。她愿意为了这份幸福感，继续投身于这个世界。
那对于她来说，不是损失。她已经够成功了。上热搜并不是她坚持援助妇女的力量来源。不是她的成功不足以上热搜，是今天的热搜配不上她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