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长平观察：中国环保抗议为什么成功？

我们抗议广州市政府在番禺区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计划。该项目已经启动，但是政府不得不对抗议者让步，宣布停止建设。

十多年来，同样成功的抗议活动也发生在厦门、大连、上海……直到刚刚结束的广东茂名文楼镇居民抗议政府在该镇建设火葬场的计划。经过几天的勇武抗争，该镇党委书记李伟华宣布，永远不在文楼镇建火葬场。同时，抗争中被捕的大约200名抗议者得到释放。

文楼镇的抗议活动明显受到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影响，不仅在策略上有香港的”遍地开花”之势，而且据称喊出了源自香港的口号”光复茂名、时代革命”（推特用户发布）。在香港的示范和激励背后，环保抗议容易成功这个”新传统”是一个重要的背景。

“六四”之后，中国政府对社会控制全面收紧，尤其对游行示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却连一次集会游行示威也没有批准过。习近平上台以后变本加厉，公民社会荡然无存。那么，在如此严酷的政治环境中，环保抗议何以可能胜利？

不谈政治，只谈民生

2009年广州那场抗议活动一个月之后，我被邀请去日本就此话题做了两场演讲。我把演讲的主题确定为”不被代表“。这是这次抗议活动喊出的一个响亮的口号。它的意思是拒绝代表，不选领导，没有组织者。现代政治民主都是代议制民主，从字面上看，”不被代表“是不成立的。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中，这个口号充分体现了公民个体权利意识的自觉。只有”不被代表“，政府官员才能听到真正的民意；只有”不被代表“，才能产生真正的代表。

我在寻求这场抗议活动的政治意义，而且认为只有从政治权利意识的立场出发，才能真正理解抗议活动的真谛。直到今天，我也这样认为。但是，事实上，在整个活动的组织过程中，”政治”恰恰是被组织者和参与者处心积虑避免的东西。

1989年的”六四”民主运动，以及随后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得共产党专制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中国政府采取了”去意识形态化”的宣传策略，把”政治”和”民生”分割开来–政府的合法性不是来自民主宪政，而是改善人民生活。政治敏感，民生优先。不谈政治，只谈民生。发轫于江泽民时代，兴盛于”胡温”时代–这期间，”民生”二字出现在媒体的频率极高， “建设民生（而不民主）政府”成为热门话题。

随着经济发展，环境的代价也日益显露。”民生政府”在竭力抵制国际政治权利公约的同时，参加了国际组织的环保承诺。

于是，环保话题拥有了在高压政治之下的”正当性”。在恐惧之中内化了统治者逻辑的民众认为，谈论政治是敏感的，但是改善民生符合党中央的大政方针。这种”正当性”自觉给予人们带来抗争的勇气。

紧迫性、集体性和示范效应

到了习近平时代，逐渐恢复全面政治挂帅，”民生”有所降温。但是，环保抗议运动的正当性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新传统”。

同时进行的”去正义化教育”还让人们认为，普遍的、抽象自由、民主和公义没有意义，甚至并不存在，但是具体的、眼前的利益可以而且应当欲求。”保卫家园”的环保抗议恰好具有这样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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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为污染工程审批门槛高，往往是腐败的重灾区。卷入权钱交易的地方官员，往往采取黑箱操作，不到万不得已不向民众公开。受影响民众知道情况的时候，往往属于”生米快要煮成熟饭”的紧急关头。这就进一步增加了环保抗议活动的紧迫性。

同样被认为是民生范畴而且十分紧迫的房屋拆迁抗议，往往都会遭到残酷打压。这是因为拆迁可以分而治之，一一化解，最后留下几个”钉子户”重点铲除。但是，政府和发展商对环保问题很难采取同样的策略，因为它涉及的一定是整个集体。这就是它的第三个特征：集体性。

最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抗争的示范效应不容忽视。厦门、大连、上海、番禺……茂名文楼镇的抗议者们不甘落人之后，地方官员在妥协退让时也不怕犯错。不用说，香港抗争的巨大成功，更是激励了文楼镇的抗争者。

殊死抗争，不被代表

正当性、紧迫性、集体性和示范效应给予了抗争者巨大的勇气、决心、力量和坚韧。并非环保题材本身，而是这种勇气、决心、力量和坚韧让当局感到害怕。

这就是为什么，并非所有的环保抗议活动都能取得成功，也并非所有的政治抗议都会失败。前者如成都彭州市化工项目，虽然当地民众努力抗争，但是仍然被官方无情镇压。后者如广东乌坎村民争取村委会选举权利，勇武抗争之后仍然获胜，尽管后来又被政府无耻地秋后算账。

在文楼镇抗争活动中，同时出现了”光复茂名、时代革命”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标语口号。其实，后者并不能帮助抗议者免于被镇压。当局比民众更清楚，天下并没有脱离政治的民生，民生就是政治的一部分。因此，并不会因为其环保性质而不予以无情镇压，而且公权力的暴力将会日益升级。但是，由于上述特性，抗争者为了保卫家园也殊死抗争，事实上实践着”不被代表“的政治权利。经过几天”血战”，文楼镇居民迎来了胜利。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