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社会，“热”因大众喜爱而起，追星乃民间事，与政府无涉。“钱热”显然不同，其“热”生于官方的默许、存于官方的支持。
夏志清先生之鼓吹原与大陆官方的革命文艺路线背道而驰，未料钱深得行革命路线当局的接纳又极聪明而识时务，“钱热”于是应运而兴风生水起。
因为“热”，学人变为名人，学问化作时髦，札记《管锥编》竟成畅销书被抢购收藏。见文人学者“钱粉”亦言必称钱杨，然若以学术标签必见笑于方家，若为借光则未必值当。
“钱粉”知道钱钟书，在早是从夏志清先生对小说《围城》的称“最”八十年代传到大陆之后。青年时代的我也趁热找书来读，却觉无味，认真读更失兴趣，惟其认真终于放下，后悔追风。当时京城我的阅读圈里流传着一个评论“不就是个大相声嘛”，还不提神。
因此《管锥編》就先去请教一位国学老先生，告曰博闻强记；—见解呢？未得下文。于是我很快置身“钱热”之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钱杨，已是二十年后读到《我们仨》时。
《谈艺录》，夏志清“巨”评为“眼光正确，范围惊人，旁征博引”，推为“中国诗话里集大成的一部巨著，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洋批评来译注中国诗学的创新之作”。
然而，“广采西洋批评来译注中国诗学”是否适当，还是问题。中西文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审美范式，而不同范式不通约，不通，何以为评？
《谈艺录》早成，夏承焘《天风阁学辞日记》中有及。夏评“博闻强记，殊甚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取证稠叠，无优游不迫之致。近人著书每多此病”。夏承焘的批评具体而实；夏志清对钱之称“最”称“巨”实为“热”评，“热”地就不是究其实的所在了。谈及钱《写在人生的边上》，学辞日记中说“纯是聪明人口吻。往年在上海见其人数面，记性极强，好为议论”，“其逞博处不可爱，其持平处甚动人”。
钱之文字以旁征博引胜，然仅“逞博”尚不足称见识成学问。
“热”过，旁征博引的钱书会随之沉寂。没有热过的夏承焘却会跟他的辞学研究与诗词流传下去，为后来的学者与读者知道了解和记住。
“钱热”多方映射着那个社会的贫瘠，无论是人文精神还是学术规范，无论是“热”主的机巧还是从众的亢奋。
夏承焘（1900-1986）钱钟书（1910-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