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苏联道路对全世界的感召
因为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信念颠覆了文明世界的基本原则,除了别有用心的德国人外,新生的革命政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西方的敌视。一战结束后,西方列强对苏俄组织了武装干涉,在干涉失败后又长期拒绝承认苏俄政权。苏俄一直处在文明世界的孤立和封锁中。
但西方的敌视并不能消除苏俄革命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吸引力。革命多是社会弊病无法以和平手段解决,长期累积形成社会危机而触发的。不发达国家多是烂污国家,社会组织方式有着严重问题,而统治者一般都贪得无厌,鼠目寸光,不愿意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化解危机,于是在这些国家中的浅薄知青心目中,革命自然便成了人民获得解放的唯一出路。在他们看来,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共产党人要建立的是一个消灭压迫、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与人世间一切不平等的地上乐园。这美好而崇高的理想自然会对他们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吸引力。
一国内如此,全世界范围内也如此。所谓“世界革命”之所以有可能发生,同样也是因为国际社会政治结构中存在着重大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向不发达世界疯狂扩张,引起了不同文明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剧烈冲突。中国那愚弱的古老文明大国经不住西方文明的冲击,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险。在所谓“救亡”的热潮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苏俄。它同样遭到列强的敌视与侵略,然而不但击退了西方列强的武装干涉,还创造了一系列经济奇迹,在短期内就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变成了军事强国。从表面上看来,十月革命的道路为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强国提供了一条诱人的捷径,尤其这条路乃是咱们走熟了的轻车熟路——它并不需要建设性的智力以及旷日持久、滴水穿石的制度改革与建设,需要的只是造反杀人与阴谋诡计,而这从来是中国的国技。
列宁那不世出的战略家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把第三世界国家看作是苏俄打破西方列强封锁的天然同盟军,抛出了“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理论。这理论彻底迷住了落后国家浅薄知青们,使他们更加向往那“人类的曙光”。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将这理论的巨大“启蒙作用”说得很清楚:在听到那阴谋论之前,中国知青们还未丧失神智,并未把西方列强看成是一个整体,中外冲突都是作为个案来看待的。而且他们也知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的简单道理。要争取列强平等待我,就只能如日本那样自强起来。然而在学习了那阴谋论后,一切便在刹那间变得豁然开朗:原来帝国主义才是万恶之源,本国统治者不过是他们扶植起来的走狗而已,要打倒本国反动派,首先必须打倒帝国主义,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就必须与苏俄老大哥携手奋斗。
即使在发达国家,苏俄对左派知识分子们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当时资本主义恰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马上就要垮台的样子。最强烈的是两次冲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与30年代大萧条。
第一次世界大战乃是工业国家首次倾全部经济力以搏的total war,资本主义的机器大生产变成了机器大杀人,由此造成的巨额伤亡在历史上见所未见,令人民目瞪口呆。
在1916年7月间进行的索姆河战役中,英军先以强大炮火轰击德军阵地,每日发炮10万发,连续炮击长达7天之久,向25英里宽的阵地正面倾泻了70万发高效炮弹。炮击停止后,英军指挥官对士兵们说,上去吧,你们连枪都不必放,走过去占领阵地就是了,德国人全都死光了。于是大兵们便上去了。不料狡猾的德寇执行了伟大领袖的教导:“深挖洞,广积粮,要称霸。”在极深的地下坑道中耐心等待着风暴过去。等到敌方炮火开始延伸射击后,便一个个钻了出来,用重机枪狂扫前来送死的英军。发起攻击的第一天(七一建党节),英军伤亡高达5万8千人,开创了至今尚未被打破的战争单日伤亡最高纪录。战役持续了4个多月,直到11月18日才无结果而终。双方伤亡约134万人,其中英军45万余人,法军34万余人,德军53.8万人。英法军取得的唯一战果是将战线推进了9.7公里,平均每公里消耗13.8万人。
劣质油画:英军在索姆河会战中跃出战壕,发起冲锋,前去送死
英军炮击留下的巨大弹坑
一战给人类带来了见所未见的巨额人命损失:1千6百万人死亡,2千1百万人负伤。参战诸国打得五痨七伤。战败国不必说,就连战胜国的人民也蒙受了巨大的牺牲。英国有许多村庄全村青年一道参军,编在同一个部队里。战后有的村庄竟然无一人生还。活下来的人也备受心理伤害,有的甚至是终生的。据战后拍摄的医用纪录片,有的士兵在战场上吓破了胆,从此哆嗦不停,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就往桌子底下钻,完全成了废人。还有大批毒气中毒的后遗症患者,或失明,或终身为病痛折磨。
大战引起了欧洲知识界对西方文明的空前幻灭。此前知识界坚定地崇拜科学技术,认为那是社会进步的指针,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却赋予了人类空前的自相残杀的能力,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西方文明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病,左派队伍空前壮大。有的人甚至重新审视原来为他们鄙视的东方文明,将东方文明理想化,向往消极平和的东方哲学。这让某些中国知青很是自我陶醉了一番,我记得家里有几份旧书报的作者就曾因罗素盛赞中国而欣喜如狂。
大战后,欧洲平静了一些日子。到了20年代,经济开始繁荣(破窗理论?负帕累托效应?)。可惜好景不长,1928年,因苏联大量出口木材,国际市场木材价格暴跌。1929年,加拿大小麦生产过剩,拉动美国农产品跌价。农业衰退迅速波及股票市场。1929年10月29日,华尔街股票暴跌,美国金融界崩溃。灾难迅即波及至全世界,引起持续四年的世界性的大萧条。1932年,美国失业人数高达1370万,德国达560万,英国280万。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然而苏联却在危机中一枝独秀,没受到什么影响,正当美国在1932年工业生产力降到不到1929年的一半时,苏联的工业产量却直线上升。所有的这一切似乎都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没落腐朽,而社会主义制度生机无限。
大萧条的冲击造成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公众的政治立场大幅度两极分化。民主政府在应对危机中显示出来的无能,以及自由资本主义显示出来的弊病,使得人们怀疑民主制度相对独裁制度是否真有优越性,而“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又是否合理。一时间,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两者看来都走到了穷途末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liberals)们纷纷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右派知识分子(conservatives)则为极右的法西斯主义吸引。这个趋势在受大萧条打击最沉重的德国表现得最明显。在大萧条发生前,无论是德国共产党还是纳粹得到的选票都很少。大萧条发生后,两党所获的选票都急剧上升。这说明民众普遍对软弱无能的民主政府丧失信心,希望能选出一个强大的独裁政府来结束灾难。
英国作家威尔斯在1934年访苏会见斯大林时对斯大林说的话似乎反映了当时力薄儒们的普遍心态:
“我对美国的访问刺激了我的脑筋。旧的金融世界正在崩溃,该国的经济生活正在按新的路线重新组织。列宁曾说:‘我们必须学会做生意’,从资本家那儿学。今天,资本家们必须向你们学习,以掌握社会主义的精神。在我看来,美国正在发生的是一场深刻的重组,是创立计划经济亦即社会主义经济。你和罗斯福从不同的起点开始,但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在想法上有无联系或是想法上的亲缘关系?我在华盛顿时,注意到他们在干与这儿相同的事:他们在建办公室,创立若干新的国家调控机构,组织长期需要的公务员服务。他们需要的和你们一样,都是指令的能力。”(笔者根据会谈记录译出)
有趣的是,这似乎也是右派的感觉。无论左右都把大萧条看成了民主资本主义的丧钟,都把国家干预经济看成了解决危机以及避免危机再度发生的唯一途径。个人认为,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能理解极右的法西斯主义何以在意大利、德国与日本勃兴。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极权国家,苏俄向全世界展示了“举国体制”应对危机的强大能力。这不但给意大利与德国的法西斯分子提供了灵感来源,也影响到善于捕捉西方动态并加以模仿的日本。据日本学者研究,同样遭到大萧条重创的日本对苏俄以及后来的德国的政体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必须强化国家统制资源的权力成了朝野共识。善于学习西方的日本把苏俄和纳粹的模式看成了世界大趋势,认为未来的国际生产竞争就是抢夺资源的战争,而民主体制显然不能胜任这任务,日本就此走上了军国主义的不归路。
因此,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似乎可以说,苏俄的问世,启迪催生了国际法西斯运动。
苏俄的贡献还不光是思路上的。斯大林在击败了党内左右反对派之后,为共产国际制定了新方针。他把社会民主党人当成了最危险的敌人,说社会民主党其实是“社会法西斯党人”,理论上是社会民主主义,实践中却是“社会法西斯主义”,并命令全世界共产党人与这“最危险的敌人”作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原是德国第一大党,德共的选票也不少,如果两党联合起来,完全可以在1932年的选举中击败希特勒。然而德国共产党奉命把社会民主党当成了最危险的敌人,使得纳粹在该次选举中脱颖而出,变成了德国第一大党。希特勒才能在次年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总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希特勒上台后,最先遭到摧毁的就是德国共产党。德共本是欧洲最大的共产党,从此一蹶不振。
过去史家都把斯大林这一政策视为蠢动,认为斯大林把自己的死仇扶上了台,著名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夏伊勒就持此观点。但近年俄国学者拉津斯基却提出,斯大林并未失算,他的原意就是要牺牲德共让希特勒上台,以打破西方对苏联的敌意与封锁。此说没有直接证据,但客观效果似乎确实如此。纳粹德国崛起后,引起了英法的担忧。为避免战争再度爆发,英法都开始接近苏联。而苏联则一跃而为世界反法西斯的明星,成了“集体安全”体系的最热心的鼓吹者。1934年,苏联加入国联并成了常任理事国,还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结成了盟国。
作为“国际反法西斯的旗手”,苏联的国际威望迅速上升,吸引了大批西方的自由知识分子。英国作家威尔斯、萧伯纳、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纪德先后访问了苏联。萧伯纳对苏联和斯大林赞扬备至。威尔斯虽不喜欢斯大林,但仍在回国后发表文章,说什么:“我从未见过一个(比斯大林)更公道、更坦率、更诚实的人。”罗曼罗兰虽然看出了底细,并把真实感受写在日记里,甚至在日记中愤怒地呼喊:
“这绝对是失控的专制制度,人类正义最神圣的法则,最基本的自由已无任何保障。我的内心在发出痛苦的呼号,我要反抗。我在抑制自己要说、要写的欲望……”
但他却规定那日记在50年内不得发表,就连片段都不行。不仅如此,当纪德从苏联回来后发表了《从苏联归来》,说出了铁幕后的真情之后,罗曼罗兰还要骂他“丧尽良心”。罗曼罗兰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那还是出于投鼠忌器的需要。当时苏联正扮演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坚定的旗手。在他眼中,纳粹的威胁比苏联可怕多了,为了不影响世界反法西斯大业,当然只好为苏联隐恶扬善了。
可惜临近大战爆发时,“反法西斯旗手”却来了个U转。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秘密瓜分了波兰,纳粹并承认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两国为苏联的势力范围。9月1日,纳粹入侵波兰,二战爆发。苏军随之入侵波兰,于9月17日与德军在布列斯特会师,共同完成了对波兰的瓜分。
斯大林对此举非常得意。当时苏共宣传部门给基层下发的宣传资料上画了两个三角形,第一个三角形的顶端是英法,下面两个角分别为苏联和德国。图样下的解释是:英法帝国主义想让我们这样,那意思就是想挑拨德国与苏联打起来,他们好坐山观虎斗。第二个三角形的顶端是苏联,下面两个角则分别为英法与德国。图案下的解释是:斯大林同志把局势变成了这样,那意思就是斯大林略施小计,便让英法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与德国打起来了,而苏联则可坐山观虎斗。
斯大林此举,对苏联国家利益究竟是福是祸,还真难说清。但在当时,它使得苏联在西方的形象受到严重伤害。若干原来亲苏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对苏联感到幻灭,许多共产党员因此脱党。后来那个向尼克松检举苏联间谍希斯的钱伯斯,就是因为斯大林干的这桩烂事才愤而脱党的,此后便一直向联邦政府检举国务院官员希斯是他在共党内部的上司,也是莫斯科的间谍,但一直无人理睬,直到多年后找上了尼克松。
趁着英法向纳粹宣战,欧洲强国无暇旁骛,斯大林开始不动声色地扩张领土。1939年11月30日,苏联大举入侵芬兰。一个庞然大物竟然去入侵一个蕞尔小国,引起了全世界的愤怒,1939年12月14日,苏联被国联开除。那个半年前还在口口声声主张“集体安全”、“制裁侵略者”的“世界反法西斯旗手”,如今却露出社会帝国主义的本相来,其国际声望跌到了最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