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自由谈上我很喜欢读罗志田先生的杂文，因为钦佩史家的学养。一直想当面请教。读其“陈寅恪的一名两制”后，找到了结识罗先生的方式：不打不成交。
他在文章中说到“名从主人”。这里既有主与客，又有字和音的关系，二者交织在一起，似乎不支持罗先生的推论。什么是“名从主人”，典型的例证就是韩国首都的名称，我们改“汉城”为“首尔”就是“名从主人”。我们没有道理为人家的首都起名或不遵从人家现在的名称。时下关于陈寅“恪”的争论，不是关于“名”，而是关于“音”，没有人为陈先生改名。我们都是中国人，一般而言，我们在汉字面前没有主客之分。但是如果一个字在字典中有两个音，名主对大家的发音有所希望，便存在一个“音从主人”的问题。而如果字典中只有一个发音，在正式的场合就没有选择。偏偏希望大家发一个字典上都没有的音，只能说是一种霸道。你以为你是这个字的主人，其实不然，你和大家一样，我们都是汉字的子孙，汉字前的过客。
罗志田先生说：“其实两种读音都为陈先生自己所用，不过一以对内，一以对外而已。”这是没有根据的。一个人的名字，别人念叨要比自己道白不知频繁多少倍，有的人甚至从不说自己的姓名。所以陈寅恪先生在国内未必面临非要读“恪”的时刻，而在用罗马字注音时实实在在遇到了标音的问题。为什么陈先生在读音上不会是一以贯之呢，我们指的是正式的场合？为什么要将一种专横的文化逻辑强加给陈先生呢？
罗志田先生文章的结语很有味道：“有时书面史料不一定就比口述史料更可靠——如果陈家人及其学生都读若què，而有学者竟能以某种书面史料‘科学地’纠正上述人的共同‘错误’，这是知识的力量，抑或史学的悲哀，还真不好说。”他讲的书面史料当指陈先生注册时的罗马字。但字典上的不二标音难道不是更大的“知识的力量”。“史学的悲哀”，说得太好了，宏观上那是陈先生和一代中国史家的最终命运，微观上那是解析这道文字游戏时今人在方法论上的狭窄。恪读作que
的历史透露着什么，毫无疑问是需要解说的。
que是恪的地方音，有人说是客家话的发音。为什么地方音很多，大家将一个字典上都没有的发音独独用在中国现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身上，几乎看不到如此方式用在别人的姓名上。我以为，首先是“套近乎”的心理。que是地方音，也就是陈先生家里人称呼他时的发音。最亲密的朋友跟随这种发音是颇可理解的，是亲近、不见外的表达。而更外一层的学人，未必能出入陈宅，但能够频繁地听到寅恪密友说“寅恪”时别具一格的发音。最初听到必会诘问，答复是：人家家里就是这么叫的。于是有了发生学的第二层理由：向他人显摆——我知道大师家里的事情，你们不知道；学问大的人如此读这个字，这么读是有学问的标志，不这么读就丢人了。一个字典上没有的发音飞落到最伟大的学问家头上，决非偶然，因为大家敬仰学问，因为汉字和大学问家一样高深莫测。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敬畏汉字的，我的大课160人上，每年一度的大名单中必有我读不出的字。
对大学问家的敬畏、高攀、套近乎、吹嘘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来往、乃至近乎迷信的崇尚，都有庸俗的一面。但是在一个扫荡和打压文化的年代，即使是硬币的丑陋一面也发挥着积极的功能。陈寅恪面临新政权的最初一刻便道出了最硬朗的话语：要我主持历史所的工作，该所就不可以设党支部，请毛公或刘公为此写个字据。那是一次罕见的、也只能是短暂的客（真巧，又是一个ke字）大欺店。说出这种大不敬的话语后的十余年间，他一直领取381元月薪，在经济困难时期每日特供四瓶牛奶，中山大学在其家门口专修一条水泥路供盲翁散步。在那个九丐十儒的年代，这待遇独一无二。奇迹为什么会发生？归结为父母官陶铸礼待知识分子恐怕没有找到根源。因为以陶铸的文化水准难以判定陈寅恪之高深，陶铸极可能是从毛泽东那里听说了陈寅恪之稀罕，窃以为一定程度上，他是代毛泽东礼遇陈寅恪。
对学者的崇尚是一枚硬币。硬币必有两面。其正面是对文化的尊重和向往，负面是人性中庸俗、虚荣的一面，是攀附，是装门面。硬币的负面，导致了que的发音，也通过政治家微妙迂回的心路，一时间保护着中国最后的大师。陈寅恪创造了若干文化奇迹：失明还能写书，那年代知识人中唯一全面保持尊严的，名字的发音争论至今。但是这位新旧之交的学术巨子的文化使命——结晶其毕生所学，注定是“断肠史”（见其临终自撰联语）。如果他完成了使命，后人几乎一定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谈论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