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欢迎霍梅尼回国的人潮中,有不少受过西化教育的城市中产;保守的宗教界人士则有700人被霍梅尼处死。

文|柳展雄

关于伊朗,互联网上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对比图:

超短裙和黑袍的意义一目了然,1970年代末革命之前的巴列维政权虽然专制腐败,但至少伊朗城市生活还算开放而现代,结果巴列维倒台后惨遭以霍梅尼的神权革命政权反攻倒算。

开化进步的世俗独裁者,与愚昧迷信的宗教保守乡民,似乎高下立判。

不过,霍梅尼上台、伊朗走向神权的过程,远不是宗教狂热的土包子愚民造反这么简单。

乡下人不革命

根据网上普遍流传的说法,巴列维时代的物质享乐只是少数城里人的特权,广大农村人口沦为了财富分配不均的受害者,又看不上城里人腐化、糜烂、世俗化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怒火缔造了伊斯兰革命,最终吞噬了伊朗社会曾经的开放和自由。

1960年代伊斯法罕附近的农村

事实上,伊朗农民并不热心革命,在推翻巴列维王朝的运动中,广袤的农村地区安安静静,农业人口则全程沉默,对霍梅尼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从1960年代开始,巴列维政权早已通过土改,以近乎苏联斯大林时期的手段和模式,消灭了乡下的传统势力,也控制了农村的政治经济生活。

作为广义上的右翼威权领袖,巴列维搞土改并不奇怪。

1965年,土改时期的巴列维国王伉俪

冷战时期,土改并非左翼革命的专利,美国官员和知识分子曾长期认为,土地改革能确保公平公正,促进经济发展,避免激进革命。

吴庭艳、李承晚等右翼威权领袖都曾接受美国专家指示,要抢先打土豪、分田地,不留给极左分子动员农民造反的机会。

不过,伊朗的土改比其他亚洲威权政权都走得更远。

1960年代,巴列维国王宣布发起「白色革命」,通过六项具体方案,自上而下改造封建体制,首先就是规定地主拥有的土地上限(可灌溉土地10公顷或旱地15公顷),超标土地全部由国家强制收购,再出售给农民,后者可分期15年购买。

土改运动中,巴列维国王亲自颁发土地证明文件

白色革命也打击了教士阶层,巴列维下令没收清真寺名下的土地分给农民,触及了约占全国耕地面积30%的宗教地产。

1971年时,伊朗92%的农户都有了自己的耕地。

伊朗土改并未止步于此。巴列维不但将农村水源、灌溉系统、森林和粗放牧场都收归国有,还在1970年代发动了白色革命的第二阶段,将分给农民的土地再收回来,由政府统一安排乡村的生产和消费。

1972~1975年,白色革命第二阶段在胡齐斯坦省试点,成功后于1975年6月推广到全国

在国家安排下,农民们交出地产,加入「农业综合企业单位」。为了建成这种神似斯大林模式的体制,巴列维政权不惜以军队打压抗争,用推土机铲平农民家宅,驱赶民众加入「集体农庄」。

分到田地的农民,没过多久就重新丧失了土地。

伊朗农业集体化的后果与苏联大同小异,白色革命迅速把这个粮食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每年须进口小麦250万吨、大米30万吨,农业只占GDP总量9.7%。

巴列维父亲礼萨汗早在1920年代就曾表示,钦佩斯大林模式的冷酷和苏联人工作纪律的严格,誓言要「让伊朗人认识到,他们早晨起床就必须去工作,一整天都要努力工作」

所有人都成了输家,除了国王及其亲信。在白色革命后期,巴列维把土改当作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严惩异己的地方豪强,把地产赏赐给亲信,尤其是军队高官,军方在1979年革命期间没有倒戈。

农民则在集体化过程中化为一盘散沙,生产生活由国家统一规划,没有了自治和组织造反的能力。巴列维在位的时候,农村服从于巴列维的官僚;霍梅尼上台后又服从于霍梅尼的官僚。

最有进取精神、敢想敢做的农民,则选择了去城市闯荡。他们生存艰辛,聚居在德黑兰贫民区十几个人一间的群租房里,每天艰难地挤车上班,但也因为赶上了城市化发展期,收入水平好于在老家种地。

「白色革命」中开始拥有投票权的女性

即使不堪重负,底层农民工也并不一定要追随霍梅尼这样的宗教革命者。传统什叶派思想并不宣扬造反精神,更多强调忍耐现世苦难、忠于人间君主,在虔诚保守的普通百姓中影响巨大,代表作如《天堂之谜》是伊朗最畅销的书籍。

巴列维覆灭的过程中,直到国王流露败相,各路政治家才煽起劳工群众,要求分享政权。

那场最终将伊朗女性包裹在罩袍里的革命,并非来自「愚昧落后的社会下层」。

革命热情最高涨的,是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

巴列维的敌人

1978年,伊朗革命的中坚力量一目了然:商人罢市,学生罢课,50万德黑兰市民高喊「处死国王」、「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等口号。

商人造反是伊朗社会的悠久传统,商界组织「巴扎」类似欧洲中世纪行会,在经济上绝不欢迎西方资本的竞争,热衷抵制洋货,反对外资企业涌入。

在巴列维的亲美政策下,西方资本迅速冲击了伊朗传统的巴扎摊贩、零售店。

1951~1953年,首相摩萨台发起石油国有化运动,没收外资,与美国敌对,商人们追随其后,参与抗争,呼吁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巴列维国王。

失败后被送上法庭的摩萨台

此外,巴列维政权虽然对外开放,但作为右翼威权政府,与李光耀、弗朗哥等政权颇有差异,对自由市场极不友好,反而有强烈的统制经济色彩。

「白色革命」中,伊朗政府强迫企业吸纳雇员入股,其中私企要出售30%~49%的股份给劳工分红,此外还有专门补贴的工人福利银行和工人信贷合作社,政府为工人提供房贷,开办夜校学习班。

1970年代中期,城市物价飞涨,巴列维怪罪于「投机倒把」的商人,由胡韦达首相颁布《反牟取暴利法》,两周内逮捕了7750名商人,查封600家商店,至1975年底,全国18万巴扎商人被判罚金,23万店主遭到取缔。

1971年的德黑兰

一时间,资本家如惊弓之鸟,纷纷将资金抽往国外,伊朗经济形势大为恶化。

屡次遭到割肉的资产阶级,被国王亲手推向了革命者阵营。

霍梅尼旗帜下最忠诚的「下层」革命者,是这些巴扎商人中的下层人士,他们和神学院学生一起构成了霍梅尼最忠诚的基本盘,与真正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格格不入。

通过商业网络,巴扎商人在国内运输、传播流亡革命者霍梅尼的演讲录音磁带,还成立伊斯兰联盟协会,向霍梅尼派系提供资助。

因此,当代伊朗的不少军政要人都出身于巴扎商人,印证了商界对伊斯兰革命的巨大贡献。

霍梅尼流亡归来时驾车去机场接他的,是蔬菜巴扎商人拉菲克道斯特,此人后来成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部长,还担任过最大的国有慈善基金——受压迫者和战争残疾人基金会的主席。

霍梅尼政权的另一要员,商业部长阿斯伽罗拉迪,也是巴扎商人出身,在两伊战争期间掌管了国家采购与分配的大权。

1989~1997年担任总统的拉夫桑贾尼,父亲是克尔曼省农产品大商人,生产和经销开心果,拉夫桑贾尼14岁便被送到什叶派圣地库姆学习宗教,成为霍梅尼的忠实信徒。

· 1979年2月霍梅尼宣布任命临时政府总理时,拉夫桑贾尼坐在他身边

最近成为媒体焦点的伊朗将军卡西姆·苏莱曼尼,其父亲也是克尔曼省的开心果种植园经营者,而伊朗的农产品市场在巴列维时期几乎被外资占领。

1978年革命中,愤怒而躁动的工商业群体发起了复仇。

霍梅尼的面纱

1979年2月,霍梅尼结束了15年的流亡生涯,从海外归来。欢迎人群中,有贫民窟居民,有资产阶级和市民,其中包括大批受过西化教育的女性,比如伊朗的第一位女性法官艾芭迪。

伊斯兰革命后艾芭迪被剥夺法官资格,转行成为律师和人权工作者,多次代理敏感案件,200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遭政府没收奖章和证书。

这些听摇滚乐、穿超短裙的城市精英,之所以愿意跟霍梅尼合作造反,除了共同的敌人巴列维之外,也因为他们深信世俗化是大势所趋,并不认为愚昧迷信的宗教保守力量值得担忧。相比之下,极左的马克思主义者才真正令他们忧心忡忡。

而且,当时霍梅尼至少看上去并没有多少真实实力。

霍梅尼的一生中,客居伊拉克的时间多于在伊朗,被认为缺乏国内群众基础,革命初期只是凭借着长期流亡、先知先觉的资历,在道义高地上受到各党派和示威群众的尊敬。

流亡中的霍梅尼

追随他的教士也只是一小撮人,因为巴列维政权虽然高度世俗化,却远不是伊斯兰教的敌人。老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建立的清真寺数量前所未有,巴列维本人也经常搬出古兰经,声称其白色革命符合打击富人,帮助穷人的宗教理念。

传统上,什叶派也以倾向王权而著称,更愿意捍卫君权神授的古老传统。尽管土改触动教士集团的利益,但他们并未因此而普遍投向霍梅尼。

1950年代,大多数教士也都支持巴列维国王,站在民族主义者摩萨台的对立面。图片据说是巴列维亲吻参与打倒摩萨台的教士阿布-卡西姆·卡沙尼

霍梅尼将要选择的政教统治道路,也与传统什叶派为国王充当顾问的做法大不相同。

不过,这一点当时并不为知识分子和商人所知,他们相信,一旦革命成功、国王退位,教士们自会按照什叶派传统退居二线。

革命初期,霍梅尼本人也尽力表现得人畜无害,跟自由派、民族主义者、世俗左派都能友好相处。1978年11月,霍梅尼接受英国《卫报》采访,表示:「我不想拥有权力或政府的掌控权,我对个人权力不感兴趣。」

这种说法也不无根据,革命后的临时政府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并未把持重要职位,总统和总理分别由民族主义者巴尼萨德尔和世俗派巴拉尔甘担任。

按照霍梅尼当时的说法,他既不准备推行政教合一,也不会强迫女性戴上罩袍。在教义方面,他的态度模棱两可,表示不支持一夫多妻制,「男人结婚,一个老婆就够了。」

在公众眼中,霍梅尼清贫简朴,形象与甘地大同小异,是一位正直而略微有些迂腐的老头子。

对这种过于刻意的圣雄形象,伊朗自由派并非全无戒心,但这位70多岁、一生折腾的老年人,看上去似乎也撑不了多久。

崇尚暴力的「人民圣战者」,尽管与霍梅尼的伊斯兰共和党颇有冲突,甚至以炸弹袭击其高层干部,但对霍梅尼本人也保持尊敬,不敢批评攻击。

然而,不久之后原教旨主义者便撕下了伪装。

革命之路

1979年3月7日,霍梅尼下达强制女性戴头巾的命令。革命从此不断推进,11月伊朗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扣押人质后,霍梅尼更是趁势清洗亲美的自由派分子,并查封电影院、歌舞团等娱乐场所。

1979年3月8日,抗议头巾令的伊朗妇女

对此,伊朗革命中的另一股重要力量——左翼人士也乐见其成,即使对妇女节的反头巾游行也作壁上观,没有伸出援手。

和宗教保守派一样,左翼也不喜欢巴列维时期的十里洋场花花世界。遍布各城镇的酒吧、赌场和歌舞团,本来就象征着美式文化的腐蚀,是国王用娱乐业麻痹劳动人民斗志、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

在街头手举《青年列宁》和《俄国革命史》的伊朗人民党女青年,德黑兰,1978年

美国使馆人质危机爆发后,左派更是把精力集中于对美斗争,无心反对霍梅尼的宗教保守化举措。

等到左派终于跟霍梅尼翻脸的时候,其他能伸出援手的派别都已不复存在——自由派盟友已遭清洗;什叶派内部的宗教异见人士则死得更快,有700位教士因为倾向君主制和政教分离传统而遭枪决。

到1983年5月为止,霍梅尼已经逐渐清除了所有政敌,再也没有人能阻止黑袍和头巾了。

同年8月,政府废止一切世俗法律,建成神权统治。宗教狂热分子恫吓、侮辱那些不戴面纱的妇女。公共场所实行两性隔离,从海滨游泳池扩展到学校、公园、饭馆,甚至异性朋友的握手及脸上亲吻礼也受禁止。

革命期间挤爆德黑兰机场的各国侨民

从此以后,伊朗的电影电视里不再允许出现男女亲昵场面,女性形象必须恬静、全身包严,不得眉目传情、搔首弄姿。

广播停止播放西方的摇滚乐、爵士乐等等,只允许播放伊斯兰音乐和军乐。禁娱力度越来越严格,连下棋、打扑克都归类为非伊斯兰文化而受禁止,直到两伊战争结束,神权政府才稍微放松禁令。

革命后伊朗女性的标准形象

自此,巴列维时代开放、世俗的现代城市生活,只能化为泛黄的老照片,多年来被互联网传颂不止,成为伊朗并非从来都保守僵化的证据。

至于现实中的伊朗人,则仍然要为了最天经地义的个人自由,而付出正常社会下不可思议的牺牲。

2019年,29岁伊朗女孩萨哈尔·霍达亚因试图入场观看足球比赛而被逮捕起诉,于9月在法庭门前自焚,一周后不治去世

参考资料:

[1]Democracy in Iran: Why It Failed and How It Might Succeed, Misagh Parsa
[2]《伊朗的民主》,米萨格·帕沙
[3]《摩登时代》,保罗·约翰逊
[4]《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陈安全
[5]《伊朗伊斯兰教史》,王宇洁
[6]《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研究》,冀开运
[7]《世界土地所有制变迁史》,安德罗·林克雷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