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力量办大事”战胜病毒？时评人长平认为，每一次的灾难，都成为政府进行更加严密的社会控制的演习机会。
这个笑话在中国被反复改编，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发生后也不例外。武汉大量感染者求助无门，有网民出主意说，只要打开窗户高喊：”打到中国共产党！民主自由万岁！”就会有人上门来。
看到那么多人家破人亡，凄惨无助，正经历着人间地狱，实在笑不出声来。但是，我相信这并不是笑话，它就是真正的现实。
死者长已矣，存者颂党恩
政治笑话背后都有严肃的主题。这则笑话对应的现实是：无论什么时候，在这个政权的日程表里，政权的稳定永远优先于人民的生命健康。
这样说还不够准确。事实上，任何可能影响政权声誉，给统治者带来略微不安的事情，都可以牺牲千百万老百姓的生命去阻止。
为了召开”两会”，可以推迟公布SARS疫情；在明知道出现难以控制的新型冠状病毒之后，仍然组织疫区群众举办”万家宴”；只管封城而不做好物资和医疗援助的准备；宁愿官办红十字会腐败透顶，也不允许民间组织自发救援。
不仅如此，这个政权从来都以累累白骨作为基石和养分：饿死几千万人被说成是社会主义道路实验的合理牺牲；六四民主运动被认为是必须灭杀的经济发展的障碍；”低端人口“可以为了京城的面子被随意赶走；今天，被感染新冠病毒的武汉人，重病者处于被弃状态，而靠自己的生命力挣扎着活出来的人，则要随时要准备感谢党的隆恩。
在一个网络流传的视频中，武汉病房里的医护人员和患者齐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另一个人民日报所属社交媒体发表的视频中，安徽一位患者治愈出院，医院召开欢送大会，众人高呼”共产党万岁”。哪怕只有一个人活下来，该党也稳赚不赔，不是吗？
用自己的错误证明自己的正确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最精密的社会控制体系，中国既不差钱，也不缺少物资，更不缺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动员能力，甚至可以让世界卫生组织（WHO）这样的国际组织俯首听命，全力配合。为什么在疫情出现之后，社会如此失控，武汉如此凄惨，全国如此恐慌？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专心抗疫，全力以赴，而是始终心术不正，算计政权得失，罔顾民众死活。
事到如今，武汉人呼天抢地，全球厉兵秣马，中国政府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先来看一则官方媒体报道：
“公安部2月4日召开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第三次全国公安机关视频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强化工作部署、强化责任担当，扎实抓好战疫情、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施的落实，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在这些官僚话语背后，众所周知的大白话翻译就是加强维稳。很多人可能认为，非常时期，非常维稳，无可厚非。但是，这里面的问题是：疫情之所以瞒报，就是因为这个社会控制系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各级官员唯上是从。
灾难发生之后，最应该反省的就是这个维稳体制。但是，它却顺势利用，反而拿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一次又一次，是这个政府的专制特性，让社会走到崩溃边缘：大跃进、文革、六四屠杀……但是，一次又一次，它却能利用这些崩溃边缘来证明自己力挽狂澜的”伟光正“。
每一次的灾难，都成为政府进行更加严密的社会控制的演习机会。民众也习惯于接受这样的逻辑：大难当头，人心不古，还得靠党铁腕治世。
为什么不招惹警察上门来救命？
街上迅速挂满反应过激的诅咒式口号，长期没有回家、并未感染病毒的武汉人在外地被羞辱被隔离甚至被逼自杀，警察随意上街抓捕不戴口罩的人，各地夸张地挖断道路……与其说是民众愚昧和恐慌，不如说是这个社会严密控制系统的自然反应。
网民贴出的各地标语之一：”冠状病毒不可怕，只要大家听党话。”另一个标语讲出了不听党话的后果，以及党的社会治理模式：”出门打断腿，还嘴打掉牙！”
这个笑话已经家喻户晓：”如果有人穿越回一个月前的武汉，他能拯救这场灾难（武汉肺炎）吗？” “不，他会成为第九个造谣者。”需要提醒的是，这个笑话并非过去式。直到今天，在各地警方通报的若干案例中，有些人仅仅因为抱怨官方不作为，或者把感染者的人数多说了两个，就被当作造谣者处理。
大家觉得尤其讽刺的是，最初被警方教训的八个”造谣”者都是医生，而且一直战斗在一线。但是，官方显然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难道几十年来遭受迫害的发言者，大多不都是专业人士吗？
如果需要，他们随时可以让这些医生出来表白：警方对他们已经够好了，自己本来就不该擅自乱说！在这种高压中，没有遭受更多迫害的医生们，恐怕也真的会”发自内心”地感恩。
现在我们回到第一个笑话留下的问题：既然只要打开窗户高喊：”打到中国共产党！民主自由万岁！”就会有人上门，为什么那么多武汉人眼睁睁看着亲人在孤苦无助中死去，也没有采用这个办法呢？
不必嘲笑中国人的怯懦。当年在苏联，这也只是笑话，没有民众拿去变现。人们知道，一句口号足以让警察立即上门，却不知道上门以后会发生什么。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