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The Myth of One China – By Jeffrey Wasserstrom | Foreign Policy

译文：外交政策：“一元中国”迷思

要理解亚洲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的内部矛盾之处，你必须理解其令人惊讶的多元化。
 

文章摘要：作者认为美国人在认识中国方面有一个误区，那就是往往认为中国是一元或同质的。在作者看来，这种认识偏离事实甚远。为此，他从民族、代沟、宗教信仰以及观察中国视角等方面对中国内部的多元化进行了分析和描述。


来源：外交政策
作者：Jeffery Wasserstrom
发表时间：2010年4月13日
译者：@Ytblf
校对：Andy Cheng（@adianch2010），junming chen




美国人对中国最根深蒂固和持久的误解在于对中国多元化的认识太有限。这种误解使他们对中国持如下看法：中国人千人一面，或至少可以整齐地划分为大种群及少数特立独行人士两大类。没有比这种认识更偏离事实的了。

这种认为中国同质化的错误观点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在马可波罗时代（Marco Polo’s day）直至二战期间，西方民众所接触到的书籍和影像资料将中国描绘为这样一片土地：民众凶蛮无个性，本质上无足轻重，全都敌视外国人。欧美几代人周期性地受到这种观念不断强化的影响，这种观念经由电影《大地》（The Good Earth）（译注：电影改编自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的同名小说《大地》，该小说依据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农村题材创作，1932年获得美国普利策奖，许多美国人认识和了解中国是从读《大地》开始的）的表现而成就了电影界的一个辉煌。《大地》将中国刻画为由一个接一个村庄组成的国家，村民贫穷而勤劳，然而大部分籍籍无名。

在冷战（the Cold War）开始的最初十年中，美国关于中国同质化的观点重获新生。在此期间，对于二战时期日本的印象——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每个国民都服从于当政狂人的政治理想——被简单地移植到中国身上，而现在的美国盟友日本，当时则被认为是多元且和平的。由于西方媒体对朝鲜战争（the Korean War）以及文化大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报道， “中国”一词在西方人心目中开始与千篇一律的男女形象联系起来，他们都穿蓝色“中山装”（”Mao suits”），对共产党（Communist Party）的指令不加思索地遵照执行。中国人的这种一致性部分源于中国政府的努力，它试图建立一个人人高度同质的国家，而这在国际上招致明显的负面评价。这种一致性在《毛泽东：蓝蚁帝王》（Mao Tse-tung: Emperor of the Blue Ants）（译注：该书作者是George Paloczi-Horvath，1963年由位于纽约州加登城的Doubleday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关于毛泽东的传记，目前尚无中译本。关于该书的资料见这里）一类的书籍中有通篇反映。

最近，中国的同质化受到新闻报导的挑战，这些报导强调中国的内部差异。然而，这类报导有时仅仅进行一些有益但不充分的尝试，不再简单地将全体中国人归入一个阵营，转而认为他们分属两个群体（如许多知识分子可以归入其他类型，而他们却认为其只能在“异议者”和“忠诚者”之间做出选择）。尽管如此，《蓝蚁帝王》所反映出的理念还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半衰期，正像1999年所显示的那样，当时在北京和成都之类的大城市，学生们走上街头对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表示愤慨。一些西方评论家称之为一种新的“义和团主义”，然而美国一家保守派期刊将抗议者与博格进行星际旅行（Borg of the Star Trek）的宇宙联系起来，认为这些抗议者（与宇宙一样——译注）由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受控个体组成。

事实上，当年的街头抗议者（我碰巧在中国目睹了这一幕）参加游行的理由五花八门。他们表达愤怒的方式有些受到政府支持，有些受到政府反对（如一些抗议者要求抵制美国货，尽管官方发言人坚持认为不应该进行抵制）。中国政府试图引导抗议活动使之对共产党所欲的目标服务，对此种努力，抗议者有时服从有时反对。学生们所表现出的可操控性远远不能令当局满意，于是中国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将学生们从街头遣散使之重返课堂，以免他们开始提及除北约轰炸行为之外与政府失职相关的话题。

美国往往忽视中国内部差异性的一个原因在于，在有关美国同质异质的讨论中，种族往往占到很大分量。据说，中国人口的90%是汉族。然而这一受到广泛引用的数据是多元化方面的一个误导性指标。

没错，与其他大国相比，中国的异质化程度无疑较低。它既没有印度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多元宗教，也没有印度尼西亚那纷繁复杂的语言变种，或者像美国那样，有如此大量父母、祖父母或曾祖父母来自遥远异国他乡的常住居民。但是以下两种看法之间区别巨大：一种认为中国在特定意义上不如其他国家多样化，另一种认为中国人基本上属于同一类型。甚至在讨论民族问题时，即使相对同质化的假设也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导。


即使我们接受汉族占到90%这一数据——该数据是值得怀疑的（在试图对这些民族类别作出准确区分时总会出现问题 ）——在这一包罗万象的庞大群体中还有许多族群，他们操着相互难以理解的方言，遵循各不相同的风俗习惯。这里仅举一例。“客家人”（Hakka）遍布中国各地，被视为汉族。但在特定情形下，他们的许多特征使外人轻易地从“民族划分上”将他们与周围族群相区别。历史上的许多事例表明，在客家人和非客家人之间存在着典型的族群或种群间的暴力冲突。客家人在许多方面与相邻族群相分离，也不遵循任何形式的缠足传统，这一传统远非外人通常认为的那么整齐划一。

更为复杂的是，中国不同地区的人们往往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对方。北京人视上海人为完全不同的劣等人群——上海人反之亦然。一些汉族城市居民用来形容汉族农村移民的歧视性、非人性描述用语——藉由这些用语，前者暗示或宣称后者非完整的人或仅类似于动物——与美国人所通常认为的与肤色有关的种族主义话语相似。于是，居住地和出身就成为今日中国多元化的一个关键因素，正如出生时间而非出生地点（对美国多元化所起的作用那样。——译注）

代沟存在于世界各地。但是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急速变革使新老之间的代沟异常巨大。

一些基本的事实值得关注。在2007年，30岁以下的中国公民超过40%，而15岁或15岁以下的超过20%。这意味着今天有近一半的中国人出生时毛泽东已经去世，而大约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出生时柏林墙已经倒塌。这是政治方面，让我们转而看看社会方面。超过五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中国：在那里没有经济上的巨大鸿沟，而这道鸿沟将那些从改革中获益最多的人们和那些被改革抛弃的人们分隔开。而那些30岁至65岁的人们会回忆起那个更加平等的时代（即平均主义大锅饭时代——译注），更年长的人们会将当前“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平等视为其儿时所经历的某种经济不平等的回归。

从文化角度观之，大部分城市中年父母们在30岁之前从未使用过私人电话或驾驶过私家车，因为就在我最初几次去中国的时候（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大部分电话还是街坊邻居共用的，城市主要交通工具还是自行车和公共汽车。然而如今，他们的孩子往往都用上了移动电话，并且打的对这些孩子来说稀松平常。

这种代沟的影响范围异常广泛，从人们对现代生活节奏的看法（一些人为之不安，而另一些人则为之雀跃）到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观点（无所不包）。它还对一些不受代际制约的现象带来影响。

比如，审视一下据说中国人对“儒家”价值观的永恒坚守，例如社会和谐之类的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年长居民尚能回忆起那样一个时代，当时国家实行非共产主义体制，崇拜孔子并极力遵循其道德教诲。相反，对出生于1940年代中后期到1960年代前期的中国人来说，当前对于孔子及其观念的称颂——以国家主席胡锦涛为首——看起来有些怪异，因为他们对当年轰轰烈烈的批孔运动可能还记忆犹新。

但是近年来出生的中国人对这段历史是不熟悉的（教科书对该历史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歪曲掩饰，而其父母有时也不愿谈及这个话题），因此胡锦涛与孔子相关的政治观点在他们看来也就没有明显不妥的地方。

然而，中国多元化的另一个根源有时也受到低估，这就是宗教。在官方意义上，中国仍是一个无神论国家，但是许多宗教正在迅速发展，包括基督教福音派（虽然在人数的估算上跨度非常大，但至少有上千万人转信了某种形式的新教教义（Protestantism））以及各种各样的混合教派，这些混合教派将本土宗教的某些元素与信仰体系相结合——如佛教（Buddhism）便混合了地方民众的祭拜仪式。这又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多元化水平，而这种多元化一直没有得到正确评价。

中国有相当数量的穆斯林信徒，部分居住在新疆（中国西北部的一个民族自治区），其他散居在中国各地（包括西安，举世闻名的“兵马俑”的故乡）。中国基督徒群体内部的多样性还有更加复杂的一面，原因是基督教（在中国）又分为官办基督教会及多种多样的非官方基督教会。例如，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其正统性受到中国共产党认可的天主教教会（但未被罗马教廷认可），原因是主持这些教会的牧师（以及按照教会等级在这些牧师之上的主教）不认可罗马教皇的权威。但是，如今中国也出现了以传统眼光看待罗马教皇的天主教徒。

西藏自治区（Tibet Autonomous Region）以及青海、四川等相邻省份的民众信仰藏传佛教（Tibetan Buddhists）。另外，许多中国人一直以来都信仰其他一些宗教，或新近成为其信徒，这类宗教既有老式的（如道教）也有新式的（如气功）。

美国对于中国的看法，除了那些有长远历史渊源的误解之外，一些误解还与这样一种趋势相关：将所有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都想象成“老大哥”（”Big Brother”）式的国家。当苏联存在时，其被认为是乔治.奥威尔在《1984》一书中描绘的那个虚构世界的真实呈现。自从苏联解体后，中国经常被赋予相同角色。

有时中国看起来确实是奥威尔式（Orwellian）的，但这种冷战视角模糊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不时地读一读另一部与《1984》并列的反乌托邦小说会更加有益，这就是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写于1932年的经典作品《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译注：《1984》、《美丽新世界》以及俄国作家尤金.扎米亚京的《我们》并列为世界三大反乌托邦小说）。《1984》和《美丽新世界》经常在阅读书目上一同出现，并且两者都将故事场景设定在未来世界，在那里个人自由受到极大限制。然而，两部作品对极权体制的呈现具有反差，因为奥威尔——在创作《1984》之前与赫胥黎同在伊顿公学院求学——着重展现了森严体制下人们的恐惧，而赫胥黎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如何创造、处理以及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欲望上。

在读了《1984》之后不久，赫胥黎于1949年10月——这个时机耐人寻味，同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此书给他的一位校友写了封信。在信中，赫胥黎表示他对这部小说印象深刻，但同时认为未来世界的寡头们不会采取《1984》中所展示的那种“全面压制性”的统治方式。

如果两位作者的英灵在2009年3月俯视西藏，或者去年夏天俯视新疆，奥威尔或许会认为他关于未来世界的描述最适用于中国，因为两地民怨的爆发面临着当局动用武力的“全面压制性”反应，这种武力压制的目的在于在当地民众中制造恐惧心理。

然而，假使他们光临今日的上海——一座豪华商场遍布的大都市，正在为不到三周后开幕的世博会（the World Expo）高科技景观做准备——赫胥黎或许会宣称他被证明是正确的。



译注：作者Jeffery Wasserstrom系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历史学教授、《21世纪的中国：每个人都需要知道》（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一书的作者，本文节选自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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