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来源：风传媒
《新新闻》取得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卫健委）1月3日发出的重磅红头文件“三号文”，文件要求，疫情防控工作期间，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检测结果。这份未刊登在官网上的文件，发文时间正是中央电视台连续两天报导李文亮医师造谣之际。
这份文件加上本刊取得的其他中共内部资料显示，国家卫健委1月2日前已知不明肺炎是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造成，中国也于3日通报美国。但习近平后来称，他是到了1月7日才下令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直到1月9日央视才公布武汉“不明原因肺炎”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因为武汉、湖北召开人大、政协两会，湖北当局似乎有意压低通报病例。
一连串的掩饰、延误，让疫情一发不可收拾。之后的发展就是武汉封城、疫情从中国扩散到世界，瘫痪了大半个地球。
全球各国因武汉肺炎蒙受巨大损失，指控中共隐瞒、延后处置，导致疫情大爆发，准备向中国求偿。究竟中国隐匿疫情程度如何？《新新闻》取得中共相关内部资料为读者剖析。
重磅红头文件“三号文”
《新新闻》取得的中共官方资料中，有一份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健委）一月三日发出的重磅红头文件“三号文”，这份〈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并没有刊登在国家卫健委的官网上。
三号文指出，针对近期武汉病毒病例样本，暂按照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第二类）进行管理。由此可见，国家卫健委早在一月初就已部署相关疫情工作。
三号文规定，各相关机构应按省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要求，向指定病原检测机构提供生物样本开展病原学检测，并做好交接手续；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信息；已从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取得相关病例生物样本的机构和个人，应立即将样本就地销毁或送交国家指定的保藏机构保管；疫情防控工作期间，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病原检测或实验活动结果等信息。
“三号文”及两份中国某媒体呈报给中共高层的“内参”，揭露隐瞒疫情。（翻摄照片）
中国中央电视台在一月二日、三日连续两天报导李文亮医师等八人造谣事件，亦符合三号文的政令要求。特别是三号文下发的一月三日，武汉市宣布一月六日至十日如期召开两会（人大、政协）。同在一月三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向美国疾控中心（ＣＤＣ）通报相关疫情。
本刊也取得两份中国某权威媒体呈报给中共高层的“内参”。一份是二月上旬发表，指出武汉于二月初已有六百位医务人员感染新冠病毒。另一份写于三月中旬，内容详实梳理去年十二月下旬，武汉出现不明肺炎病例后，武汉市、湖北省及中共中央政府如何处置。
内参指出，去年十二月底，数家基因测序公司从武汉当地医院送检样本中发现类ＳＡＲＳ冠状病毒，并呈报武汉市、湖北省及国家卫健委。可见卫健系统至少在二○二○年一月二日以前即已知疫情与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有关。内参指出，相关消息被严密封锁。从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武汉卫健委、公安系统压制武汉医生、教授发出的警告信息。
内参难看出习近平要求严防严控
中国党刊《求是》于二○二○年二月十五日刊出习近平于二月三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的谈话全文，习近平指出：“一月七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
习是否在会议中要求严防严控，让外界存疑。因为根据内参指出，一月七日国家卫健委再派专家赴武汉调研，未发现人际爆发性传播，也未发现一月十日前后已经出现医务人员院内感染等全面情况，“其态度有助于武汉继续掩盖已经相当严重的疫情。”
内参指出：“这与当时武汉各医院疑似病患大量积压、人传人显著的事实明显不符。”至少一月六日以前，武汉新华医院一位呼吸内科医生的肺部电脑断层扫描（ＣＴ）呈磨玻璃状阴影，十一日出现第二例医生疑似感染，到一月二十九日该院通报有三十多名医务人员感染。
内参比对发现，一月六日至十日，武汉市政协、人大两会召开，武汉市卫健委未发布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疫情通报；十一日至十七日，湖北省两会召开；十二日起至十七日，武汉市卫健委每日例行通報均稱前一日無新增病例。
内参称，省、市卫健部门设置让医院无法上报的重重障碍，尤其十二日至十七日期间，“有意不对继续攀升的新冠疑似病人进行流调、确诊安排，也未部署任何隔离措施。”
花了八天才确认人传人重要病例
但内参写道，武汉的医院疑似病例持续增多，有医师说：“我们医院门诊挤满大量住不进院的疑似病患，有病人下跪哀求医生收治他，有的重症患者连爬上台子拍ＣＴ的力气都没有，颤颤巍巍的。”
内参梳理，国家卫健委二月二十一日在官网补上一篇新闻稿指出，一月十四日已协同各省卫健委召开电视会议，要求湖北省和武汉市采取严格管控措施，包括加强发热人员管控，筑牢体温监测和发热门诊筛查两道防线；减少大型公众聚集性活动，提醒发热患者不要离开武汉；加强患者救治和密切接触者管理。
但令人不解的是，如此重要的防疫指示当时却未公开发布。内参强调，北京一月十二日即确诊一例新冠患者；上海、深圳在该时间点前后也确认新冠患者，并上报国家卫健委，患者均无武汉海鲜市场接触史，是明确“人传人”证据。
但国家卫健委二十日才确认上述有助佐证人传人的重要病例。二十日之前，各级卫健委对于新冠疫情的说法仍是“可防可控”，至多是“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习近平没有理由不知情
内参指出：“这一虚妄的‘可防可控’说法，直到一月二十日央视发布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才得以破除。”央视也于当晚播出中国抗疫专家钟南山指新冠肺炎“肯定有人传人”。
《新新闻》取得北京网信办的文件也显示，从一月初就严加管控武汉疫情报导。武汉卫健委一月十日说“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武汉疾控中心主任李刚一月十九日还说“疫情可防可控”。北京网信办早在一月八日例会中要求：“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相关内容，以权威部门发布信息为准，不作无端猜测，不援引外媒报导，不关联非典，防止不实报导引起恐慌。”
一月十五日北京网信办例会中，宣传任务和要求指示：“关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要以官方权威信息为准，调控push信息。”
一月二十二日北京网信办例会上，在宣传方面要求：“关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要使用规范稿源，不转自媒体未经核实信息，不自采自编，不篡改标题。”另在关于做好正面宣传要求：“关于武汉疫情的报导，按照权威消息及时公布，科普防疫知识，避免引起恐慌。”前述两份内参最后总结“责任线已经相当清晰”，主要在于“相关主要负责领导、省地与国家主管部门未能充分领会与积极落实习总书记指示与中央精神，抓住‘黄金窗口期’。”
但综上，国家卫健委一月二日以前已知不明肺炎是类ＳＡＲＳ的冠状病毒，三日又通报美国，习近平不应有不知情之理。而倘若习近平真于一月七日明确指示防控疫情，为何武汉、湖北仍于一月中旬召开两会又举行“万家宴”？又怎会在一月二十三日才下令封城？
集权体制缺乏纠错机制
诸此种种，湖北省、国家卫健委固然有隐匿疫情之责，但并非没有上报反映相关情况，中央与地方的责任归属还有待厘清与问责。
中共应对武汉肺炎疫情危机，从前期隐瞒疫情，中期封锁城区，现在酿成全球大流行。让习近平频频判断失误的是，缺乏纠错机制的集权体制与懒政怠惰的官僚机器。中共当局必须面对这场“人祸”付出惨痛代价，也必须面对疫情扩散失控的问责。
中国隐匿武汉肺炎疫情时序
吹哨人：中共推卸责任掩盖真相
“吹哨人”提供资料给《新新闻》的动机为何？他说：“中央和地方政府审查新冠病毒的报导和推卸责任‘甩锅’的情况，令人震惊。更糟的是，这种审查制度，一味正面报导和造假资料，将会对国家、社会和人民造成极坏的影响和损害，也不利于做好病毒再次返潮的防控工作。”
他经过深思熟虑后，为了不愧对自己的良心，决定站出来当一个吹哨人，“虽然知道这么做可能会危害个人安全，但是希望以此鼓励党内更多人发声来揭露这种错误。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应该把自身利益凌驾于人民的生命安全之上。”
这位吹哨人说，这些文件内容揭露了中共是如何压制媒体、掩盖真相、置百姓生死于不顾，期待看到你们能够用这些资料来为正义发声，也希望藉此鼓励更多的吹哨人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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