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谷重庆告诉我,他要离开《
21世纪经济报道》了。他准备写本书,因此有一段时间不会工作。


说实话,他的离开让我感伤,比我自己当初离开时还感慨。


和他一起离去的还有报纸的《观察家》(后来改成了《国家评论》)版面。实际上,最后一段时间,一直是谷重庆苦苦支撑着这个日渐缩小的版面,从最初的八个版,缩减到后来的四个版,最后变成了两个。


他离开之后,《国家评论》将撤销,报纸上最有深度的版面不复存在了。从我来报社起,我就知道有的读者是冲着《观察家》来的,他们喜欢看谷重庆和最睿智的经济学家谈论当前的经济问题,但五一之后,他们将找不到了。


实际上,这个没有经济效益的版面早晚会消亡。谷重庆早就预言说。只不过,他也没有料到这个版面是和他本人一起在报社消失的。

 

2.


我一直认为,在这份想成为中国的《华尔街日报》的报社内,只有社论版的唐学鹏和观察家版的谷重庆是懂经济的。唐的评论和谷的采访是报纸上我最经常看的栏目,特别是谷的采访,往往还没有刊登,我已经在电脑上读完了。


对于外界来说不可思议的是,一个经济类报社内,大部分人是缺乏经济学基础的,他们只是根据直觉在做新闻,大部分人却缺乏最基本的经济学训练。国内真正懂经济的本来就是少数,且他们很少会选择薪水微薄的媒体作为栖身之处。


我也一直以为,《
21世纪经济报道》是中国最好的经济类报纸,至今这样认为。但即便如此,这份报纸也只能找到少数懂经济学的人。至于其他的财经报纸,有的甚至一个懂行的都没有。


中国的记者是这样的:大学毕业后(大部分是新闻专业)很快冲在了第一线,经过短短的两三年,就成为了主力,再过一两年,或者升官,或者改行做公关、文案、广告,几乎没有人将冲在第一线做新闻当成一辈子的职业。


一个年轻人可能连世界观都没有形成,就莫名其妙成为了领导,这在其他行业可以,但对于新闻行业来说,则意味着庸俗化。这样的年轻人很快就在官方的指引下迷失了方向,丧失了对于新闻价值的判断能力,变成了人云亦云的传声筒。


特别是财经新闻,更需要一个人花大力气投入,那些仅仅把新闻看成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事业的人,根本不可能做到。


惟其如此,唐学鹏和谷重庆这样的人物才难得,他们都是自学的经济学。唐更偏向奥地利学派,同时拥有非常广泛的涉猎面,谷则从社科院余永定那儿借来了逻辑框架,基本上仍然属于新凯恩斯的范畴,同时通过采访接触到了其他各个学派。


这样的人才需要多年的积累才能成型,看他们的文章至少不用担心不靠谱,他们的分析总是有道理的。


遗憾的是,这两个人都是较为边缘化的人,理性的分析总是不及当时的狂热更鼓舞人心。比如,当四万亿的重拳砸下时,大部分的人在为四万亿欢呼,并分析哪些行业因此而受益,谁能够分一杯羹赚大钱的时候,在旁边冷冷地提醒整个社会的经济代价的人总是不受欢迎的。


而如今谷重庆的离开,更减少了这种理性的声音。


我们基本上看到了,一份报纸如何试图保持理性,为市场说话,却又无奈地在大国崛起的基调下变得越来越亢奋,越来越迷失了自己。


失去一个理性的人,报纸就丧失了一份独立性,越向经济沙文和民族情绪方向迈进了一步。

 

3.


一份报纸需要什么样的版面?


《观察家》版最早由《经济观察报》创立,取市场和社会的冷静观察者之意,将市场上的各种现象通过靠谱的专家一一解读。


此后,《
21世纪经济报道》借鉴了经观的做法,也创立了每周八个版的《观察家》。

21《观察家》和经观《观察家》的区别在于,后者的尺度更大,21的《观察家》从最初的社会、政治、经济都做,到后来只做经济,是因为领导的尺度太紧,最后不得不放弃了更加敏感的社会政治领域,谷重庆也安心地将采访定位在经济上。于是形成了21偏经济,经观偏社会的局面。


然而与其他版面不同,《观察家》却是不赚钱的。其余的版面上都有人投广告,或者做活动,但这个版面却偏理论化,没有广告。现在的以广告为导向的报纸无法忍受没有广告的版面,于是开始动手术刀了。到今年初最后一次改版,原本已经削减为四个版的观察家再次成为了手术对象,削减到只剩下两个版面,而且标题从《观察家》改成了《国家评论》。我始终认为这次改名很符合国进民退的现状。原来是市场的冷静观察者,取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之意,后来的国家评论则带上了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与官方希望的方向越来越同步。


这是市场的倒退,而非进步。


此时的《国家评论》已经是谷重庆苦苦支撑了,他的采访稿件是版面的特色,也是许多人喜欢看的。


谷确定离职后,由于我此前表达过羡慕他的职位,于是征询我的意见,看我是否愿意接任。我的能力和他相差很大,但他认为我有可能接得住。


但昨天和领导谈话后,他告诉我,上面决定撤销版面。此时的我们才知道,任何职位都是可有可无的。


但我的感慨并非因为我,而是感慨《观察家》的消失。我甚至担心,因为自己谋求过这个职位,再写这篇文章会被质疑。但最终还是决定把自己的感想写出来。

 

4.


我在担心,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些东西却在消失。


最醒目的是整个报业的庸俗化。


十年前,当《
21世纪经济报道》横空出世的时候,大家都相信,中国也会产生自己的《华尔街日报》,但如今还有多少人相信?


唐学鹏曾经给我画过一条钟形曲线,意思是中国市场化媒体的现状:当一份市场化报纸出世之后,其领导人为了让自己的财富增值,会勇闯禁区做出许多好的稿件,于是这份报纸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市场价值猛增。


然而到这个时候,这份报纸并不会继续向上发展,而是开始走下坡路了。因为它已经有了足够的市场份额,而国情决定好的稿子总是有风险。君不见当年的《
21世纪环球报道》?因为一篇稿子就被查封了,所有的投资都付诸流水。


就因为错生了国家,领导者出于自己安危的考虑,这份报纸就会开始走下坡路。我称之为庸俗化的过程。此后,关系稿越来越多,顺着政府导向,而不是为市场说话的稿子越来越多,最后,这份报纸就越来越符合国情了。至于那遥远的《华尔街日报》之梦还是忘了吧。


在这里,我并非针对《
21世纪经济报道》,实际上,21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最好的财经类日报,其余的媒体所走的轨迹大同小异,全都走向了庸俗化之路。


我欣赏在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大意是:现在的金融危机非常猛烈,人们纷纷质疑危机爆发之前的情况,甚至有人开始怀疑市场制度,就像当初
29年一样。但《经济学人》建立之初,就是一群热爱市场的人建立的,因此,我们坚信,市场可能是有缺陷的,但永远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市场。其态度鲜明,体现了这个百年老刊的气魄。


在国内,敢于宣称是为市场说话,又真正做到的有没有呢?


或许除了老《财经》之外,还找不到第二家。但那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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