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了杨波批评“南方周末年度文化原创榜音乐评奖”颁给五条人的评论文章，有些话想说。

杨波说 “公共媒体编辑3岁以后就不听音乐了”，然后又说据他了解，评委们“有不少已经不听音乐很多年”了。按照这样的逻辑，南方周末这个奖就变成了，不听音乐的编辑请来一群不听音乐的评委们，“为了超凡脱俗，将大众远远抛在身后”评出的奖。面对这样的批评，我实在不知道说些啥。杨波是不是偷窥了包括我在内的众人的ipod、电脑硬盘或CD架，或者是跟踪了大家的24小时私生活，于是得出这些人不听音乐的结论？要不我组织杨波和这些评委们来个音乐听觉大PK？比比看到底是他不听音乐，还是评委们不听音乐，或者谁听的更多？

杨波我不认识，也没见过。当年小方曾推荐我看过他的一部小说，觉得不错，试图推荐给国内的文学期刊发表，未果。后来他自己印了这本书，我买了好几本送朋友，也读过他的一些文章，其中一些很是喜欢。但这次杨波真是矫情得可以。杨波同学，您文章开头提的五条人是您的朋友，这我完全不关心，关我屁事啊，但可以肯定的是，五条人不是您的私产，您推介他们就是真懂他们；别人推介了，您就凭借个人想象做出“不听音乐、为的是超凡脱俗”这样的缺席审判？这合适吗？

至于公共媒体是否能把只卖掉1000张的唱片评为年度唱片？我的答案当然可以，而且非常可以。国内外都不乏先例。而据我所知，南方周末年度文化原创榜推崇的就是原创二字，音乐评奖去年给的是左小祖咒，前年是周云蓬。今年给五条人，作为编辑，在看评委们的回函时，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杨波还用他奶奶忽然被召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一样吓得他不轻，南方周末不是人民大会堂，而五条人显然也不是挤在名人富豪中的他奶奶。只说一点，上过南方周末其他版面显要位置的穷苦人就不必我在这里历数了。杨波的荣辱观在文章里也得到了升华——“我认为《县城记》是去年国内最好的唱片之一，但这不意味着我同时认为南方周末也有必要这样认为，事实上，我以它跟我达到共识为耻。”

建议列入杨波私人八荣八耻。珍爱音乐，远离乐评人。

附：

凭什么评
杨波

民谣乐队“五条人”是我的好朋友，但他们的唱片《县城记》获得《南方周末》“年度音乐”这件事，却实在令我乐呵不起来；这就像有一天，我奶奶突然被召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一样，此事与其说令我欢欣鼓舞，毋宁说将我吓得不轻。这并非说我奶奶就没有资格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代表。
我认为《县城记》是去年国内最好的唱片之一，但这不意味着我同时认为《南方周末》也有必要这样认为，事实上，我以它跟我达到共识为耻。作为一份公共媒体，它一年仅选出的一张唱片应以公共性为前提，这是只做了一千张的《县城记》恰恰缺乏的；与同时获奖的电影《风声》、剧集《蜗居》等相比，这张由两个依旧为下一餐发愁的无业青年做的唱片，不正像赫然挤在一群名人富豪中的我奶奶吗？
不仅《南方周末》，迄今至少另有三份全国发行的公共媒体一赋予了“五条人”“年度艺人”、“年度唱片”，甚至“年度封面设计”等殊荣，其中不乏《县城记》面世时我拼命向其推荐望其推广而其以“他们太小众了”为由拒之的媒体。那么，我先前热脸贴上的冷屁股为何变得热乎乎？有两个原因。
一，有人慨叹30 岁以上的中国人不听音乐，那是普通中国人，公共媒体编辑3 岁以后就不听了，但他们却绝不会放过“年度音乐评比”这种显摆其话语权利的机会，尽管平时他们并不屑于去尽评价推荐的责任，譬如屈尊介绍一下“五条人”是谁。
二，让一年听不完一张唱片的人评出年度唱片来显得过于狂妄，编辑们不愿显得过于狂妄，于是找来一群专业人士做评委。据我所知，这些所谓 “音乐的亲戚们”中有不少已不听音乐很多年，他们已顺利地度过了将音乐从一尊图腾捏造成一个饭碗的岁月。那么，为了凸显其饭碗的正宗，他们的选择定然要超凡脱俗，即将大众远远地抛在身后—这种态度竟然得到一份公共媒体的推崇并非表明该媒体丧失了判断标准，而是不具备判断基础。

相关链接：南方周末文化原创榜音乐评奖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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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别以为只有你在听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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