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我的一位朋友和同事激动而又神秘兮兮地推荐我读一本叫做《货币战争》的新书，他说：相信作者的分析方法一定会让你获益非浅。我当时以一种对待畅销书的一惯心态（我很少关注畅销书，对非小说类的畅销书更是几乎从来不读）一笑置之，并没有将他的热烈推荐放在心上。
这些年来，眼见着《货币战争》持续占据着街边盗版书摊的显要位置，尤其是发现类似的书籍和文章越来越频繁和熟练地被炮制出笼，热度经久不衰……我不由得开始思索，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样一种诡异的风潮？老实说，我猜想一场“货币战争”能够如此轻松地在白热化的图书销售战场上拔得头筹，至今都一定还让作者宋鸿兵本人觉得不可思议。对于绝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国际金融市场、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债券……这些专业词汇，多半会令他们昏昏欲睡；至于柴思菲尔德这个欧洲犹太家族的显赫名头，100个中国人里头怕是没有1个人听说过。我甚至还可以断言，读过这本书的人，掩卷之后大多都已经记不清书里到底说了些什么具体的历史事件了。
但有一件事情，他们必定记得分外清楚，那就是：阴谋——宋鸿兵在那本畅销书里向我们揭露了一个设计得天衣无缝、隐藏得无懈可击的天大的阴谋。它就像畅销小说家丹·布郎在《天使与魔鬼》和《达芬奇密码》里描绘的阴谋同样让人透不过气来，更吸引人之处还在于，据说隐藏在货币背后的阴谋并不是一个虚构故事。
不知怎么回事，进入21世纪以后，一种弥漫着“阴谋论”气息的思维方式逐渐在我们社会中散播开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每一件事情——特别是那些不同寻常的大事件——在被公开报道出来的“表面上”的逻辑背后，还深深埋藏着另一套散发着神秘和邪恶色彩的截然不同的原理。针对一个又一个的新闻事件，混杂着言之凿凿的推测与天马行空的想象的各种解释到处被人津津乐道，其中不少还白纸黑字刊登在报刊上。当然，所有的“阴谋论”都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到末了我们一定会发现，整件事从头至尾全是某一小撮权势利益集团为了达到某一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事先设计并暗中推动的。
就这样，我们仿佛突然毫无准备地踏进了一个布满陷阱的阴险时代。而对《货币战争》这类货色来说，倒是正巧赶上了好时光。
我还发现，中国社会里流行的“阴谋论”最初大多目标一致对外，这可能是以前天天被教导的“提高警惕”、“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之类宣传在一些人精神世界里刻下的难以磨灭的烙印至今仍在发挥隐秘作用的缘故。在这个方向上，近来流传最广的一个最大的“阴谋”与转基因水稻有关。据说，这是美国政、商、学各界联手图谋控制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甚至灭绝整个中华民族的阴险诡计。
但很快，“阴谋论”的指控越来越频繁地瞄向国内的靶子。而这，又必定与贪污腐败、钱权交易、贫富分化的严峻社会现实天然地结合在一起。在这个方向，最常见的便是对那些经常出谋划策的专家和“精英”们的攻击。据说，他们的许多学术观点和政策建议之所以大多披着极为专业的学术外衣，其险恶用意就是不让普通老百姓轻易看穿内里包裹着的祸国殃民的害心。而这些所谓专家，大多不过是少数权贵利益的代言人而已。
“阴谋论”的大行其道，有人说是世纪末、世纪初的典型特征。这种解释即便有一些过往经验的支撑，也仍然过分流于玄虚。更可信的是，它与不公正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秩序密切相关。换句话说，现实生活中或大或小的“阴谋”确实存在，尽管不像“阴谋论”们传得那么离谱。在中国，这种状况还特别地与新闻舆论的不透明脱不了干系——在一个信息自由、畅所欲言的社会里，谣言是没有多少生命力的。同样，在一个政治民主、法治健全的社会里，阴谋本身难以实施、更难得逞，即便做了也很容易被揭露，因而“阴谋论”也就不会有多少人听信。
关于这一点，许多人已经有所讨论，我本人亦颇为赞同。但在这里，我还想着重指出另外一个问题提醒读者思考：上述这些成因都属于外在的客观因素，事实上它们过去也一直存在，但“阴谋论”的勃兴却只是这几年的事？依我看，当年《文化苦旅》销售几百万册的时候，社会也不见得比现在就更公正、媒体也不见得比现在就更开放，怎么没见到《货币战争》的热销？显然，这些外在的客观因素都只是诱因，而非内在的或根本的动力。
我个人认为，过去20年里，要说中国的政治状况有什么显著的改进，那就是民众权利意识的日益高涨。这既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反应，也是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以来自由知识分子不懈启蒙的明显成果。今天的中国民众，对于涉及自身乃至公共利益的问题，大多不再像过去那样扮演沉默和无动于衷，他们往往表现出很强的参与意识，并且都有一肚子的见解要表达。而随着普遍的知识水平的提高，民众对国家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分析判断能力也确实在同步提升。这使得他们不愿意像过去那样“轻信”声誉并不怎么好的官方或正式的机构发布的信息及解读，而试图凭借自己的能力去独自挖掘事件背后更深的内涵。而中国社会无处不在的失范状态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与人之间的严重的不信任感，又进一步印证了这种深入“挖掘”合理性和必要性。
然而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公民天经地义享有的权利与身上迸发的参与意识是一回事，分析问题所必备的专业能力是另一回事。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大多数民众实际上永远都不会真正具备各类复杂的政治事务的分析与判断能力，虽然他们自己可能永远都不会这么认为。假如不是因为这样，为什么还要有职业的政治家、行政官僚和智囊团体。我这么说并不是鼓吹一种精英主义的观念，而只是实事求是地重复“术业有专攻”这句古语而已。
但不管怎么样，在对各个领域内的精英阶层（也就是所谓“当权者”）极端不信任的情况下，自身又缺乏真正意义上专业科学的解剖工具，形形色色的“阴谋论”就格外容易利用对公共事务的一知半解激发并牢牢抓住民众的想象力。说到底，绝大多数民众对一个个“阴谋论”中的具体推理未必信以为真，它们只是“启发”了他们的一种另类思维方式而已，这也就是我之前为什么断言大多数读者记不住《货币战争》里描述的那些事件的道理。当今中国的这种状况非常类似于100年前正处在所谓“镀金时代”的美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里诞生了不计其数的“阴谋论”作品，目标大多指向秘密宗教势力、金融寡头、贪腐政客以及他们的结合体。直到大萧条爆发、罗斯福新政以后，政商界的污垢受到全面荡涤，比较健全公正的市场秩序逐步确立起来，20世纪下半叶，这些一度甚嚣尘上的“阴谋论”才一点点淡出美国公众的视野。但即便在六、七十年后今天，它们的变了形的痕迹仍然留存在《达芬奇密码》之类的虚构文学中。
我们这里的情况也大同小异，真实的情况是：我们或许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好时代，但我们也并没有生活在一个特别阴险的时代。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尽快提升自己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认识和参与能力，以自己的力量对政、商、学各界形成有力和有效的约束，而不是将我们原本并不充盈的想象力用于那些漫无节制的阴谋猜测上。
写于2010年4月15-16日，发表于2010年4月19日《成都商报》我的个人专栏，有较多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