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以异族入主中国，跟后来的满清一样，因为心虚，在对汉人的精神控制上，无所不用其极。
因为这个时期恰好是民间戏曲的发展期，蒙元政府的文化禁令，大部分便集中在对戏曲的禁制上，如元律恶狠狠规定：“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元史·刑法志三》)
唱戏、教戏、聚众讲段子，甚至演杂技、走江湖卖膏药，以及学摔跤、学技击者，更在禁止之列，有违反的，“师、弟子并杖七十七”。
也就是说，像张三丰等这些你们臆想中的“传武大师”，在蒙元时期，炼丹、搞房中术可以，根本就不能研究什么接化发，遑论成为一代宗师。张大师后来还被元惠帝封为“忠孝神仙”，可想而知，他如果违反朝廷禁令，在武当山组织“学攻刺之术”，早就被朝廷灭了，怎么还可能有如此“殊荣”。
至元十八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了一道今天看来仍有点莫名其妙的圣旨《禁治妆扮四天王等》：“今后不拣甚么人，十六天魔休唱者，杂剧里休做者，休吹弹者，四大天王休妆扮者，骷髅头休穿戴者，如有违犯，要罪过者，仰钦此。”(《元典章卷五十七刑部十九杂禁》)
十六天魔，是蒙元时期著名的艳舞，由十六个穿超短裙、透明装、头戴佛冠的美女表演，舞蹈的艺术特色，据说就是“性感”。这样的舞蹈，如果真为“正风俗”，把它禁了，还稍稍能理解一下下，但是，不能演四大天王，不能穿戴骷髅面具，就实在想不通是为什么了。
难道是史称最强铁骑军的统帅还怕鬼不成？
到了元武宗朝，至大十二年，这个叫孛儿只斤海山的蒙元皇帝(忽必烈曾孙)，又下了一道更匪夷所思的圣旨：禁唱货郎。
……在都唱琵琶词《货郎儿》人等，聚集人众，充塞街市，男女相混，不唯引惹斗讼，又恐别生事端。蒙都堂议得，拟合禁断，送部行下合属，依上禁行，奉此施行。间又端奉都堂钧旨，唱琵琶词货郎儿人等止禁，大都在城外，山客货药，遍下随路禁约者。(《元典章》卷五十七刑部十九杂禁，手头没有《元典章》，引自《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疑“至大十二年”为“二年”之误，因为元武宗至大年号只有四年.)
货郎，就是挑担的小商贩。但这里的《货郎儿》，其实是由货郎的叫卖声发展而成的一种歌曲和说唱艺术，因为货郎沿街叫卖，必须通过敲锣摇鼓、唱出商品的名称招徕顾客，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独特的说唱艺术，再经过相对专业的音乐人加工，后来也成为曲牌，如《货郎太平歌》《转调货郎儿》等。
郭德纲于谦的经典相声《叫卖图》，有兴趣的可以听一下，感受一下原汁原味的《货郎儿》。
从元武宗的禁令来看，禁的主要还不是货郎唱的内容，而是他们的演唱，会“聚集人众，充塞街市，男女相混”，造成的结果，是“不唯引惹斗讼，又恐别生事端”。
元武宗是蒙元的第三位皇帝，上位时，面临着元钞贬值、通货膨胀的经济问题，财政危机严重。为了重振经济，他也曾有限地减免苛捐杂税，鼓励小商小贩，甚至允许民间冶铁等。问题是，你走街串巷、摆摊都可以，就是不能叫卖。因为，当时娱乐主要靠吼，《货郎儿》太好听，容易吸引围观者，人一多，难免就生事。
说到底，怕的还是“聚众”。
也因为这个原因，到了元仁宗朝，这位叫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别笑)的皇帝，又分别在延祐四年六月、延祐六年八月和九月连下四道圣旨，禁止“聚众赛社集场”。
赛社，就是游神赛会；集场，就是“村镇上立集，聚众买卖”，也即墟场、赶集。表面上的原因，是担心“使力本之人，习为游惰，淳朴之俗，变为浇浮，其间兴讼生盗，及一切不便等事……似这般立集呵，走透课程，有多人聚众呵，妨碍农务，滋长盗贼”(《元典章》卷五十七刑部十九禁聚众，原文如此)。
说白了，就是怕墟集一立，农民尝到做生意的甜头，人心变懒变坏，引发社会不稳定；甚至会导致偷税漏税，滋长偷盗之风……其实，说一千道一万，从这法律条文的名目“禁聚众”来看，关键还是“聚众”二字。
蒙元军队号称史上最强的铁骑，横扫欧亚大陆，但这种靠暴力统治的政权，再怎么强大，骨子里依然是怕百姓“聚众”的，因为，一聚众，就不好管理了。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蒙元的顺民，别以为他们鼓励地瘫经济，让你沿街叫卖，你就可以随便说话了，还是收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