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二十年，中国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些城市的平民，靠着旧房拆迁一夜暴富。很多地方，一夜之间拆出若干的百万、千万富翁。因此，近些年拆迁在一些地方成了致富的代名词。
但是，对另外一些群体来说，拆迁不仅不能致富反倒是会致贫。
2010年，我当时的同事涂重航写了这么一个故事：2009年，江苏省邳州市坝头村整体拆迁，当地政府为他们建设了“农民公寓”，要把他们搬入楼房里。当时，拆迁补偿标准为每平方米500到800元不等，拆迁后，每家每人分配的公寓房标准是30平米，每平米而农民若想住进“农民公寓”，每人标准是30平米，每平方米是1300元。徐传玲家共11口人，原2处宅基地住房262平方米总共得补偿款30.7万，房子拆除后补偿款全部加起来都不够买公寓。当年10月，徐传玲因此自杀。
越拆越穷、甚至拆迁致贫的事情，最近在山东再现。
最近，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撰文披露，山东大规模” 合村并居”，很多农民被强拆了宽敞的旧房后，居住质量不仅大大降低，还得倒贴十万左右才能住进楼房。
以山东村民袁珍家为例：旧房的共163平米，每平米按713元计算，评估下来不到12万，把偏房和青苗补偿加上，再加上2万元的安置费，也才16万。安置房面积一般有80、100、120、130平米不等，按自家正方面积的置换价为1100元/平米，不足部分按1800元/平米的价格置换。袁珍把自己房子拆了还换不了130平米的毛坯楼房。如果真要入住，还得再花大几万的装修费。
政府赔偿的拆迁款买不起政府盖的还建房，农民花尽所有的补偿款还得再贴数万甚至十数万才能买到新房，还要花数万装修，这样的拆迁谁愿意接受？
有的农民刚刚自筹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改建、新建了房子，新房新装修打造了新家具，也都要拆除，农民的巨额投入被强拆成一片废墟，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再让农民掏钱买房，无疑是一场灾难。
拆迁致贫，成了当地农民的梦魇。除此，整村拆迁上楼，还给农民添加了不少别的生活困难。
农民无法饲养家禽，鸡鸭成群、猪狗相闻的乡村生活被人为终结，少了一笔收入，少了村居的原始浪漫；农民被强制上楼后再也不能使用秸秆、树枝、杂草作为燃料煮饭做菜，必须购买燃气，增加了开支；农民上楼后种地的农具没有地方存放，新建的村庄距离自家耕地很远，种地如同出趟远门…
强拆农民的房子，强迫农民上楼，目前看对农民来说弊远远大于利，不仅会让一部分农民返贫，还会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也给农民日常的耕种生活增加很多成本，一些特色的乡居也将从此消失。
2014年，时任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赵晖表示，“有些村镇大规模拆迁并点后，宅基地剩下30%给农民，这种做法全世界都没有。”他认为，要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不得盲目拆村并点。
他还批评说：很多地方搞“新农村社区”，有的以“三化”名义搞拆村并点，重建行政村，可能要花费3亿元，这还不算浪费掉的资源。“农民没有办法，在阳台上养鸭子，这不是我们要的城镇化。”
农民苦不堪言，地方政府为什么乐此不疲呢？
2010年，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曾对强迫农民上楼的动机进行过解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被一些地方政府滥用，他们看准的是农村建设用地置换成的建设用地指标，从而大拆农民房，导致农村快速消亡；农村城镇化是一个趋势，但是需要自然转化，不能大拆大建一蹴而就。几百年形成的村落是农民经过世世代代的自然选择，这样人为的消除，后果不堪设想。
会拆出一批穷人来的拆迁，新的社会矛盾必然再起，农民必然怨声载道，不会支持也不会配合。
农民，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褚朝新
2020年6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