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皓辰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

近一段时间，内卷化（Involution）成了一个网络热词，被频繁地用于各类社交媒体针对诸多社会热点事件的讨论之中。

从对各行各业内日益普遍化的“996”工作模式的声讨，到对高考负担过重与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趋势的担忧，甚至到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批判与解读，内卷化一词成了公众对复杂现象进行描述与深入剖析的概念切口。

然而，同基于内卷化概念的相关讨论正方兴未艾的图景相悖的是，人们对内卷化一词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何往往不甚明朗。

在知乎社区内，排在内卷化话题讨论区最高位的问题几乎集中在对于这一概念具体所指的释义上。

或者说，内卷化，这一源自文化人类学领域，最初被用作描述社会文化变迁规律与分析经济发展阶段问题的专业词汇，其原意已然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经由不断的解构与重构延伸出了更多新含义。

而透过内卷化一词的流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诸多从属于社会科学领域范畴内的专有名词当中，究竟是哪些原因使得内卷化能够独树一帜地成为时髦的网络词藻，从而被广泛地运用到各色社会话题的讨论里？

内卷化的具体内涵在互联网世界当中的不断嬗变，其背后又折射出当代民众怎样的生活情形与群体心理？

“内卷化”外溢：从小农经济、社科研究到高考竞争

内卷化，亦称过密化，最初由文化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提出，用于描述社会文化模式的变迁规律。当一种文化模式进入到最终的固定状态时，便逐渐局限于自身内部不断进行复杂化的转变，从而再以无法转化为新的文化形态。

其后，内卷化逐渐演变为对于某种停滞性的经济发展阶段的描述。美国象征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爪哇岛的田野调查当中，将当地不断将劳动力投入至水稻种植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里，从而无法将农业生产延伸为更具经济效益的工业生产的现象称为农业内卷化。

而在中国语境下，内卷化概念最初闻名自历史学家杜赞奇对于古代中国经济生活的研究成果中。杜赞奇借用内卷化一词描述清代人口爆炸，廉价劳动力过剩，从而无法带动技术革新，使得古代中国的经济形态长期停滞于小农经济阶段的发展状态。

其后，历史学家黄宗智在其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将内卷化总结概括为对于“没有发展的增长”的经济状态的描述。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界对于内卷化定义的共识性理解。

由此，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开始逐渐将内卷化概念延伸至更广泛的研究领域当中，以求借其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存在的诸种问题。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贺雪峰在其《要警惕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卷化》一文即借用该概念批评中国学术界成果虽然表面丰盛，却仅能停留于象牙塔的书斋式探讨之内，而无法被应用于实践层面的现象：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脱离中国人民的丰富生活和中国历史的伟大实践，越来越沦为一小撮学者的书斋式学问。

社会科学研究变成了发表所谓规范的高水平论文，这些所谓规范和高水平的论文，是在很狭窄领域进行的非常局限的研究……

尤其让人痛心的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培养和青年学者的成长似乎越来越走上了这条注定没有前途的低水平内卷化的道路。”

而反观当下被广泛运用到互联网讨论之中的内卷化，其所包含的“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内涵往往成为网民所重点强调的面向，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变化。

以知乎为例，在涉及内卷化的通俗定义究竟为何的相关问题时，升学竞争与“996”工作模式等热点话题常常成为网民借以类比的具体实例：

假定某省考生数量，录取名额不变，即录取率不变。现在有一所学校要求高中生每天学习14个小时，寒暑假和双休日补课。

这一操作的效果，是在短期内提高了该校的录取率。这种录取率提升的甜头让其他学校决定向该校学习，推行该校的教学管理模式。

最终，某省所有中学都开始强迫学生一天学习14个小时，并取消寒暑假和双休日。

于是，由于全省均采用该校的模式，各个学校的考分尽管普遍上涨，在高考录取率不变的前提下，各个学校的录取率与推广学校模式之前相差无几。

在这一过程中，为提高分数，中学生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学习时间和资源。由于该省高考录取分数线提高，单个学生的分数看似提高，但从录取结果看，这种投入没有意义。

这就是所谓的分数增长，但学生考取好大学的几率没有实质增长，即“没有发展的增长”——内卷化。

总言之，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内卷化的具体内涵从最初对于社会文化变迁规律与分析经济发展阶段问题的描述，已逐渐产生了演变。

对于个体而言，内卷化——无论体现在考生之间的升学竞争当中，还是体现在各行各业内正在日趋普遍化的“996”工作模式当中——更多指代其学习、工作与生活需要投入更多精力与成本，却并不能相应地获得更多回报的“无效努力”的状态。

而对于宏观社会而言，诸多个体的内卷化又能够引发整个行业乃至社会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却需要付出同以往相比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的整体效率下降的状态。

竞争压力、文凭贬值带来的情感共鸣与思考局限

内卷化相关话题的主要参与者，通常是接受过良好教育，受雇于学术机构、金融领域与互联网行业等部门的青年白领群体。

一方面，面对社会福利制度尚不健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等旧问题，以及“996”工作模式的普遍化、社会阶层固化与不平等进一步加剧等新问题，这些群体基于自身晋升困难、劳动权益难以获得保障、暴露于潜在的经济与健康风险却又无力改变，从而不得不继续从事日益常态化的过度劳动的处境，往往可以在内卷化概念对于“没有发展的增长”状态的描述当中取得情感上的共鸣。

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文凭在近年来愈发陷入通货膨胀化的趋势，社会竞争的压力并未伴随着全民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而得到抑制，反而被不断地加剧。

在这一背景下，“高学历”标签在就业市场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逐渐从锦上添花之物沦为最基本的“敲门砖”，而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白领群体，其“身价”同样亦相应地快速贬值。

在此基础上，内卷化所映射出的，由诸多个体的内卷化所引发整个行业乃至社会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却需要付出同以往相比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的整体效率下降的状态，成为一种足以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并同白领群体们所面临的无奈而迷茫的处境高度契合。

内卷化一词的流行，反映出当下大众对于既有社会问题的反思欲望正在逐渐激活，但即便如此，相关讨论仍存在诸多局限之处。

一方面，滥用内卷化一词对各类相互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关联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做法仍略显牵强。即便是在专业的社会科学领域内，面对流变而复杂的现代社会及其林林总总的症结，没有任何单一的概念拥有对其一言以蔽之的能力。

另一方面，内卷化一词武断而过度的使用往往会导致我们对于复杂问题的理解变得过于简单化。

比如近年来同样备受热议的另一学术词汇——刻板印象（Stereotype），其最初源自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对于污名化现象的研究作品中。

戈夫曼将刻板印象的承受者解读为处于社会不平等结构当中的弱势者，意指批判刻板印象现象背后，造成社会排斥与区隔等负面后果的不平等根源。

而当刻板印象逐渐在互联网，尤其是西方语境当中社交媒体流行起来时，便日益沦为一种政治正确式的针对个体的道德化人身攻讦，从而忽视了其原本具有的更加深刻的社会学意涵。

今日有关内卷化的诸多讨论，同样存在着类似的局限之处。人们虽然注意到了社会各领域日益增加的内卷现象，却将其成因简单归咎于“奋斗B”与“工贼”等个体，认为是个体道德的败坏造就了今日各行各业的人们需要投入更多精力与成本，却并不能相应地获得更多回报的“无效努力”的内卷状态。

此外，那些内卷化相关话题的主要参与者们，即青年白领群体的诉求本身亦呈现出诸多矛盾之处。

在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笔下，白领群体，作为新兴的中产阶级面临着管理科学化之下个性、技能的被格式化，其处境越来越接近于普通工人，但其摇摆不定的后卫政治态度往往又使其难以抱团取得话语权。

换言之，白领群体，一方面不满于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阶层固化等结构性问题，而另一方面又不忍放弃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优渥薪酬，转而又矛盾地成为既定社会结构的拥趸，从而距离问题被釜底抽薪地解决越来越远。

同样，在针对内卷化现象的讨论之中，人们不应满足于局限性的反思。

对内卷化的关注始于人们对于这一概念所映射的过度劳动与竞争加剧处境的共鸣，但远不应止于愤懑情绪的简单发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