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锐
一个20来岁模样的男人拉开门，裸着上半身站着，眼神里的茫然很快又恢复了清醒。
“几个人住？”
“一个。”
门缝里看到屋内的摆设，男人脚下的塑料垃圾桶，卷起一半的花色被子，以及靠床边贴着的仿绿植墙纸。报完身份证号码，他拿起床上的黑衣服套上。
2020年11月11日中午的1个小时，在所有房门都紧闭的楼道里上下来回走几圈，就过去了。这趟只完成了2户，比起村里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人，找到郊区出租屋里的年轻面孔花费了朱文彬和他的普查同伴更多精力。
“是这样的，他们算最后一批了。”朱文彬说。
71平方米，售价780万元，这是深圳市一个住宅小区更醒目的坐标。何文勇踩灭了第三个烟头，“知道不，都是家里年轻人教的，在外面听到或者看到新闻，就告诉老人不能签字、不能给生人开门什么的。很多（老人）刚从老家出来，帮忙带小孩，和大城市里的生活是有一点脱节的。”
“这个社会还是年轻人的，你说是吧。”何文勇说，问普查对象识不识字的时候，他觉得不太好意思，这个问题对深圳这样的大都市而言，似乎已经不合时宜，“老人家，七八十岁的，你叫他签名也能签。”
2010年，何文勇参加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过去十年，他一直在社区工作。何文勇很难说出十年之后有什么重大变化发生了，只有当他去拜访来到这座城市的新人，将他们的个人资料录入庞大的数据系统，以及每一次更新这些信息时才有所感知，“真有点不一样了。”
2020年11月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入户登记正式启动，首次可以使用个人手机进行自主填报，700万普查人员使用电子采集设备逐人、逐户开展数据采集工作。
呈现在他们眼里的，是一个更加真实也更加生动的中国。
小村镇的新楼盘、大学生与二孩
朱文彬二十岁刚出头，客气又腼腆，不知道是工作习惯还是天生好脾气，逢人说话他就笑，自己说话声音也不大，“姐，叫我阿彬就好。”
朱文彬参与人口普查的村在距离广东省中山市中心大约8公里的西面，属于城区近郊位置。村委会目前记录的户籍人口大约是3700人，常住人口超过2.3万人。其中，本地村民大约占20%，外来经商者大约占15%，在其他超过60%的人口中，一部分是在市区工作的外地人，更多的则是过去几年中从周边村搬来的。
村一级的普查工作从开始就是意料中的人手紧张。“村里招人是很难的，村上的待遇一层层的分级下去，留下人还是不容易的。我们的普查人员大概分三类，村委会的、社招兼职和一些高中学生。”该村财经委员吴瑶说，普查工作正式开始后，也有人觉得太辛苦就退出了。人口普查进入收尾阶段的时候，他有时也跟着去上门找人。
朱文彬是坚持下来的一个。2019年，他从广州一所专科学院毕业，身边大部分同学选择留下来在大城市“打拼”，他选择了回老家，“我去保险公司和地产公司实习过，电话销售，一天完成工作量给100元。”
“有大半年的时间，感觉压力比较大，不能住学校后，（广州）房租太贵了。”朱文彬说，家里人让他选。“我想了想，觉得回来也有事做，挺好的。现在村委每个月拿三千多的工资，我也能存下来两千，以后我还想把家里的房子重修一下，现在村里环境也好了。”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时间的标准时点是2020年11月1日零时，人口普查员需要在更早的时间做前期准备，包括一些普查场景的提前预习，如何表达友好、化解冲突等等。
培训课让年轻人们有一种肩负国家任务的使命感。和村里的老人说话，朱文彬也会客客气气的问，“你好，介不介意我们帮你操作？”
2020年国庆假期结束后，村里开始准备人口普查第一阶段的摸底工作。“最早完成的是本村户口的，因为他们比较多时间在家，老年人居多。然后是住在小区里的，他们的普查时间一般集中在下班时间或者周末。最后一批就是出租屋人口和早出晚归的那些人。”
住在楼盘小区里的人，是村里过去十年里的一个显著变化。“这十年，我们村的楼盘明显变多了。大概从2011年开始，很多地产商过来建一些中大型的楼盘，2.1平方公里，现在有8个楼盘。”吴瑶说，因为他们村的位置紧靠城区，这些楼盘建好后，吸引了大量周边更偏远村里的人，“我们村的人多了，周边那些村的人也就少了。”
村里的人变多，另一个影响就是二胎政策。“2015年底放开二胎，可以看到2016年前我们村户籍出生小孩的登记，一年是30来人，现在一年出生登记是60多人。”吴瑶说，2017年、2018年是二胎生育高峰，到2019年有放缓，“最高的一年录过80个小孩。”
年轻父母和读中小学的孩子，年长父母和在外工作的孩子，这是朱文彬印象里住在楼盘小区里的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感觉楼盘普遍比村里的高。”他说。
朱文彬的印象也佐证了吴瑶这些年的感受。2000年以前，在村里的外来打工人员多数是流水线上。“现在经商做销售、做管理的多，他们的员工普遍受教育程度会高一些，慢慢高中、大学的人就多了。”
“村里报读大学的人也多了。”2015年，该村设立了大学生奖学金，“每年的申报数量都在增加，最早一年申报是10多个，今年有30多个。报读的学校以前集中在省内，现在全国都有。”
“出去读书了，留在外面工作的人也更多了。”吴瑶觉得，周边村的人搬来了，但村里还是比往年冷清了些。“也可能是因为疫情，大家都不出来了。”
大都市的新老人、合租白领和系统
何文勇是给生手普查员“兜底”的。
“那个小孩几岁的话，你等他们家大人回来再去签字，不然人家会以为你是骗子的。”他对着电话里的人说，位置是深圳南山一个住宅小区，距离因腾讯、中兴、大疆等而闻名的粤海街道大约3公里。
深圳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南山全区GDP位列深圳9个行政区和1个新区之首。深圳市人均GDP约20万元，南山区人均GDP则约40万元。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人均GDP约7万元。
更醒目的坐标是，这个小区的一套在售房源信息：71平方米、780万元。
不过，见过深圳早年一夜暴富式的征收景象，何文勇其实对住在这动辄单价上十万的小区里的人，也没有觉得有多豪。他也算是老深圳人，1980年随父母而来，很早已经在这里安家落户。“以前的网格员、出租屋管理，现在居住信息管理，都是和他们在打交道。”
“他们楼价高，但是手头上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宽裕。”何文勇说，尤其是看着这些年轻父母让老家的父母，到城里来帮忙照顾小孩的时候。“深圳这个地方，年轻人的世界还是很难顾小孩，这几年老家父母过来的多了，有些是单独给他们租个房子，岳父岳母、公公婆婆，一年当中轮换来，主要也是外省的。”
深圳市2019年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8年，深圳常住人口平均年龄32.5岁，户籍人口中大专以上学历人口超过40%。
“人口的特大城市化、户籍人口少子高龄化以及就业的多元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专家王广州觉得，这是中国的大城市过去十年的显著变化。“人口向特大城市快速聚集。”
深圳的变化，显示在数据上是剧烈并且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深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特区40年，深圳GDP从1980年的2.7亿元升到2019年的2.69万亿元，年均增长20.7%，规模已位居内地城市第三，亚洲城市前五。外贸进出口总额，则从1980年的0.18亿美元升至2019年的4315亿美元，年均增长26.1%，外贸出口额连续27年居内地城市首位，单位产出跃居内地城市第一。人均GDP从1980年的835元增长到2019年的20.3万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地均生产总值则从1980年的13.4万元/平方公里增长到2019年的13.5亿元/平方公里，居中国内地城市首位。
“刚来的老年人，你能感觉到他们的反应是有一点慢的，还不太能适应这里的节奏。他们也很信任小孩的话，防备心也很强。”何文勇说，与日常的工作相比，人口普查因为政府的宣传力度，大部分上门登记是顺利的，但极少数的对抗仍然来自这些新老人。
“哪怕是你去引导他们，他听着听着突然就把门关了，你也没办法。我以前试过找警长来证明自己的身份，有人遇到过对方报110的，我们倒是愿意等着警察来。”何文勇摇摇手，有时候被大呼小叫，这种情况下他也生气，觉得不是正常人干的事儿。他很快就又和自己和解，告诉自己要换位思考。
“心浮气躁，干不了这个事，35岁以上才勉强能稳定下来，年轻人受点气直接连工作都可以不要。”
“自如、蛋壳的合租公寓，最常见的就是不开门，我站在门口，听见他们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何文勇说，无论他在门外表明身份也好，敲门也好。“反正不是找我的，每个人都是这种心态，他们不会和你对抗，但也不会开门。”
十年，尤其是过去五年，让何文勇们在处理这种情况时有了充分经验。“让在我们负责的小区有房源的品牌公寓的管家进入我们的群，一开始他们并不是很愿意，后来强烈要求下也进来了，让他们每隔一段时间要做资料更新，发到群里，我们再去核实一遍。”
再遇上不开门的，何文勇从门锁的品牌就能分辨是哪家的合租。“我们就直接找管家，多打几个电话，总是有人在的。”
“深圳启用了自己的大数据系统，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我们在摸底的时候把几个部门的以前分开的系统数据进行了汇总，全部倒入一个数据库，这就非常细致了。”何文勇说，广东省今年3月底，由省人普办提出共享数据需求清单，通过全省统一数据服务共享平台共享省卫生健康委、省民政厅、省教育厅等相关部门基层人口资料，成功调用省公安厅电子证照接口。
在一线城市，尽管很多人配合人口普查，但并不能说他们是毫不介意的。信任和隐私之间有一条敏感线，普查员在做这件事上内心是有挣扎的。“问人家身份证号码、居住信息还是太敏感了，自主申报帮了很大的忙，以我负责的区域来说，只需要一个验证码，确认你的名字和居住地，就行了。”
“你的信息已经在我们的系统了。”何文勇指了指手上的设备，觉得这很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朱文彬、吴瑶、何文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