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36岁的妈妈在互联网大厂工作会面临什么？作者的先生把他们的小孩称为“互联网孤儿”，意指代缺失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父母的陪伴。一名妈妈、一位妻子，一名女儿，这些身份在“互联网大厂员工”身份面前显得力不从心。她焦虑、自责但也无能为力。放松只有那唯一的一天，还是在生病之后的某一天，“自己找了个酒店住了一天，没有带孩子和家属，只我一人，用一天时间拼好了一个2000块的乐高。这一天我不是妻子女儿或妈妈，也不是互联网大厂打工人，我只是我自己，静默而专注地度过一整天”。
文｜Viola
编辑｜旁立
01
晚上十点半，我下班了。打开滴滴，前面有163人排队，后厂村的一天在此刻开始接近尾声，之后陆陆续续，延绵至后半夜。最终我放弃快车的激烈竞争，打到了专车。那辆车在路口堵了十分钟后来到我面前，司机说：“抱歉久等。“我说：“没事的，这个路口每天都如此。”
不到一年时间里，我见证过这里十一点的晚高峰，深夜一点的焦灼，以及凌晨五点的清冷。
此刻，我的手机微信弹出消息，是我妈发的：孩子睡了。牛奶在微波炉里，你回来喝掉。
我回复：我打到车了，二十分钟后到家。
这就是我的生活，36岁，有一个不到3岁的儿子和一个同样在互联网大厂的爱人，因为无法照顾孩子，便和妈妈生活在一起。
在车上，我打开播客，这是一天中为数不多属于我自己的时间——除了睡觉，便是上下班路上的一个小时。节目里讨论海淀妈妈鸡娃的事情，我不禁焦虑起来，以我的工作强度，是无法全力鸡娃的。虽然海淀黄庄离我家只有15分钟的车程，但我断然不可能在他上小学时有时间接送或者旁听那些奥数课程。不过我又一想，小孩离上小学还有三年，这三年会有多少变化谁也说不好。也许失业了呢？但我不想失业。
02
曾经我是个非常随意的人，并不在乎失业。我先生也如此，26岁时，他结束了4年写代码的工作，一个人骑行到尼泊尔思考人生。认识我时，他刚刚来到北京，在一个“小而美”的公司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时我们有大把的时间一起看电影看演出，保持着平静而稳定的恋爱生活。直到有一天，他的公司宣布开始狼性策略，而他去夏威夷跑马拉松的年假被无情驳回。他选择辞职，认为人生绝不可以被996吞噬。我当然是很支持的，毕竟自由的灵魂不能受到一点点禁锢。那时我刚刚结束一段创业，回到已经退居二线的互联网公司上班，31岁，工作琐碎但不繁忙。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都觉得这样的心态没有太大问题，既不想过多付出什么，也不期待工作回报我们更多。我们结婚了，虽然这个议题在我们看来都略显艰难，但大概是因为不会给彼此压力，倒也出奇顺利。结婚那年，他28岁，我32岁。
半年后，我怀孕了，超过传说中的黄金怀孕年龄4年。这又是一个计划外的体验，但由于我和先生对人类幼崽天然热爱，我们决定把自己升级为父母。孕期的我除了旷日持久的孕吐，其余都非常省心。孩子在体内按时长大，而我依然行动灵活，精力充沛。甚至在孕期，还完成了一些大项目的上线，那时我想，也许所谓的职场魔咒不会降临到我头上。直到怀孕八个月时，我的父亲去世了。
他身体向来不好，但我没想到那次住院会成为他生命的终点。时至今日，当我路过他去世的那家医院，都还要确定一下这件事的真实性，事实上从他去世那天到现在，我没有一天停止过对他的想念，我总会想，如今的我是不是让他满意和放心呢？在深夜回家的路上，这个问题又出现在我脑中，但依然和往常一样，我给不出准确答案。
父亲去世后，我来不及悲伤，甚至没有大哭一场便迎来孩子的出生。于是生老病死，在2017年全部完成，而我也彻底变成一个“大人”。
长大并不是结婚或者有了孩子，而是失去至亲，那种感觉就像心中的靠山突然倒塌，而你必须站上家中C位，决定着自己及生活中的一切。我用很长时间思考，如何像大人一样生活，我想，起码求生欲要强一些。我应该变得更强势、更积极、更主动，让别人觉得，我“很厉害”。我决定在产假结束后把这些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
而此时，我的爱人已经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我怀孕期间，他向一些大厂投去简历，在拿下offer的一天，他有些忧伤地对我说：“我大概要开始996的生活了。”我很清楚，这是一个曾经随心所欲的少年对生活的妥协。我告诉他：“注意身体，你放心去加班，我在现在的公司，应该可以顾家。”从那时开始，我们都不知不觉，被现实一点一点改变着自我意图。但我相信，这就是出于本能且自愿的求生欲的激发——为了养育人类幼崽的共同事业，我们可以放弃自我，还有自由。
产假那段时间，我带着新手妈妈的神经质严苛而缜密地排布好一天的日程，按时记录着孩子吃奶、睡觉的时间，晚上洗完澡后，坚持进行抚触按摩，一个动作也不能落下，一共十分钟，不能多一分，不能少一分。我妈妈看着过于紧张的我说：“这样下去，怕是弄得小孩也会跟着紧张吧。”我说；“哎，你哪里懂，早期教育最重要的，不能蒙混过关，趁我能亲自带他，最好把他调理得好一点。”
现在想想，虽然那时的我有些神经质，但说的话也是不无道理的，至少那段时间，是我和他相处的为数不多的时光。
03
上班后，我被调岗，开始做一些毫不擅长的事情。由于在哺乳期，我的工作更清闲，也没有团队可以带。我花大量的时间用来背奶和育儿，身边的同事和我谈论最多的是孩子，尽管大家都是出于善意，但终归，我还是不太适应自我身份渐渐被掩盖。是的，我可以为孩子放弃自我，但却无法放弃某些坚持的身份，比如一个鲜明的个体，以及对既定生活的强烈不适。我想哺乳期之后，我一定会离开这里吧。这样的纠结持续到孩子快两岁，我终于收到了大厂的面试通知。
在面试时，面试官问我：“这个年龄是不是已经有了孩子？”我说：“我小孩快两岁了。”面试官笑了一下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做了妈妈的人都比较能忍，那么疼的事都过来了，还怕什么呢？”后来我得到了这个offer，但我说不清是因为能力匹配多一些，还是比较能忍多一些。但那一刻我是开心的，我看到鲜活而巨大的未知，这让我兴奋，在按下offer确认按钮的一刹那，我觉得我又可以了。
我是在远程办公时入职的，带着新员工的亢奋，和同组的同事们一起开启了大厂生活。大家在工作群里用表情包进行欢迎之后，便投入到各种数据中，一个月后，我迎来第一次焦虑，我觉得所有人的效率都比我高，思维都比我清晰，并且比我能熬夜。久而久之，这种焦虑会不定期地袭来，我告诉自己，焦虑是因为自己不够好。
我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花更多时间“让自己变得更好”。有时这很绝望，因为不知何时才能追赶上同伴。但与此同时，当我全情工作的时候，也是开心的。一个为工作全情投入的36岁女性身份，比“孩子的妈妈”在那一时刻更让我认同。这并不是说我不喜欢“孩子的妈妈”这个身份，只是我不希望这是我唯一的标签。
不久，我接到了一个新项目，立刻收拾行李出差的那种，只订了去程的机票，这意味着归期不定。算了一下，那次出差有十五天，而我没有给孩子打过一个电话，我怕他在电话那边哭闹，而更多的时候，我忙到忘了自己有个孩子。
回到家里，我妈开始责备我和她联系的次数过于少，我告诉她，除了上厕所的时间，我真的没有一刻是停下来可以打个电话的。后来我把这个困惑和同事分享，她苦笑着告诉我，出差的时候，她就像失踪人口一样，不仅想不起来给家里打电话，甚至会挂掉家里发出的各种视频邀请。
我的工作强度使得先生成为育儿主角。白天，小孩的日常起居由我妈和阿姨全权代理，快一年的时间里，我对她们的要求从精确时间表变成孩子“能喘气就行”。先生为了多陪孩子，每晚8点准时下班，而8点，通常是大厂人大显身手的时间，至今我不敢问他在离开工位时承担了怎样的压力。只有在我偶尔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带孩子去早教班上课，这通常是我们全家最开心的时间，孩子意识到他依然是父母双全，而我妈也可以在家看看电视剧。
在一次难得的聊天中，我先生把小孩称为“互联网孤儿”，这让我突然意识到，孩子在悄无声息地长大，而我缺席了他的terrible 2，他变得有些焦虑，并对妈妈没有从前那样信任。他尝试用各种不近情理的方式确认妈妈是不是还爱他，比如我在家的时候摔玩具，故意挑食，然后斜着本来就不大的眼睛，偷偷从眼角观察我的表情。
小孩对我早上换衣服这件事充满警惕，总会问一句“你要去上班吗？”我的答案通常是肯定的，然后他就扁起嘴，快要哭出来。接下来的十分钟，是我们相互撕扯的时间，但最后我们都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如果他坐在阳台上，是可以看到我从楼下经过的，于是现在，我出门之前，他都要拿一个自己最喜欢的零食坐在阳台上等我，看到我走过去，就大喊妈妈，而我则站在楼下喊他的名字。我们隔壁的邻居养了只八哥，久而久之，那只八哥学会了叫“妈妈”。所以现在每天走在楼下，就能听见我儿子和八哥此起彼伏的呼唤。
04
我把这份工作赋予了太多意义。毕竟人生上半场留给我的机会已经很少，而大厂相对健全的制度也让做一个螺丝钉这件事变得没那么困难；公司的高速发展，让我自己拥有了一些“不被时代抛弃”的专业能力，我甚至因此获得价值感的认同；但最重要的是，我不确定36岁的自己还拥有怎样的可能性来维持生活的表面稳定。有时看似很多选择，但其实最终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我懂得人生的任何决定都需要取舍，但有时依然会困惑，飞速成长的背后需要用哪些来交换，这是数据、指标、OKR都无法衡量的。就如同在这里我确实变成了一个大人。一个即使内心崩溃，也依然面容平静的人。
在公司园区里，如果看到和我年龄相仿的互联网女性，我都有一种拉住她问一下如何平衡工作、家庭与自我的冲动。但冷静下来之后我又在想，这个问题过于私人，我们面对的环境相同，但个体背景和面临的问题却千差万别。别人的经验，几乎无法复制到自己的生活，而这段经历在漫长的生活中到底是一种奇幻的体验，还是决定着某些宿命的开始，如今我无从判断，唯有经历和感受。即使是痛苦和无奈，也构建着属于我和我家庭的生命体验。
如面试官所预料，我确实发挥了超乎寻常的抗压能力在工作和家庭之间不断跳跃着角色。但因为压力和焦虑，我在一周之内瘦了10斤，去医院检查，被告知需要立即手术排除癌变。术后第二周，我终于可以坐起来休息，于是就自己找了个酒店住了一天，没有带孩子和家属，只我一人，用一天时间拼好了一个2000块的乐高。这一天我不是妻子女儿或妈妈，也不是互联网大厂打工人，我只是我自己，静默而专注地度过一整天。
最终的切片结论是良性，我回到公司继续工作，复工的早上，我突然想起20多岁是的疑问：那时我也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强度远没有如今这般，但身边已经鲜有35岁以上的同事。那时我想，他们都去哪里了呢？也许是因为不够努力而无法追上时代了吧。如今我的年龄刚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这些人背负了很多责任让自己显得有些不酷，但他们依然努力生活着，为了家庭、工作和自我，并不得不生机勃勃。
作者后记
2020年的最后几天本打算糊弄过去，但最终却参与了短故事写作。这篇文章成稿在新年假期的几天，能把2020年的琐碎与无奈这样展现也算是有投入有产出。感谢三明治，感谢依蔓和胖粒，无论怎样，新年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