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长平
2011年初的一天，我走进法国驻广州总领事章泰年先生办公室的时候，他还在为刚刚接到的一个电话生气。
为了在深圳举办的一场每年例行的中法文化交流活动，章先生和同事筹备了很久，已经对政治敏感问题进行了自我审查，选择语言学习作为主题。中方也全程配合，直到活动开幕前一天，也就是我们见面的当日，章先生接到深圳文化部门一个科长打来的电话——外交讲究级别对等，这倒也罢了，对方要求停办活动。章先生辩解说，这只是语言学习……对方不等他说完，表示没有商量余地，然后挂了电话。章先生感到非常震惊。作为外交官，他很少遇到这样粗暴无礼的对待。
紧接着我到巴黎参加一个会议。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外交官都在交谈中说到，中国出现了“粗鲁外交”。有位法国媒体同行告诉我说，他还就此写了一篇文章。
直到五年以后，战狼外交这个新词才流行起来。因此很多人认为，这是习近平时代出现的外交转向。正如我在时评文章中一再指出的那样，包括战狼外交在内的中国形象转变，更多来自中共权力结构的演进，领导人的个人风格只在其中起到了部份作用。在“粗鲁外交”之前，人们已开始讨论中国的“傲慢外交”。
1949年以后，周恩来主导的外交政策，企图在孤立中表现“大国外交”的风范，特别重视礼仪。传说周恩来曾组织外交人员躲在屏风后面，偷学来访客人向毛泽东赠送礼物的仪式。他也因此留下了“外交无小事，不可掉以轻心”的著名训令。
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江泽民时代。失去了意识形态正当性的统治者，对内开始撕下画皮，公然暴力维稳，对外仍然努力装扮风度翩翩的君子，尽管不时露出马脚，成为笑谈。当时，中国需要得到国际的许可，加入全球化经贸，“与国际接轨”是流行语。
赵立坚也可变得文质彬彬
到了胡温时代，中国模式被官方刻意塑造，“大国崛起”带来了粗鄙的民族主义情绪，外交领域出现了举世皆惊的变化。外交官不顾礼仪、言行唐突，外交部记者会更成为展示粗鲁的舞台。
习近平上台之后，“与国际接轨”逐渐淡出，代之以“为世界指明方向”——据媒体统计，仅仅在2020年，中国官媒以“习近平为世界指明方向”作为标题报道就至少有12次。
“为世界指明方向”的前提是“四个自信”。2012年11月，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2016年7月，在庆祝中共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加入了“文化自信”，形成了“四个自信”。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习近平并非天外来客，而是中国政权自然延续的继承人。
无论怎样自信，西方社会无法接受一个在历史上留下无数人权灾难纪录的专制政党来为世界指明方向，因此战狼外交就成为一种被认为有效的姿态。
我还记得当时问章泰年先生怎么办，章先生摇摇头，两手一摊说：“没有办法！”这也是“傲慢外交”遭遇的普遍回应。在中方看来，这就意味着有效。因此，礼仪外交逐步过渡到傲慢外交、粗鲁外交和战狼外交。
现任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扮演了战狼的代表人物，他不仅毫无依据宣称新冠病毒来自美国，还针对五眼联盟外长说，“不管他们长五只眼还是十只眼，只要胆敢损害中国的主权，小心他们的眼睛被戳瞎”。这些言语在过去可能会被认为有失体面，现在可能会得到奖赏。
有些网民以为外交部发言人“雷语”不断是因为个人素质太低；有些学者则认为战狼外交来自习近平的强硬个性；还有人认为宣传机器变得愚蠢了。其实这些判断都不够准确。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有利可图。否则，只需要一夜之间，赵立坚就可以变得文质彬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