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 编者按：4月5日，《纽约客》发表英文长篇报道《逃离新疆：大规模羁押监控主导着中国维吾尔和哈萨克人的生活之下，一位女性为自己的自由而抗争》；4月6日，【文宣中國/私造社】手足共同翻譯的中文版开始在网络传播。报道讲述了一位在加拿大工作的新疆人Anar Sabit，因为父亲去世返回新疆奎屯之后被边控，随后被囚禁集中营一年八个月的故事。报道分为七节，CDT将中文翻译版逐节摘要发布，欲读全文请点击原文链接。
一 家
二十多岁的Anar Sabit生活在温哥华，在2014年来到加拿大之前，她生活在戈壁滩的边陲小城奎屯，其地理位置楔形嵌入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和蒙古之间。几十年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上百万的汉族移民，其中很多是革命战士，来这里务农。虽然新疆南部原住民仍占多数，而在奎屯原住民已成为少数。
Sabit从小就接受中共教育，尽管周围建设兵团的汉人们一直像殖民者一般地对待他们，她还是坚信自己是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她的父母，一位是医生，一位是化学老师，从来不跟她谈起任何遭受种族歧视的经历；他们送她上了普通话教学的汉人学校，并告诉她要在那里好好学习。Sabit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2004年高中毕业以后，她去了上海学俄语，希望这能帮助她在更广阔的世界里找到一条好的职业道路。当Sabit在上海打拼的时候，她父母都移民去了哈萨克斯坦。他们希望Sabit也一起移民，但她拒绝了，她认为中国是一个更大、更有发展前景的国家。她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希望成为一名模范公民，并且坚信她的未来是跟中国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在她的家乡，政治已经让一切都蒙上了绝望的阴影，她仍然感觉到了不被当作自己人的深深的不快。在中国，不管走到哪里，她都是个外人。
不久以后，Sabit和一个已经移居到温哥华的朋友聊了聊，就飞过去探望。她立刻被那里的友善和机遇所吸引，任何时候，她只要告诉一个加拿大人她来自新疆，得到的总是善意的好奇。她登记加入了一个可以获得商业类文凭的项目，然后在同年夏天，她又租了一间公寓，有了一个室友。她在温哥华的一间公司入职了，成为一名会计新手。她还找到了一个新的朋友圈，遇到一个自己爱的人。她的生活在她的计划中徐徐展开，一切还不错。
2017年春天，Sabit的父亲因心脏病突然去世，她返回新疆。7月15日，Sabit和她的母亲驱车前往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飞往哈萨克斯坦。他们在半夜到达，航站楼几乎空无一人。在海关，边检检查了她母亲的护照，并准许她出境。但是，当Sabit提交文件时，边检停了下来，盯着她，然后将她的护照带到了后台办公室。母亲离开后，边检走向Sabit，冷冷地解释说，她已经被“边控”了。
二 “像老鼠一樣”
在Sabit决定搬到加拿大的2014年，北京召开了一连串秘密会议谋划新疆的黑暗未来。那之前的一年已成为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对于中国的少数民族，他也绝不手软。新疆动荡的历史使其成为特殊顾虑的目标。中国政府以近乎偏执狂的态度搜寻任何一点“分裂主义”的迹象。 在新疆，中国领导人似乎总是将民众的不满误认为是叛乱活动的增加。
2014年，习近平去了新疆。 在喀什噶尔的一个警察站，他检视着在墙上的武器。“我们同志们手中的武器太原始了，”他在视察中说到，‘这些武器不能用来对付大砍刀、斧头和冷钢武器。“他补充道，我们必须如他们一样残忍，并且不对他们手下留情。”在他视察的最后一天，两个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攻击了一个在乌鲁木齐的火车站，造成一人死亡以及几十人受伤。在一次北京的高层会议中，习近平表示了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反对。“这就如同吸毒一般，”他说，“你失去了神志，变得疯疯癫癫，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不久后，在新疆的党领导宣布了一场“人民战争”。这场战争针对三大“邪恶势力”———分离主义、恐怖主义，以及极端主义。该地区的最高官员实践了这个政策，但习近平对此感到不满，并在两年后换上了新的官员——陈全国，以系统化威权策略而著称，并且时刻准备针对整个人群的日常生活。
在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一位官员递给Sabit一张拘留证，那是逮捕她的的行政命令，上面的日期是6月20日。大约6个小时后，奎屯公安局的几名黑衣青年男子赶到。当Sabit被移交给他们看管时，机场的官员告诉她，如果没有问题，局里可以撤销边防，然后她就可以离开了。到了公安局，Sabit被带进地下室，地下室里面有几间拘留室。他们在一间狭窄的拘留室前停下，让她进去。这个场景令她崩溃了，她开始哭泣。"求求你，能不能不要把我关进去？"她哀求道，"我不是一个坏人。求你了，让我在办公室里等着吧。"
几小时后，一男一女两名警官把Sabit带到一间审讯室，里面有一张 "老虎椅"，这是一种用来铐住坐着的人的金属装置。
Sabit的审讯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审讯者只是不断重复询问着她在机场就被问过的问题。审讯过程中，隔壁关押那个维吾尔族男人的房间不断传来拷打和电击的声音。那个男人的惨叫声不绝于耳，她根本无法集中精神。主审讯官跟他的同伙说：“让他们先停一停，太影响我们这边工作了。”刑讯这才消停下来，但也只是暂时的罢了。
三个小时以后，主审讯官回来了。“你去过太多敏感国家了”，他说，“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次新的审讯”。Sabit问到底是她去过的哪些国家有问题，审讯官回答说：比如美国、泰国、马来西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俄国。“除了美国，我去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出公差啊！”她说。“这一点我的同事可以作证。”
第二次审讯结束时，天已经黑了。情报人员说她的名字上了黑名单，谁也救不了她。
三 雪亮工程
2005年，中国政府启动“天网计划”，开始在全国范围安装监控摄像头。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推出了该计划的升级版——雪亮工程。预想中这项工程会建成一个5亿摄像头组成的监控系统，以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新疆本身则成了数字监控的试验场。爲了更好地利用這些形形色色的監控工具，集中管控是最好的方法 – 而这一开始就是“新疆人民战争”的一部分。
在公安机关，Sabit被迫进入一辆有着在机场接她的情报官员的车，到达了北京西路新建的派出所。在一个私人房间里，这名警察命令Sabit脱掉她的袍子，对她进行搜身，并且没收了她的珠宝和鞋带。
第二天，Sabit被车押往医院检查身体，包括抽血和留尿。她还做了心电图、超声波，拍了X光胸片。回到警察局以后，警官又给她拍照、留指纹，并留了她的DNA样本。她做了虹膜扫描，又被逼着对着麦克风讲话，以获取她的声纹。这是另一样要上传到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数据。那天晚上，萨比特和维吾尔族妇女睡在审讯室里。事实证明这比主大厅还差。蚊子一样不停地绕着她飞，对讲机的声音仍然听得见，唯一的区别是Sabit现在和另外两个女人被一起关进了一个小小的铁牢房里。房间很热，还不通风，不过即使她已经汗流浃背，她还是把自己裹在毛巾里躲蚊子。她还犯了胃痉挛。
在警察局里，Sabit注意到大量的维吾尔人被带来这里并上传他们的信息。
在她被捕的第19天以后，Sabit得知自己会被送到学校去“学校”就是指政治再教育营。她吓了一大跳，
一个警员告诉Sabit，在离开之前她必须签署一份悔过书，并且保证下不为例。Sabit说，她根本就不知道她的罪行是什么。“那你为什么来这啊？”他问道。“因为我出国了。”她回答道。“那就写你不会再犯这种错误就行了。”Sabit在警局的等候厅里发现了一本中共的宣传杂志，然后她抄下其中一些政治宣传的话语。一周后Sabit回到这个办公室，得知她的边境管制将会在三个月后自动解除，到时护照也会归还给她。
Sabit耐心地等待了三个月，甚至特地等多了一天——以防万一。Sabit得到了被扣眼的护照，马上订了一个飞往哈萨克斯坦的航班。然而，在机场里，还是当初那个官员拦住了她。她的边境管制并没有被解除，Sabit请求公安局出示一份书面证明表明她无罪，材料上写着：“我们没有发现她或她的家人从事任何危及国家安全的活动，她已被允许出国。” 第二天，Sabit拿着这份证明，又冒险订了一个航班。结果再一次地，她又被拦下来了。不管是没法遵守规则还是根本没有一个完整有效的规则去遵守，她反正是走不成了。
隔了几天，Sabit又被叫回派出所，Sabit 的东西被没收了，她被送回了牢房里。第二天，又给她做了体检。很明显，这是要把她送去接受政治再教育之前进行的一些工作。
四 再教育营
陈全国的镇压计划目标只有一个：把大部分新疆人口转移到群岛一样的强化营进行政治“再教育”。
Sabit和另外一个被拘留者，一名年轻的维吾尔族女性，从警察局被押送到一个营地，营地周围被高墙和带刺的铁网环绕着。门口的标志写着“奎屯市职业技能再教育培训中心管理委员会”。营地里是一栋三层高的建筑，一个草草改建起来的警察局。
接下来，Sabit被带到一个大房间里进行脱衣搜身。在Sabit的拘留间里，五张双层床被强行塞进一个仅有12乘15英尺的小空间（约为3.7米x4.6米）。不仅如此，天花板上还挂着三个监控摄像机和一个麦克风。监控摄像头依然能看清任何人的一举一动，甚至在洗澡时，被羁押人员依然处于高压监控之下，没有任何隐私。
拘留间里已经坐着几个眼睛哭红了的妇女。在Sabit之后，另外几个女人也被陆续押送进来。她们都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前的撒网行动中被逮捕的。营地里唯一被允许使用的语言是普通话。其中一个来自新疆建设兵团的惩戒员经常辱骂以及羞辱被羁押的女性。让这名惩戒员生气的维吾尔族人必须接受各种惩罚，包括被铐在老虎椅上、关进一个极小的房间过夜。Sabit很快明白了，在这个教育营，她度过的每一分钟都是被精准控制的。这些被羁押的妇女被要求在每天早上八点准时起床；但是，除了去盥洗室洗漱以及上厕所以外，她们每天二十四小时都被关在狭小的拘留间里。洗脸加刷牙的时间被限制在三分钟以内，被允许去小便的时间仅有一分钟，一次淋浴不能超过五分钟。有些妇女因为大意超时，只能连肥皂都没冲干净就被迫停止淋浴。
在集中营了，妇女们吃饭睡觉都被严格控制，甚至都不允许哭。
Sabit被拘留一个月后，再教育营宣布，为了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每个学员被要求每周要学习六天普通话课程。再教育营要求每个学员必须掌握3000个汉字，虽然Sabit和其他几名妇女已经掌握了两倍以上的汉字，但无论她们的汉语多么熟练，她们都被迫一遍又一遍地陪其他学员练习，直到所有人都掌握了3000个汉字为止。一些从来没有接受过普通话教育的老年妇女学得十分吃力；为了让这些老人家免受惩罚，Sabit和这几位妇女常常暗中帮助她们。
共产党的高官有时会来视察她们的学习进度，以及再教育营的工作情况。看起来所有这些课程最终只是为了给这些高官表演哑剧。高官来访之时，通常就在警卫的宿舍里，大家把床铺推到一边，腾出地方，让在押妇女们当众背诵习近平语录，高唱爱国主义歌曲，并配上舞蹈，为高官表演一出汉文化的礼赞。“你必须满脸含笑，”警卫会说，“你得表现出发自你内心的幸福。”
这些人被强迫关押的逻辑很清楚：为了获得自由，被拘留者必须亲手毁灭自己。一遍又一遍，Sabit和那些女人都认罪了。然而并没有人被释放，所以渐渐地，她的那些乐观的幻想崩塌了。2018年2月，中国一年一度的春节要到了，女人们正在一起准备一场春节晚会。某个夜里，一位管理员把她们从睡梦中叫醒，强迫她们进教室写悔过书。等她们写完后，他就把她们的悔过书收集起来，全部撕碎，责备她们不诚实，然后让她们再写，这样一直到天亮。Sabit开始怀疑自己了。她想，她是不是真错了？她背叛了中国吗？
后来，随着春节活动的临近，Sabit得知，在表演结束后，拘留在此的人员只要曾经是学校的学生，都可以被放走。因为Sabit一直在加拿大上学，所以她提出这个政策适用于她。管理人员同意了，她小心低调地填写了放行表格，
五 悔过书
2018年冬天，新来的人开始涌入再教育营。有传言说，逮捕是由配额驱动的，一种新的随机性。正如一位参与IJOP的官员后来告诉人权观察组织的那样，"我们开始随机逮捕人们：在社区里争吵的人、街头斗殴的人、酒鬼、懒惰的人；我们会逮捕他们，并指控他们是极端分子。" 集中营的一名官员告诉Sabit，这些逮捕是为了在 "两会"前维持稳定。
随着镇压的发展，仓促组装的设施，比如位于奎屯的Sabit所在的设施，被位于偏远地区的巨型新院落取代。当再教育营官员在7月宣布Sabit和其他妇女将被转移到一个新的设施。在新的大楼里，被拘留者按种族划分。除了少数例外，维吾尔族人遭到了更严厉的管制；有些人被判刑，意味着他们将被转移到监狱。与此相反，和Sabit同来的那批妇女则逐渐被释放。那年9月，当她们为来访的政要排练表演时，一位官员问Sabit她是否有平常穿的衣服。第二天——演出当天，他的一位同事告诉她："明天，你就可以离开了。"
第二天上课时，她即将被释放的消息在教室里悄悄传开。有的女同学向她讨要普通话笔记本。"我当时就说，为什么？"她回忆说。"她们说，我们知道你要走了！"她回忆到，“而我当时就说，还不一定呢!" 一个守卫对她眨了眨眼，说很快就会用扩音器叫她的名字，她就自由了。当扩音器响起时，Sabit站在那里，等待着门被打开，其他女人也祝愿她。然后她回到自己的房间拿衣服。地方的官员和他的助手正等着带她去她叔叔家。
六 清洗
Sabit的叔叔后来告诉她，在她被集中营收押期间，叔叔和他的家人被标记为“重点人员”。每周他们都必须在住宅委员会中心参加升旗仪式、上教育课。干部成员也会主动上门来他家吃饭，并敦促示意住家提供酒水给他们，（说明这些干部并不遵守穆斯林禁止饮酒的教规）。一开始这些干部们必须这些“重点人员”家过夜，后来干部们自己意识到可以穿上不同的衣服拍个照来假装他们在这些人家里，就不再来过夜了。
整个奎屯已经成了一个监狱。城市里布满了检查站，维吾尔族人和哈萨克族人必须过扫描仪，但汉族人可以自由通行。"我们将实施全方位、全天候、立体化的防控。"Sabit被关押时，陈全国曾这样宣称。"我们将坚决做到无盲点、无缝隙、无空白点"。这种技术部署是为了打造一个数字时代的隔离区。
Sabit问警察，她是否可以畅通无阻地四处走动，警察建议Sabit和一名党员干部一起去医院去测一下她的身份证试试看。第二天早上，他们一刷卡，刺耳的警报声响了起来。警察在几分钟内就一拥而上将Sabit包围。
实验结束后，她去商场买衣服。几乎是立刻，警察又把她围住了。一名警官解释说，面部识别软件已经将她识别为 "焦点人物"。得知她已经被教育改造好了，警员们放她走了。但很快Sabit发现她无论走到哪都会被拦住。最后，警察已经认识她了，劝她别再出门了，因为反反复复处理她的事很烦人。
每周有几次，Sabit都要到居委会中心报到并参加升旗仪式和额外的再教育课程。虽然她她讨厌这些活动，但这又是她解脱孤独的唯一方式。除了她叔叔家的人，几乎所有她认识的人–邻居、朋友、亲戚–都对她敬而远之，他们担心和她任何的联系都会让他们也被关进集中营。
Sabit的居委会成员不断干涉她的生活–试图把她塑造成国家意义上的好公民。他们劝她嫁个汉族丈夫。他们说，这里边有钱拿。为了改变新疆的种族分布现状，国家发起了一场激进的运动，鼓励本地妇女嫁给汉族男子。
居委会还催促她去上班，但又让她无法正常工作。Sabit找到了一份教英语的工作，但上班的第一天，也没有提前打过招呼，居委会就把她叫去和之前拘留她的集中营里的官员开会。她不能告诉学校她要离开一阵，担心雇主知道她是 "焦点人物 "后会解雇她。
七 逃离
在Sabit获释时，离开中国似乎是不可想象的。获释一个月后，Sabit回到警察局领取护照，被告知有一个新的程序：她必须接受面谈，然后笔录会被送到奎屯的一个法律委员会批准。
Sabit一直等着安排面谈，但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不久之后，一位法律委员会的成员给Sabit打电话说，他看过她的档案，认为她可以帮助当地的一家进出口公司。他说，那家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有业务往来，需要一个有语言能力的人。Sabit接受了这份工作。每次她要给海外客户打电话，或者给客户写邮件，她都会先请示国安局"我能这样做吗？" 每一次这个问题都要转去请示上级。官员们告诉她别再打来了。几周后，Sabit得知她的护照已经准备好了。她赶到警察局，在那里签了一摞文件，包括一份永远不会公开讨论她在集中营的生活的协议，然后她取回了护照。因为害怕去机场了，Sabit买了一张到哈萨克斯坦边境的夜车车票。她和叔叔告别后就离开了。
天刚蒙蒙亮，她就到了中国最西边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她要搭大巴车过边境。到边境的车程大约十分钟。Sabit看着窗外时，她的手机响了，是那个公安局的王挺打来的。"如果你看到任何人有宗教或分裂主义思想，你需要报告。"他说。她对间谍活动没有兴趣，但是，她知道他能让她没法离开，所以她喃喃地说："好。“
在边境，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三个官员，其中一个肩膀上安装着摄像机，对她进行了四十分钟的讯问。然后他们告诉她，她也可以走了。跨入哈萨克境内，她感到一阵轻松。她觉得（哈萨克的）边防卫兵像家人一样。人们自由地讲着哈萨克语。她几乎什么都没带所以过关很顺利。一位表亲来接她，带她去看她妈妈。当她走到他的车前时，忽然起了一阵大风，她深吸了一口清冽的空气。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的囚禁，她自由了。
2019年10月，在Sabit重获自由半年后，她开始将她的回忆整理成文章。她发现这能帮助她战胜心理创伤。接受心理医生的帮助也同样有效。就算如此，她仍感觉她已经不是曾经那个自信和目标明确的女性了。她经常被噩梦侵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