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当局自从1949年武装夺取政权以来就一直对媒体实行严格的控制，规定媒体要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违者将遭受严惩。在过去的20年里，中共又通过种种途径试图将这种通过控制媒体报道来控制和塑造大众观念的做法推广到全世界。
5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随着中国投入巨资从事海外宣传即批评者所说的大外宣，也就是对海外受众宣传中共的说辞和观点，中共在海外媒体当中的影响力运作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截至目前，媒体研究界对中共当局的这种影响力运作还缺乏全面的研究。但国际记者联盟（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进行的新研究大大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今年五月中旬，该联盟发表调查报告，标题是《中国故事：重塑世界媒体》。报告通过世界各地58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联盟和记者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中国通过记者培训和交换、新闻分享、收购当地媒体股份、向当地媒体提供免费的新闻内容、向当地记者提供免费到中国旅游的机会等多种方式影响各国对中国新闻的报道。
中共/中国的这种影响力运作不但以发展中国家为目标，而且发达国家也是其运作的对象。中国的这种以金钱开道、以宣传中共政权正面形象为导向和目的的媒体影响力运作不断扩大，给世界媒体和世界各国带来新闻学和伦理学的严峻挑战。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海外技术公司巨头为了谋利而听从中共的指令，实际上变成了中共宣传机器的一部分，如何认识和应对这种局面也令研究者困惑。
林慕莲（Louisa Lim）是《中国故事：重塑世界媒体》这一报告的第一作者（第二作者是她的同事朱丽亚·波根，Julia Bergin）。林慕莲不久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就中国/中共重塑世界媒体所涉及的让研究者和从业者感到棘手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她个人的坦率看法。
林慕莲早先作为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共同电台记者长期驻中国从事新闻报道。她现在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视听新闻学高级讲师。
她也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一书的作者。那本书讲述了中共的媒体严控、信息封锁、暴力威胁和强迫遗忘，导致众多的中国公众不知道或不清楚在中国境内不久前发生过中共出动其党卫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血腥镇压要求民主反腐败的和平抗议者这样的重大事件。
金哲问：很多中国人都觉得你的名字林慕莲看上去很好看，读起来很好听。请问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漂亮的名字的？
林慕莲答：你是说我的中文名吗？这个名字是家人给我取的，我的父亲来自新加坡，我这个名字是来自我的辈份，我这一代的女孩名字里面都有林和莲，比如爱莲、美莲，我是慕莲。
问：如今很多人担心中国正在改变世界各国的人看中国甚至看世界的方式，而这种改变还不是向着好的方向改变。我的合理猜想是，这也是你的看法。你认为这种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种改变眼下正在加速还是在放慢，或者是不可阻挡地保持稳定？
答：实际上，我们最新做出的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假如你看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看法，自全球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以来，从全世界来看，中国的形象变好了。我们国际记者联盟进行普查，对来自五十个国家的记者进行了意见调查。超过一半的接受调查的记者来自超过一半的国家，他们说中国在全世界的形象自疫情大爆发以来有所改善。
我认为我们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于英文世界的中国报道，如果你看全球对中国的新闻报道，也就是非英语世界的国家对中国的报道，情况就大为不同了。疫情大流行使中国的形象变得更正面了。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给很多国家医疗援助。我们调查的国家当中94%接受了来自中国的医疗援助。还有很多国家接受了算来中国的疫苗。而这一切都有助于中国在海外的正面形象获得提升。
中国视角不是问题 堵截其他视角才是问题
问：中国共产党政府就像世界各国政府一样总是向让其人民和世界人民从政府的角度看问题。既然如此，我们现在有什么理由为此感到担心呢？
答：我认为问题不在于从中国的视角看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拒绝从其它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是，现在想要表达对中国的不同看法变得困难了。我可以给你的一个例子是，假如你看驻中国的外国记者团，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的人数大大减少。因为北京拒绝给很多记者发放签证。至少有十八个记者因为没有得到签证必须离开中国，很多人是来自美国的大媒体机构，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最近还有两个澳大利亚记者。
在中国国内的外国记者被迫离开，在中国之外的记者不能进入中国。于是对中国的独立报道就比以前少了。于是同时，我们也看到有关当局努力封杀对中国有批评性的报道。我们的最新报告显示，在大约五分之一的案例中，记者说驻他们所在的国家的中国大使对当地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提出批评。我们确实是看到中国方面采取相当胁迫性的努力来改变对中国的报道。这是相当成问题的。
中国的新闻观与西方的截然不同
问：你知道中国有老话说，和气生财。还有一种说法是，闷声发大财。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甚至劝诫香港记者要闷声发大财。江以及现在的中共官员的意思是，假如你们记者不去问那些麻烦问题，就对大家都有好处。这种思路有什么错呢？
或者，我可以这样来问问题：为什么你做一个前美国记者、现在作为一个澳大利亚大学教师或公民认为，通过不反对中共而发财是不可接受的呢？毕竟中共统治下出现了一个非常成功的经济体，让上亿人脱贫，不是吗？
答：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应当声明，我不是美国人，我从来不是美国籍，我是英国籍。我一度为美国的一个新闻机构工作，我现在也不是澳大利亚籍，但是我在澳大利亚一个大学教书。我仍然是英国公民，但我在澳大利亚工作，我要声明这一点。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所宣扬的是另一套新闻报道理念，跟我们在西方所做的不一样。我们的新闻报道模式是把新闻媒体的角色看作第四权力，是公众利益的看家狗，要监督有权的人。因此必须追问那些有权的人不愿面对的问题，让那些掌权的人担责，这基本就是西方国家的记者所做的事。
中国的新闻媒体的模式则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模式，是对公众进行舆论引导。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模式是新闻必须是党的喉舌，其功用是党的政策的扩音器，是要让党的政策为公众所接受。中国对新闻报道的理念跟西方的相当不一样，这就造成了问题。作为西方国家的记者，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提出掌权的人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但是你要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新闻，他们不认为记者的职责也是这样。
在我看来，中国的问题是当局试图压制独立记者的声音，惩罚独立记者。在中国国内直到最近，受监禁的记者人数之多超过任何其它国家。这本身就是非常成问题的。因此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解决贫困，（解决贫困）这个问题跟新闻报道的讨论无关。
“稳步地重新塑造全球媒体格局”
问：你在为国际记者联盟撰写的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是，“北京正在通过一个接一个的国家稳步地重新塑造全球媒体格局。” 这确实是一种令人惊讶或令人震颤的说法。但这是不是过于悲观了？
答：我想这里的问题不是悲观或乐观的问题。我们所做的是调查记录有关国家的实际情况。我们向世界各地区国家的记者联盟发出问卷，我们问他们在他们的国家正在发生什么，从他们所提供的回答中我们开始看到这种大图景。因此，这不是一个悲观或乐观的问题，这是报告记者所发现的东西。
你只要看看中国在这方面的支出，在2009年，中国就支出了60多亿美元来加强它在全球媒体中的存在。因此我们看到了中国如何通过在世界各国设立新闻机构来扩大其影响范围。中国国际电视台或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在非洲设立总部，在美国有总部，在伦敦也设立了总部，只是最近在伦敦遇到了麻烦。
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媒体在海外的进军。中国媒体的进军还有其它的方面，这就是我们国际记者联盟报告所呈现的。比如说，世界各国记者联合会有三分之一报告说，有中国的机构找到他们跟他们签定备忘录。有一半接受我们调查的记者机构说，他们国家的记者获得到中国赠予的免费旅游的机会。
我们也看到中国在世界各国投资于媒体组织，其途径是收购报纸的股份、收购电视基础设施的股份。例如，在非洲。中国的公司实际上掌控一些国家的电视从旧有的模式转向卫星电视的生计换代。他们给非洲国家的很多村庄所提供的免费卫星电视节目是来自中国环球电视网。而这个电视网是中国国营的。
就这样，中国通过很多方式慢慢地重新打造了全球媒体格局。这当然是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即中国共产党所明确陈述的目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领导人大谈需要加强中国在海外的话语权。他们就是这样通过很多方式来达到他们的目标。
影响力运作究竟采用什么手段
问：英语世界有一种说法，Money talks，意思是谁有钱谁牛，谁就有话语权或话语权优势。在中文世界，我们也有一种说法，有钱能使鬼推磨。毫无疑问，北京或中共政权正在通过钱来重塑全球媒体。也就是说，中共治下的中国通过金钱在全世界说话。这有什么不对吗？或者说，有什么可能的途径摆脱这种金钱陷阱吗？
答：通过金钱来重塑环球媒体格局，就其本身而言不是问题，问题是在做这种事情时所用的手段。在观察影响力运作的时候，要看是否为此动用了腐败、隐匿、胁迫的手段。
谈到媒体，我们确实看到有证据显示中国动用胁迫，比如把外国记者驱逐出中国，为了改变海外媒体对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国驻有关国家的大使出面提出投诉，施加压力。中国甚至还动用隐秘的手段，例如在南非一个记者写了一个专栏，谈及维吾尔族人的问题，后来就丢掉了工作，就不能再写那个专栏了。因为中国的利益集团在那家报社集团有股权。
问题不在于中国的钱，而在于钱被用来缩减新闻报道的自由空间，钱被用来压制人们对中国的其他看法。这是成问题的，因为这影响全球的自由。
我要说，问题不一定是钱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理解什么事情正在发生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在很多情况下，世界各国的记者到中国去进行中国政府出钱的旅游，他们到中国免费旅游，他们或许是不清楚他们被用这种方式利用。
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广泛注意到，来自穆斯林国家的记者做这样的旅行。他们被领到新疆去，被领到为维吾尔族人办的政治教育营去。他们被告知中国政府的说法，这就是，这都不是政治教育营而是职业培训中心。而这些记者常常是报道中国的这种宣传性说法，不进行调查研究。在他们走访那些政治教育的时候，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就拍摄他们，该电视台的记者也采访他们。于是，这些记者本身就显著的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为中共有关对待维吾尔人的做法提供了支持。
在我们看来，需要进行更多的有关媒体运作的知识科普。需要人们了解中国在海外采取多种方式影响媒体。
这方面的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利用内容分享来影响世界媒体。现在这种事情在全世界都在发生。中国的做法是向其他国家的新闻机构提供免费的内容，常常是用当地的语言，常常是免费。比如说，我们在报告中也讲到，在意大利，（中国国营媒体、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新华社跟意大利安莎社有内容分享协议。于是安莎社每天就播发来自新华社的新闻报道。
中国就是通过这种许许多多的方式微妙地改变了海外媒体格局。
在过去，中国的战术或许是自我辩护性的，反应性的，只是对那些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做出反驳。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改弦更张，变得更积极主动，不再只是反驳有关它的负面报道，而是重新改造媒体报道格局，向意大利的新闻机构每天都送出五十条有关中国的正面报道。他们每天采用三条也好，十条也好，二十条也好，都比一条也不提供要多得多。这就是中国正在改变世界媒体报道的方式。
外国技术公司听命于中共的问题
问：中共政权动用日益复杂先进的手段来打造人们的世界观和记忆，这种现象令人惊讶，但真正了解和理解的人不多。中共的手段的一个主要成分是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压制它所不喜欢的信息，而中国的媒体或技术公司也因此被打造成中共的宣传工具。一些人认为，如今在中国营业的国际技术公司巨头如微软或苹果实际上也不例外，也成为中共的宣传工具，苹果公司对中共的指令言听计从，并为此从其中国应用店app store拿下各种各样的中共所不喜欢的应用。对这种论点，你有什么话要说？
答：我们确实是看到苹果对它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应用店的商品进行审查。我们在2019年看得尤其明显，它把抗议者使用的各种各样的地图应用下架。甚至把一些新闻机构的应用也下架，可能是因为那些新闻机构的报道内容。
我想，我们现在确实是看到存在一种张力，这就是技术公司不仅是竭力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市场占据重要地位，而且还要在中国市场上驻留，因为中国市场对他们的价值太大了。于是，他们就愿意采取这种步骤。
当然这不仅仅是技术公司在做这种事情。近年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案例，中国要求西方公司必须满足中国的要求，假如他们想留在中国的话。不幸的是，世界技术公司作为信息的清算所（clearing house），它们的作法是有影响的，因为它们的作法使信息减少。这是很不幸的。
问：西方国家像你这样的人抱怨中共政权为了自己的利益（profit）而操控信息流通。人们还抱怨西方的技术巨头公司如苹果为了自己的利益操控信息流通。就信息操控而言，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或者说，这两者之间是否有什么有意义的区别？
答：我没有报怨任何公司要赚取利润(profit)。但我真没有细致研究过苹果公司如何在中国做事，我恐怕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不好意思。
避免被误导只能依赖教育
问：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人们的注意力或注意力时限是非常有限的，充分利用人们的注意力对利用者的利润甚至生存至关重要。这里的利用者可以是中共这样的一个党，也可以是一个公司如脸书。假如你的一个学生说：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日益先进的技术被例行惯事般地用于不道德的目的。你要对这学生说什么？你要对他提出什么建议？
答：因为我是教新闻学的，我的忠告就是，要让你自己了解情况，要更多的阅读，要尽力了解哪种技术正在被利用，在被什么方式利用。
大家知道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你了解得越多，就越是能够对那些误导免疫。尽管在当今世界做到这一点越来越难，但教育你自己是重要的。我们撰写了这份报告就是为了给人们提供更多的鸟瞰视野，让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如何以其他国家的人们先前没有注意到的或不太谈论的方式重新改造其国境之外的媒体格局。
问：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展示了一种令人思想窒息的反乌托邦，在那里，各种各样的先进技术被用来控制人们的思想。在你看来，就思想控制而言，今日中国跟奥威尔笔下的那个集权专制国家相比有多么先进或多么落后？
答：奥威尔或“奥威尔式的”（Orwellian）是一个含义非常复杂的词。《1984》中所描述的场景现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比如说《1984》当中的所谓“新话”有时候跟共产党的语言是合拍的。例如，“民主”这个词就给共产党下了一个新的定义，其定义跟西方国家的不同。
我认为如今令人感到恐怖的是这种技术威权体制，这种体制很可能奥威尔本人都没想到的。比如这么多的监视技术，尤其是新疆维吾尔族人所受的监视。还有很多的高技术的监控方式，比如通过手机进行监控，二维码追踪，社会信用评分。另外还有一些低技术的监控手段，如汉人干部住到维吾尔族人家里，甚至是睡到人家的床上，并自称是人家的家庭成员。我想这种水平或程度的监控是奥威尔当初根本不可能想到的。
问：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你认为人们突破思想控制（无论是被某党控制还是被商业利益控制）的希望在哪里呢？
答：我的意思就是要依靠教育的力量。现在有很多年轻的中国人在海外的学校接受教育，到海外旅行，能看出外国与自己国家的差异。因此我总是希望教育的力量，信息的自由流通、教育的力量会很给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