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开始
1900年6月10日，八国联军从天津租界出发，向北京进犯，中华民族二十世纪的历史在屈辱中拉开了序幕。8月14日，北京陷落，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及王公大臣仓皇离京西逃，大清帝国重演了40年前英法联军入侵的一幕。
整个十九世纪中后期，大清帝国可谓多灾多难，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日甲午战争等一次接一次的沉重打击。尽管有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有过“中体西用”的制度改革，但都挽救不了这个古老帝国日渐衰败的千年大势。
其实，在人类文明进步史上，这场悲剧早就注定了。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家天下是当然的治国模式。“江山”是“打”下来的，“天下”是皇帝私家的，所有的财产、土地甚至人民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都是“江山”的附属物。漫长的政治文化史充斥宫廷阴谋和暴力革命的阴霾，为了权力，父子相争，兄弟相残，胜者王侯败者寇。这种野蛮的政治文化的阴影直到今天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
残酷的政治游戏规则注定了王朝轮回的悲剧。
在一个王朝初年，经过大动荡，通过暴力革命产生的新皇帝往往掌握绝对权力，在一定时期内能够比较有效地控制腐败，打击官僚特权，维护社会公正。与此同时，社会进入休养生息和经济恢复阶段，往往出现一段繁荣开放时期。“贞观之治”就是中国专制王朝盛世的一个典型。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皇帝都是英明的，甚至他们生来注定的角色未必是最适当的。权力不受制约，人性贪婪的一面常常会展现，几乎在每一个王朝末年都是特权横行，腐败泛滥，民怨沸腾。在腐败和特权的背后，最贫困者阶层缺乏起码的生存保障。当遭遇灾年他们无力承担土地的重负而沦为流浪的难民，社会矛盾激化，最终爆发革命。而革命的动荡与杀戮中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又是专制政权。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中华大地上演着一幕又一幕剧情相似的悲剧，一次又一次的政权更替，几乎都伴随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烈。
也许，我们不能责怪历史。在农业文明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为了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皇帝们不得不特别重视农业，加上当时人类对经济发展规律和政治制度认识的局限性，他们为了控制社会资源而巩固权力限制工商业从而自觉不自觉地阻碍了文明进程。在整个人类文明都处于专制时期，当人类的知识——对政治文明和经济规律的认识还很有限的时候，贤明的皇帝也曾经带来了当时的辉煌时代，中国的汉唐文明曾经是人类历史的骄傲。
但是，到了明清时期，我们不得不承认，当近代工商业文明在欧洲兴起，中国却没有完成历史的转型，中国没能探索出一条现代文明的道路，尤其是能够有效约束权力的制度。当欧洲的探险家发现新大陆的时候，明朝正加强禁海令，当工业革命蓬勃兴起的时候，中国的专制主义正达到巅峰，盛世的背后是一脉相承的极权专制以及落后的经济制度，我们的政治没有摆脱野蛮时代的阴影。
1793年夏天，当乾隆皇帝以中央之国的高傲姿态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英国政府第一个正式访华使团——玛噶尔尼使团时，他还不知道，与新兴的大英帝国相比，他的大清帝国已经病入膏肓了。
改良的幻灭
东方专制主义衰败的命运不仅属于中国。
1852年，当美国人佩里率海军打开日本国的大门，这样一个区区岛国面对列强的入侵前途似乎显得更可怕。
面对打击，中国和日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大清帝国也进行过改革，但统治者内心深处总是不愿面对这样的现实——这样庞大的国家，这样悠久的文明，怎么可能就打不过英吉利法兰西之流的西洋毛贼呢？他们开始以为是中国武器不如人家，后来又认为中国是科学技术不如人家，而至于那种认为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家的言论，当权者能够听得进去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或许，最根本的原因与其说是写在纸上的意识形态，不如说是当权者不愿意失去既得的特权。从1840年之后的60年时间里，中国的改革也都不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而已，中国丧失了社会转型的最好时机，政治制度改革对于既得利益群体的专制者来说，是万万要不得的。
而日本的明治天皇却看到了文类文明的方向，看到了日本文明复兴所必经的痛苦的变革，面对绝对不亚于中国的强大国内阻力，他不惜用铁血把日本推向了现代化道路。
到1894年，两种不同的改良道路的差别已经很明显了。甲午战争，中国第一次被这样一个祖宗根本瞧不上眼的小国打败，对于中国的士大夫们来说，屈辱和震惊简直难以想象。当李鸿章在日本受尽屈辱签下割地赔款的条约，变法图强的呼声再次高涨。
1898年夏天，年轻的光绪皇帝在一群开明知识分子的辅助下开始了一场变法运动。从6月11日到9月21日，在前后103天的时间里，皇帝发布了200多件诏令和批示：改造政府组织结构，编制预算，军队现代化，推行现代教育，农工商业管理部门向世界标准看齐等等。
这些前所未有的变革法令构成了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模型，但也就必然触动这个老大帝国的统治根基，必然遭到以官僚集团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抵制。当光绪帝和维新派在紧张制定各种变革法案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官僚保守势力正在准备反击。
9月21日，光绪皇帝突然被囚禁。慈禧太后下令搜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谭嗣同决心慷慨赴死，愿以自己的鲜血换取中国未来的希望。9月28日，谭嗣同等六位变法人士喋血菜市口。
今天，当我再次回顾一个世纪以前那段梦想与幻灭的历史，仍然唏嘘不已，为慷慨赴死的戊戌六君子，为勇于承担国家责任的光绪皇帝，更为中国不幸的命运。如果维新变法成功，我们简直不敢想象今天的中国该是何等强大！
变法失败，绝望和颓废的气息弥漫了帝国全境。在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连续不断的失败之后，这片土地上滋生了前所未有的仇恨——义和团诞生了。一群被侮辱者突然疯狂了，他们举起大刀长矛杀向异族，他们仇恨包括铁路、电报等一切外来的东西，他们幻想着借助神力反抗外来文明，他们冲进北京，烧杀抢掠。
而他们所表达的仇恨其实也正是这个帝国官僚所要表达的——没有西洋文明的冲击，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本来在“正常生活”，可现在，一切都完了。慈禧太后怕国内生变，但更恨西洋。经过激烈的争论，慈禧决定支持义和团，对西方列强宣战。1900年6月21日，他公布了宣战令，战争的对象不是一个或者几个国家，而是“远人”和“彼等”，是所有与中国发生过联系的外国，几乎整个西方世界。
可他们——义和团和大清帝国腐朽的政府——即使暂时联合到一起也已是如此虚弱不堪，很快在列强的枪炮下灰飞烟灭。然后，胜利者骄傲地索取子弹费，本息折合共9.8亿两白银。
硝烟中的立宪
义和团之后，列强更深入地影响大清帝国的政治，与此同时，革命成了一句时髦的口号流行开来。
那是一个启蒙和觉醒的时代。各地报纸纷纷发表文章，抨击专制制度，革命党人、立宪派、保守派进行激烈的辩论。那是一个革命烽火遍地的年代，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制定了同盟会革命方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对专制的反叛已成为社会最强音。
大清王公贵族们也终于明白，与革命相比，改良是多么的善意，大清帝国的祖宗之法再也难以抗拒时代潮流了。
1905年，清政府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各国宪政。第二年夏天，五大臣归来，在立宪奏折中称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1906年9月，清廷颁布了预备立宪的上谕，宣布只有仿行宪政，大权归于朝廷，普通民众参政，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但同时又认为，中国的相关制度不完备，民众素质比较低，因此，立宪需要一个过程。在预备立宪期间，要求民众深明忠君爱国之大义，要有耐心，要遵守社会秩序。
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宪法大纲》。
这近代中国第一部宪法共二十三条，包括正文“君上大权”和附录“臣民权利义务”。有关君上大权的十四条来自日本宪法，但删去了日本宪法中大部分限制天皇权力的条款。大清帝国皇帝享有颁布法律、提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会、统帅军队、订立条约、宣布戒严等广泛权力，同时还总揽司法权。宪法大纲规定，法律虽然经过议会表决通过，未经皇帝批准颁布的，不能实施；皇帝掌握用人权，议员不得干涉；一切军事行动及外交行动都有皇帝全权负责，议会不得干涉。
臣民有纳税、当兵、遵守国家法律的义务，有在法律范围内的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所谓的法律范围，是指清政府在此之前颁布了一些特别法规。例如，1908年宪政编查馆和民政部共同制定了《结社集会律》，规定各种集会结社凡与政治和公事无关的可以照常设立，关系到政治的须事先申报。
立宪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包括1907年9月下昭筹设的咨议局和资政院。宗旨是为民众设立舆论之地，指出社会弊病，维持长治久安。各省咨议局讨论本省的预决算、税法、公债、单行章程规则的修改，选举资政院议员，授受本省自治会或人民陈请建议事件等权限。咨议局议定的事件，需取得本省督府同意才能生效。如果双方意见分歧，由中央资政院仲裁。
1909年8月颁布《资政院院章》，设总裁负责全院事务，议员有钦选和民选共200人组成。钦选议员是皇帝委派的王公世爵，各部院官员，大儒士级纳税较多的资本家担任；民选议员从各省咨议局议员中互选而产生，然后再经督府圈定。
章程规定资政院有决议预决算、法律、公债税率之权，军机大臣及各部行政大臣可以对资政院的决议提出反对意见，然后再由资政院复议。如双方仍不统一，则由皇帝裁决。皇帝有权解散资政院。
清廷原计划预备立宪期为九年，在立宪派频频请愿的压力下缩短为五年。1910年10月，资政院首次开会，历时三个月零十天。资政议员与王公大臣激烈争辩，甚至要弹劾军机大臣。
立宪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希望。然而不幸的是，清王朝的统治者没有人对这个国家的未来负责，他们想的最多的是自己家族的特权，他们总想牢牢抓住权力。1911年3月，责任内阁公布，关键的权力部门都由满人掌握，立宪派也失望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几声枪响，清政府土崩瓦解。
直隶滦州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协协统蓝天蔚等致电清政府，要求于年内召开国会，由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内阁总理由国会公举，取消皇族特权，皇族永远不得充当内阁总理及国务大臣。他们还准备联合保定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采取军事行动，进攻北京。同一天，山西宣布独立，革命军集结娘子关，准备出发东进。
摄政王载澧在兵柬的威胁之下赶紧命令资政院迅速起草宪法，解除党禁，赦免自戊戌变法以来的政治犯。仅用三天就制定并通过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11月3日由清政府正式公布。
《十九信条》缩小了皇帝权力，扩大了国会权力。它规定皇帝的权力以宪法规定为限；宪法由资政院起草决议，由皇帝颁布；宪法提案权归国会；总理大臣由国会推举，由皇帝任命；皇族不得担任总理大臣及其它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国际条约不经国会决议，不得缔结；官制官规，由法律详加规定。《十九信条》颁布以后，经资政院推荐，由皇帝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组织内阁，同时任命张骞为国务大臣。
但这一切为时已晚，当一个专制王朝固执地不肯迈步，非要在遭受了半个多世纪的打击之后，在硝烟中，在恐惧不安中才开始向前挪动时，一切都晚了。武昌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中华大地，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在形式上覆灭了。
共和之梦
1912年1月1日，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先生在上海启程时，军人绅商市民数万人自发相送，“共和万岁”之声闻于数里。抵达南京时，各国领事均到车站迎接，各炮台、各军舰鸣炮21响，海路军代表及各省公民代表欢呼“共和万岁”之声响彻云霄。
总统庄严宣读誓词：“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尊之，以忠于国，为民服务。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职，仅于此誓于国民。”
建立共和国，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纯真而又热血沸腾的梦想。
为了给新生的共和国建立一个宪政制度，1912年2月7日，在孙中山主持下，参议院召开制定约法会议，由宋教仁主稿，经过两草，三十二天讨论，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内容包括总纲、人民、参议员、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和附则七个部分。
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
约法规定，国家机构实行三权分立原则。参议院是行使立法权的机关，由各地方选派参议员组成。它的职权包括：决议一切法律案、政府的预算、决算、税法、币制及度量衡的准则；对临时大总统任命国务员、外交大事、公使、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宣告大赦有统一权和最后决定权；选举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和弹劾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和国务员。
临时大总统是行使行政权的机关。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统帅全国军队，任命文武官员等等。国务总理、各总长均称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
法院是行使司法权的机关，由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法官组成。法院审判公开，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干涉，并为终身任职。
约法具体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包括人身、居住、迁徙、言论、出版、结社、集会、通信、信教等自由和选举、被选举、考试、请愿、陈诉、诉讼等权利，以及依法纳税和服兵役的义务。
与临时约法相辉映，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除旧革新的法令。法令要求将人民的权利与自由通告各地军民，做到家喻户晓。禁止买卖人口，禁止大人、老爷等称呼，民间普通称呼先生或君，不得沿用前清旧称。法令要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鼓励人们兴办实业，保护民间企业的发展。法令要求大力发展教育，奖励女学，鼓励私人办学。
南京临时政府表达了一个古老民族现代化梦想，那是一个美丽幸福的憧憬。然而，对于一个有着两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来说，要想在一夜之间摆脱专制的阴影，何其艰难。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政治几乎就是阴谋与暴力的代名词。当怀着纯真的梦想，一心为共和国的孙中山先生到北京与袁世凯会谈建国方略时，袁世凯背地里还嘲笑孙中山“不通人情世故呢”。
1913年3月，正当民国渐渐转向正规运作，政党政治开始起步时，刚刚竞选成功正在为组阁积极做准备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身亡，刚刚开始的政党民主竞争被阴谋与暴力取代，南北遂告分裂。
宋教仁遇刺案震惊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谴责背后的阴谋。在媒体追踪下，不久案件有了实质性进展，袁世凯的内阁总理与此案有直接联系。
1914年2月18日，袁世凯提出修改临时约法，扩大总统权力。1915年他做起了皇帝梦，宣布1916年为洪宪元年。但当时中国民众经过民国的短暂启蒙，对皇帝这种形式化的专制已经非常敏感，在风起云涌的反对浪潮中，袁世凯匆匆退位。
袁世凯败亡之后，他精心培植的北洋军事集团陷入激烈的权力纷争之中，从1916到1928短短12年间，北京总共经历了38届内阁。除张勋的13天复辟之外，这些走马灯似变幻不停的内阁几乎都宣称是民国政府，都赞成共和民主，但大部分官僚军阀骨子里都难以摆脱帝制传统。
在北京不断变换的政权之外，孙中山先生和他的革命党人立足于广州，坚持维护共和国的临时约法，反对北京军阀政府。在这南北两个政府之间，还有大大小小的军阀，战争此起彼伏。
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举国哀痛。此次先生到北京，是应北京政府的邀请来共商国事的，无奈积劳成疾，一代伟人带着他的共和之梦与世长辞。
内忧外患的民国
虽然在名义上中国1912年就成立了民国政府，但直到1928年蒋介石完成北伐之后，民国才算有了统一的中央政府。
1927年，北伐完成之前，国民党与共产党已经分裂，共产党走上了暴力反抗国民政府的道路，这其中包括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一系列武装暴动。
国民政府内部也是纷争四起。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各路实力派军事将领发起的反对南京政府的军事行动一个接一个。等到1930年局势稍一平静，又因为裁军问题争执在辽阔的中原地区爆发了大规模战争，这次战争之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将领被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击败。
就在国民政府忙于内部纷争的时候，共产党在湖南、江西地区的交界处建立了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
国民政府先后发动五次围剿，但前四次都未能取得太多实际效果，基本上以失败告终。1933年第五次围剿把共产党赶出了根据地。在追击的路上，国民政府各路军队指挥不统一，蒋介石在剿灭红军和打击地方军阀之间优柔寡断，共产党摆脱了围追堵截，最终在贫瘠的陕北又扎下根来。
就在中国内部纷争不已的时候，国民政府还面临着日本步步进逼。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策划事变，阴谋占领中国东北全境。东北军不战而退，东三省沦陷。针对东北事变，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际干预，然而国际联盟软弱无力，也只是口头谴责而已。
九一八之后，日本步步蚕食中国，中日之间看来决战已经不可避免。然而当时中国国力不强，内部又战乱不止，蒋介石的战略构想是先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然后集中国力对付日本侵略。国民政府一方面加强了对共产党的清剿，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训练军队，在东部省份构筑防御工事，为中日战争做准备。
然而此刻国民已经不能等待了，很多国人不理解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为九一八之后中华大地已经被一种强烈的悲壮的民族主义情绪笼罩。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东北流亡者的歌声催人泪下。被称为“不抵抗将军”的张学良忍受不了各种压力，决定“逼蒋抗日”。
1936年12月，就在国民政府调集大军准备对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力量做大规模围剿时，西安事变爆发了。这次事变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决定了以后中国的命运。
再以后，是持续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民国时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年代，也是动荡不安的年代。旧秩序打破了，新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民主宪政的新生力量与专制保守力量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反复搏杀，其间又夹杂着外敌入侵。
民国时代是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上社会进步最快的一个年代。在抗战之前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在社会动荡不止的情况下，民国政府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制度，建立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有些法律，如民法典，充分了吸收了人类文明成果，成为那个时代具有开创性的法律文献。尽管一些法律在实践中还受到种种制约，甚至一些法律还没有付诸实践，但这些法律所建构的制度至少给了人们一种对于未来社会的希望。
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形成“黄金的十年”，民族工商业空前繁荣，上海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金融贸易都相当发达。
民国时期中国传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数千年的帝制结束，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一浪接着一浪，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人剪了辫子，穿上西服，办起了新式学堂，称呼起了先生小姐。各种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各种声音争先恐后，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多元思潮。
然而，这巨大的变革背后也注定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激烈的社会冲突。在民国的名义下，各路军阀展开混战；在革命的名义下，共产党展开武装暴动。当然，对于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最具有戏剧性影响的是日本的侵略。在长达十五年的中日冲突中，中国通过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在美国等很多国家的帮助下，到抗战结束时，已经成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迅速发展壮大，中国的命运，不久就开始了新的决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