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子云
2020年港区《国安法》通过，这年8月《苹果日报》公司被警方大规模搜查。今年6月，《苹果》五位高层被捕，数百名警员再次大举搜查公司大楼，三间相关公司资产被冻结。6月26日，出版26年的香港《苹果日报》宣告停运，出刊最后一期，俗称“福寿版”，香港报业的一个时代沉重结束。
大时代下的香港记者，尤其是相对年轻的90后记者，一头裁进传媒业，随即屡屡遭遇重创。近年香港新闻自由步入寒冬，2020年与2021年全球新闻自由排名，香港都停留在中下游的第80位。当一间报纸的死亡成为头条新闻，背后耕耘青年记者又作如何想？而今后随香港步入极权社会，记者这份志业，仍有甚么用处？坚持的意义在哪里？歪脑记者访问了三位旅程不一，但都一起经历《苹果日报》结业的记者：甘仔、阿明、陈静。
支持者一边举起最后一期的《苹果日报》一边比着手势（图：Reuters）
这篇稿太“黄”了
“经常听到人说以前香港传媒业多么风光，多么自由，但我经历不到有新闻自由的年代。”三人当中，阿明属后进，2018年入行，做过一间免费报纸，一间网媒，两间媒体的建制色彩都浓厚。他读经济学出身，却选择念新闻学硕士。入行前父亲不理解，质疑他好端端可以当上班族、打银行工，却走去投身“夕阳行业”。
“我真的想做记者。在免费报纸工作，每日‘炒稿’（综述改写通讯社与其他媒体的相关报道），看别的报纸报道什么内容，浓缩、改写一下当自己的报道。限制很大，能够争取到的空间便是外出做一两篇专题访问，但上司也讲明，主题只能彰显社区人情关怀之类。之后到那间网媒，朝令夕改，不时被人批评我去访问一些‘黄’的受访者，稿子太‘黄’。其实你可以批评我实力不足，写稿有些问题，但是你批评我找不符媒体立场的受访者？记者带住恐惧做新闻，根本无法求真。”
他记得2019年区议会选举，当时任职的媒体老板列出一张近200名泛民候选人的清单，要求所有记者不得访问清单上的人。当时他已经写好几篇专题访问，眼见清单上有受访者的名字，顿感错愕。原来访问会有不能刊出的一日，他为此深深不忿，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受访者。
随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黄蓝之见”延伸到媒体界别，不少媒体被定义为“红媒”、“蓝媒”、“黄媒”。行内的记者并非不想求真，然而身处建制媒体的记者，往往出现像阿明的情况，写了稿不能刊出，又或者找受访者时，对方按媒体立场划线，不接受“蓝媒”记者访问。
发现行内大多数媒体都这样，阿明在2020年以自由身当专题记者，却又发现以自由身写专题，投放时间要很多，稿费难以维生。直到今年，经甘仔的介绍下，阿明成当了三天的苹果记者。
员工们最后一晚聚集在《苹果日报》总部（摄：钟健华｜歪脑）
苹果的“永远”和“一天”
翻开最后一期《苹果日报》，会见到有一小格有关阿明的故事。作为苹果最后时刻，最后加入的一名新人，他觉得自己意义重大，反而不担心自身职业生涯是否可能会被封杀等问题。6月21日，阿明第一日上班，搭乘穿梭巴士，前往被搜查过的新东家的大楼，那里在6月17日刚刚经历高层被捕、大量电脑及资料被警方取走。他一直想，那里的气氛会是怎样？如果大家人心惶惶，会不会自己的入职，可以稍稍激励到他们？
“因为大家都惊、都怕被捕、打算辞职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到来和大家同进退，那应该是很激励的。我其实并不怕。只是到了大楼，准备用职员证拍卡通过闸机时，上司过来跟我说，如果想改变心意，现在就可以即时离开。但是我一直都这样说：做新闻无罪。”
于是来到新环境。怪异的是，他听见很多笑声，公司气氛像大型的欢送会，很多人拍照留念，没甚么工作的氛围。他接到的第一宗、也是最后一宗任务是，街访问市民怎样看苹果随时结业。当第一日的苹果人，去访问大家对苹果弥留的看法。也有其他媒体留意到阿明，纷纷致电希望访问、跟拍，但他一一回绝，最后只做了简短的电话访问。
“我也是记者，可否给我时间，专业地工作到最后一刻？”
虽然一开始阿明父亲反对他成为记者，但是现在家中两老也被阿明的热诚感动，支持他当记者。甚至他第一日入职，家人煮了一顿丰富晚饭给他庆祝，即使三日之间风声不绝于耳，阿明的母亲仍然乐观。为人母，都是想儿子开心的，阿明说。来到最后一日在苹果上班，媒体问他感想如何，他直言，其实他只想当记者，跑新闻，旨在求真，绝非杀人放火，为什么会那么困难？
上司临别和阿明聊了一会，提到香港的媒体生态将无可避免迎来碎片化，没有一间大媒体公司能统合所有的民间认受性。“至于会不会变到像大陆一样，自由身记者撰稿，也要偷偷把稿发到海外华文媒体刊出？我不知道。反正大命运之下，很多事情轮不到记者想，红线飘忽，那就不必刻意回避，一如以往保持专业，报道事实。”
“我想我被捕的时候是一名记者”
相比之下，带阿明到苹果的港闻专题记者甘仔，聊起那三天在苹果的经历，情绪仍然激动。
甘仔2017年在苹果当港闻编辑，2018年到2020年在一家网媒任职专题记者，认识了阿明。离职网媒，再度入职苹果的时候，苹果大楼已经第一次被警方搜查，但甘仔内心目标很明确——这次回归，是为了陪苹果到最后一刻。
“自从立国安法，我判断《苹果日报》不会久留，立法后必然要处理《苹果日报》立威。所以入职已经有做心理准备，同时不会把太多访问资料存放在公司电脑，到最后结业时，反而很快已经清理好我在公司的个人物品。”
甘仔记得6月下旬，正值区议会面临“DQ”（取消区议员资格）风声，政府推出政策，要求所有区议员宣誓，如被怀疑非真诚宣誓，议员随时失去议席及面临追讨薪津的风险。甘仔访问几位区议员是走是留，大家都互开对方玩笑：“不知道是区议员先辞职，还是《苹果日报》先结业”。时间回到6月21日，当时她原以为苹果的生命会如之前报道，在这个周末才结束，但是风声不断传出，人心惶惶。加上星期三早上又一名苹果资深主笔被捕，使得苹果提早停运，旋即变成星期三出版最后一期。
到头来，原本她访问到一位坚决留下来的区议员，访问却无法刊出。
“我觉得那篇访问多少可以激励到大家。星期三晚踏入凌晨零时公司便停止运作，而星期一已经有一部份同事辞职。到了星期三晚，有一个方案被提出，那就是由总编辑陈沛敏签纸，解雇想辞职的同事。如果仍想留下，就只能等到将来某日苹果真的结业，才可脱离身份。当时我不大能谅解那些嘻嘻哈哈，等欢送的同事，因为有人仍然想留下，有很多人忍住百般难过，赶工‘福寿版’。我本身到来，就是为了留到最后。”
然而，本身已于17日因涉国安法被捕的总编辑陈沛敏，只能趁最后这个机会为同事尽一份心力。甘仔忆述，她于苹果中止运作后的星期五辞职，而现今正在在囚，连同其他管理层，大多都失去自由。甘仔觉得，陈沛敏也想留到最后一刻。
眼见形势严峻，有同事全组举手辞职，而甘仔最后也含泪举手。理想是留到最后，现在只余一份屈辱感萦绕心头。她坦言，差不多一个月内，她每日恍恍惚惚，有些工作机会，却提不起劲；和朋友谈话谈了一堆，事后却又继续如烂泥状。对于寻找下一个东家，甘仔坦言没有很明确的想法，但是，她希望日后真的到无力挽回时，可以以记者的身份被捕。
家中放着一株紫罗兰，是周四她回到苹果大楼交还职员证时，在大楼中庭处取得。那里有很多苹果历年来的出版物、月历卡、2014年雨伞运动“我要真普选”贴纸等。她瞥见月历卡是《壹周刊》今年设计的，内里有不少知名壹周刊主编、作者、受访者的语录，标语是“二零二壹，一齐撑”。
“一齐撑，撑不完这一年。”她取走紫罗兰，回到座位，登入内联网，备份自己过去的稿件。“继续报道‘人’在这个时空下的‘真实’，是我想继续在香港当记者的目标。……我只想留在我最能发挥影响力的地方发力，直面现实。”
跑新闻，旨在求真，绝非杀人放火，为什么会那么困难？
像看着同行陆续中枪倒地
阿明与甘仔是专题记者出身，陈静却是摄影师，专门拍摄影像报道，在苹果副刊版“果籽”工作两年半。一开始她从属于一间与果籽长期合作的独立制作室，后来转到果籽工作，直到《苹果日报》的最后一夜，她仍在剪接最后一篇影像报道。晚上7时剪好片，9时上载影像报道，一到凌晨零时，就如同所有读者所目击的，《苹果日报》网上所有报道被删除，App也停止运作。
“做完工作，还是回到将军澳苹果大楼探望同事。但首先我要在大楼外感受一下被读者支持的感觉。”陈静一说，阿明和甘仔立即大笑起来。
《苹果日报》的最后一夜，大楼外有不少读者到来支持，直到凌晨左右，印刷好最后一期，大楼内的员工取出几批送给守候的读者。
支持者在大楼外等待最后一期的报纸（摄：钟健华｜歪脑）
陈静说，去年起“果籽”的上司已经明令同事不要做政治敏感的题目，回到一般报道文化、艺术等副刊范畴。她有不满，这个限制或者出于同事安全着想，但她不想一边见证香港愈来愈恶劣，却一边制作毫不相关、还鼓励读者娱乐的生活资讯。临别依依，陈静与一位文字记者同事决定制作一份号外，记录“果籽”最后一代同事，每拍一张照，就加上简短感想。陈静想之后可以印刷数百本，免费派出市面，希望读者可以知道，过去一直以报道陪伴大家的幕后记者是怎样的人。
然而，在极权化的社会里，如此一个举动，或者也会牵连甚广。7月22日，由一班专业言语治疗师成立的“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推出的以反送中故事为主题、羊和狼为主角的儿童绘本《羊村守卫者》引来香港国安处上门拘捕。共有5名工会理事被捕。据了解，国安处指控绘本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十条，即“串谋发布、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内容引起他人憎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羊村绘本事件发生后，我再向陈静查询该份号外的状况。她也表示，不清楚照原定计划出版的话，会引来甚么后果。
“红线是甚么根本没人知道，无论你写甚么，怎样写，都可以想像政府指控你假新闻，引起憎恨。报道新闻的空间一定会愈来愈窄，甚至没有，好像看着一个个同行陆续中枪倒地。在极权社会自处，继续去报道真相，说真话，个人要活得磊落真诚。”
“反而更想更想当记者”
当香港媒体环境与中国愈来愈相近，中国的媒体又是如何应对体制的监控？来自中国、现于中文大学新闻及传播学院任教的记者方可成，曾于访问指出，在中国大陆当记者，必然有一大批永远无法发出的稿件。记者、编辑每日收到各省宣传部门通知，罗列出哪些新闻不能报，哪些新闻可以报但不能太大回响，以及哪些新闻鼓励媒体报道。
违反宣传部指令的媒体，可能面对报道被删、记者写检讨书，严重的可令报刊无法出版，记者被解雇。方可成进一步分析，由于中国大陆所有媒体的都姓“党”，党有生杀大权，记者一定只能“跪着造反”，因为一入行便置身党国体制内，日常面对相当多自我审查，例如要留意出版时间，哪个月份较为敏感。而公民记者则比一般记者来得更危险，因为他们从来不在体制内，难以控制，所以新冠疫情在湖北武汉爆发时，其中一名公民记者陈秋实便被强行带走，失踪一年多。
然而，香港绝大多数媒体由私人拥有，有时老板的立场便是媒体的立场。过去被分类为泛民光谱的香港媒体，有《苹果日报》以及部份网上媒体，然而以印刷报纸出版的媒体观之，只有《苹果日报》代表泛民主派声音，亲建制的则有《星岛日报》、《东方日报》、中立偏建制的《明报》以及根正苗红的《大公报》、《文汇报》。每逢“七一”庆祝回归，上述报纸皆预留头版刊出祝贺广告，唯有《苹果日报》不见广告，网民长年罗列拍照，形成每年殊异的报界风景，如今已不复存在。新闻自由日渐凋零，类似中国媒体的上述监控也越来越接近，香港传媒业的未来难以预料，但仍有年轻从业员前赴后继地上船。
回望在苹果的最后日子，阿明觉得，即使只有短短三日，也算是见证了自己终于做到想做的事，来到一间仍有少许自由的媒体，即使三日后，《苹果日报》结束了。
“经历过三日，反而更想更想当记者。”阿明笑了。
甘仔想继续做记者，直到最后一刻。“我知道那个空间会渐渐凋零，直到想做的独立媒体没了，就转当公民记者，但同时要有一份全职支持生计。”
自认悲观的陈静则说出了自己选择的底线。“不要成为极权的共犯。虽然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或者日后也未必继续当记者，但是我可以去拍纪录片，总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不要躺平，尽力争取。”
（本文受访者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