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可持续性决定执政的可持续性

　　一  选举法修改：尚未兑现建国承诺

　　今年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修正案草案，将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当然是一种进步。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社会冲突加剧的今天扩建“农村票仓”，或不失为一种“维稳”策略。据称，本次修改对中国民主政治进程“具有里程碑意义”。但1949年《共同纲领》所规定之普选方式，却未在本次修改中有任何体现。

　　建国大宪章《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且有一处特别用了“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然是特指“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而非间接选举。目前除基层选举外，省市、全国人大代表仍由“代表选代表”的间接选举产生，名为普选，实与建国时的承诺存在歧义。

　　1953年制定选举法时，采用了“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选举方式。时任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的邓小平解释说：“我们的选举还不是完全直接的，投票的方法也还不是完全无记名的。这是由于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人民还有很多缺乏选举经验以及文盲尚多等等实际条件所决定的。”

　　根据瑞典一个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IDEA)的纪录和研究，截止到2007年，全球已有185个国家的人民可投票选举国会，包括埃及、印度、南非、以色列等。更有108个国家的人民可投票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总统、总理、首相……）。

　　直接选举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利，马克思、列宁均有主张直选的论述。1944年8月，毛泽东在与约翰·谢伟思谈话时也指出：“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理解民主并且要求民主。它无需经过长期实验，或者教育，或者‘监护’。”选举法颁布已经五十七年，若仍以社会情况、选举经验及文化水平作为不实行直接选举的理由，则中国六十年来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又何从体现？

　　在公民普选权方面，中国既未与国际接轨，也未实现建国共识中的民主承诺，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沾沾自喜为时尚早。
　　
　　二 “民意代表”分化：雷人秀VS民生提案

　　春晚以低俗节目娱乐大众，两会以雷人提案娱乐大众，是多年形成的传统。随着社会日益两极分化，今年两会的提案和发言也出现分化：除了“从来不投反对票”的明星政治秀、“封闭社会网吧”的商人圈钱秀、“获奖先感谢国家”的官员爱国秀、“老公给老婆发家务工资”及“改扫黄为扫色”等无聊变态秀，痛斥“卖地财政”、直指“房价高明明是地价高”等切中时弊的言论也有所增加，关注民生的提案占了很大比例。两类提案皆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反弹和热议。民间议政的存在，已对两会的代表、委员形成压力，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需要打“民意牌”，另一部分人则继续以弱智方式娱乐大众。

　　本次两会的风景线之一是：五十五年一贯不投反对票的申纪兰代表，如今有了倪萍委员这样的知音；另一道风景线则是：多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给表决器加盖子。一边是公开宣称从不投反对票，另一边是投票怕人知道，两个镜头折射出同一悖论：代表、委员都不是选民直接选出的，而是“被安排”的。在民主法制健全的国度，有选票作为背书，民意代表可理直气壮地代表选民公开行使权力，无须有所顾忌。真正需要质疑的，是代表、委员的产生方式。

　　目前人大的执政党成员约占2／3，既执政又“参政议政”，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自己“监督”自己，本身就是一条悖论。两会参政能力的贫弱，折射出执政能力的下降。
　　　　
　　三  关注民生：政府首先要让利于民

　　90年代实行分税制后，中央财政切走了最肥最大的一块，土地财政成了很多地方的主要财源，房价结构中，土地出让金、税费及权钱交易成本占了一半以上。“卖地财政”没有可持续性，土地资源储备有限，前任卖多了，后任要提价。中央不让利地方，地方不让利百姓，房价怎能降下来？国有土地属全民所有，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置业，未享受国民待遇。

　　为了追求GDP，政策历来注重虚拟经济，不注重实体经济。大众缺乏投资渠道，就只好炒股炒房。所谓炒房，主要是把钱从银行套出来，再装进地方政府（当然也包括官员）的腰包，其他相关环节也可各分一小杯羹，埋单的是食物链终端的消费者。迄今为止，国土资源部出台的政策，都在抑制炒房、囤房上，治标不治本。“卖地财政”的利益链不改变，房价不会回归正常。

　　一年来舆论热议“国进民退”，全国国有企业（非金融）的总资产从几年前的几万亿发展为2008年的42.55万亿元，估计2010年将达到近百万亿元。国家统计局长列举了一堆数据来否认，工信部长和政协发言人也作如是说，只承认是“个别现象”。但马上有人提出：私营企业的工业增加值、资产合计、从业人数、业务收入以及利润都是一起上升的，而国有企业在主营业务收入下降0.2%、利润下降4.5%的同时，从业人数却上升了0.8%，总资产则增加了14%。国企规模日大，利润递减。前年的4万亿政府投资和去年的9.5万亿信贷规模，加剧了“国进民退”，不仅未能拉动内需，反而作茧自缚。

　　80年代“利改税”以后，国企就不上交利润了。2008年开始实施“还利于民”新政，要求国企盈余缴库，实际缴库金额仅占GDP的0.2%。国企是所谓“共和国长子”，按“全民所有制”概念，全体人民都拥有国企股份，但从来未见“长子”给父老乡亲分红。

　　官僚化管理并不鼓励创造性思维，创意主要是从民间创业中产生。任何国家的经济活力都不是来自僵硬的体制，而是来自民间的创造力。国家经济状况窘迫的时候，网开一面允许民企发展，经济实力增强后就吃掉他们；待到民企大量倒闭，就会出现经济萧条和失业，政府税源也会枯竭。“国进民退”缺乏可持续性，出尔反尔的经济举措，在历史上是有惨痛教训的。

　　急功近利的经济政策，实为三十年间最大的积弊。“卖地财政”和“国进民退”，本质上都是“官进民退”。只有官府让利于民，官企不与民争利，国家藏富于民，社会才不致失衡。
　　　　
　　四  监督无力：权力何时在阳光下运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高强在会场爆料：“预算法的修改将明确地提出‘所有的政府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正式实施以后，在我国存在多年的政府预算外收支将成为历史。”

　　地方政府“卖地财政”即属于预算外收入，据说目前全国公款消费已超过了一万亿大关，建设“透明政府”实为当务之急。人大要监督政府的钱袋子，当然是件好事，但打铁还需自身硬，人大也应晾晾自己的钱袋。全国人大、各省市人大及各级政协开会，从食宿、办公到通讯、交通，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工作人员、服务人员的薪酬补贴如何计算？今年动用70万警力保两会，行政成本是多少？这好像不算什么“国家机密”，不妨学习广州市的先进经验，公布开会明细账目，行使监督权才更有公信力。

　　两年前就有披露，十年间上万外逃贪官带走6500亿人民币。官员的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从1987年就开始酝酿，迄今已二十三年。有代表已连续五年提出“阳光法案”，这回有关部门的答复仍是“条件不成熟”。“亡羊不补牢”，近年中国法制建设出现倒退，保障社会监督的善法如《新闻法》及官员财产公示法规迟迟不出台，抵触宪法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刑法》306条等恶法却横行无忌。人大监督不力，新闻监督无法，傲慢的权力藐视民意，才会出现某封疆大吏公然威胁记者的怪象。

　　虽然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但年年以人民的名义开会，年年讨论几乎相同的问题，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开会意义何在？如今什么都讲究“低碳”，两会在北京这种特大城市召开，全市交通干线每塞车一小时，社会要分摊多少成本？说到这里，我也来提个“低碳议政”建议：既然今年两会给每人都发了笔记本电脑，不妨学习网民议政的方式，来年改开“网络两会”。电视、互联网同步直播，既减少扰民，又便于公众监督互动，还可节约资源和纳税人的钱。
　　
　　五  兑现尊严：官员先学不撒谎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尊严”这个词，今年他已经说了三次。温总理一向提倡讲真话，我也愿意相信这回他讲的都是真话，但希望这个“我们”中，不包括说假话的官员。地球人都知道——撒谎的人没有尊严。

　　失信于民没有尊严。越是禁止人民讲真话，越是文过饰非，就越没有尊严可言。根据官方杂志《小康》2009年公布的调查结果：有49%的人对政府、人际、公司三类的信用危机表示“都非常担心”；37.8%的人则更担心政府的信用危机。公众对“您相信政府公布的各种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吗”的提问，表示不信任的比例高达91.1%。农民、宗教职业者、性工作者、军人和学生被选为本年度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政府官员的信用，亟需赶超小姐。

　　人民普遍富裕才有尊严，分配不公、贪腐严重的国家没有尊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六十年间财政收入增长985倍；外汇储备增长近1400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六十年间仅增长了18.5倍，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目前还不到城镇居民的1／3。另据财政部的统计数字，中国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世界平均数值为31.7%；10%的最低收入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1.4%，世界平均数值是2.5%。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几个国家之一。世界银行指出，中国贫困人口数在国际上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

　　尊严植根于国民素质，教育落后的国家没有尊严。“产业化”的中国教育生产线，只会制造“标准件”，扼杀的是民族的创造力。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披露的数据，目前我国实际的公共教育投入仅占GDP的2.4%，低于印度的2.7%，相当于美国的一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目前这一指标的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即使我国在今年达到1993年提出的4%，也只是欠发达国家水平。

　　温总理2月27日与网民交流时，对“尊严”的含义作了解释，提出保护自由、人权并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如果他在余下的任期内，有能力解决政府公信力、分配不公和教育三大难题，尊严才不会是一种奢望。
　　　　
　　六  改革：这样的机会不多了

　　温总理历次重要出镜，都留下一些感人的名言警句，今年也不例外。他在2003、2008年和今年人大，都引用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格言。无独有偶，其前任朱基1998年上任时，也站在同一地方说过：“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说到“万丈深渊”，令人想起西哲尼采的格言：“当你凝视万丈深渊的时候，万丈深渊也在凝视着阁下。”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结局堪叹，改革开放以来，两任执政党领袖先后悲壮牺牲，尽管很少有人提起，但作为改革家，他们保持了历史尊严。此时此刻，我想套用一下诗人北岛的名句：“腐败是腐败者的通行证，改革是改革者的墓志铭。”

　　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曾写过一篇《历史留给改革的时间不多了》。今年两会前温总理也曾寄语网友：“有一种十分珍惜的感情，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机会不多了。”这句话令人百感交集，邓小平在80年代就曾警告：“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体制内外利益纠葛盘根错节，“卖地财政”成了政府圈钱，拆迁暴政迹近直接抢钱。回顾三十一年来的改革，如同重新经历一场财富再分配。

　　改革还有没有可持续性，决定执政的可持续性。始于1978年的改革，已接近四个八年抗战的周期，时间不多了，机会不多了，关键是公众的耐心似乎也不多了。

　　                                     2010年3月17日 风雨读书楼
                                        《炎黄春秋》 2010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