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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卢斯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数字高墙。今天我们来关注徐州被铁链拴住的八个孩子的母亲一案,分析中国政府在人口贩卖中扮演的角色。

近日,有网民发现,一个精神失常疑似被拐卖的女人,衣着单薄地被铁链锁住脖子囚禁在土屋里;而且,她给一个曾经的光棍汉生下了8个孩子。这一幕发生在号称男女平等的今日中国,引发了公众强烈的愤怒和声讨。

被铁链捆绑的“疯女人”生下8个孩子

悲剧发生在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最早,社交媒体抖音的一个自媒体博主,靠拍摄访贫问苦的短视频以吸引人气。他发现丰县一个叫董某民的贫困汉,居然育有8个孩子。于是,董某民“父爱如山”拉扯8个孩子、当地政府精准扶贫帮他解决困难的正能量段子,开始在网上传播。

董某民因此成了网红,经常有博主去他家打卡送温暖、拍视频涨粉,甚至还有博主向董某民请教连续生下七胎儿子的秘诀。而董某民也骄傲地说:33岁还打光棍,被人瞧不起,因此“发愤图强”,一口气生下了8个孩子。

至此人们才注意到:8个孩子的妈妈在哪里?一个被铁链拴住脖子锁在土屋里的精神失常的女人,因此被意外曝光。这个被铁链锁住的女人,据说是董某民的父亲1996年“捡来”的流浪女,取名“杨某侠”。

网友 “居中对齐了吗” 说:“不敢想象她经历了什么?8个孩子,一个个生下来,而且按照他家这条件,肯定也不会是去医院生的;这种脏乱差的环境生孩子,坐月子,而且是8次,还被锁链囚禁在屋里,她得受了多少罪啊?”

拐卖女性是中国顽疾,女人的价值不如一只鹦鹉

人们判断,这个来历不明的“疯女人”很可能是被拐卖到丰县的。据网易新闻报道,有网友发现,一个于1996年走失的四川女孩李莹,与该精神失常女子的长相十分相似,走失年份与年龄也对得上。

网传李莹的父亲是一个退伍军人,因思念女儿成疾,早早过世,而李莹的母亲是某单位的职工。作为家中独生女,李莹得到了很好的教育。另据微信公众号平凡的企业家的文章 ,董某民的邻居对媒体说,杨某侠刚到村子里时才15岁,是个学生,还会说英语。

中国导演李杨于2007年执导的电影《盲山》,讲述了一个相似的故事。女大学毕业生白雪梅在找工作的过程中,被拐骗、绑架、贩卖到西部深山;面对落后的习俗、强大的乡村势力以及警方的缺乏作为,在做出各种努力后,仍然难以逃出。

电影中所反映的妇女贩卖问题,在中国非常普遍。网友“桃花潭李白”在《徐州丰县案:背后的不公与荒诞》一文中所呈现的数据,令人触目惊心。仅以故事发生地徐州为例,“在1986-1989年间,徐州六个县有48100名被拐来的妇女,其中最小的才13岁。有个牛楼村,全村已婚青年妇女中,2/3是被拐卖来的。”作者桃花潭李白说:“用‘农村 捡媳妇’、‘光棍 女人 神志不清’等关键词搜索社会新闻,会发现:“农村光棍遍地在‘捡’精神失常的女性。甚至有70岁老光棍 ‘捡’十几岁少女生下好几个孩子的新闻。”

那么,妇女拐卖这种犯罪行为在中国为何会如此猖獗呢?答案是:他们知道,自己不会受到应有的惩罚。法学教授罗翔曾在一次讲课中阐述过这个问题:买一只列入保护名录的鹦鹉会判5年,但买一个妇女,最多判3年。一个女人的价值,不如一只鹦鹉。

被拐女性现身说法:公权力助纣为虐

网名为“巫山六月雪”的重庆女性马泮艳,也曾是一名被拐卖的女性。她是在中文互联网曾引发轰动的“巫山童养媳事件” 的当事人
马泮艳在12岁时被贩卖,政府人员以违法的形式为买主陈学生和马泮艳办理结婚登记,令人口贩卖合法化;直到2016年该事件被媒体报道,才得已解除婚姻关系。

马泮艳道破了拐卖妇女现象在中国广泛存在却无法得到根除的原因:执法部门的漠视甚至纵容,令法律形同虚设。

2000年,12岁的马泮艳被大伯贩卖,村干部亲手为人贩子大伯和买家拟定协议书并签字。2001年,13岁的马泮艳被陈学生带去福建打工,遭强暴。人贩子大伯给派出所所长送了鸡蛋、公鸡、腊肉猪脚,派出所便不再调查马泮艳的报案。

人权组织 “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 – HriC)认为:“由于腐败、地方当局的贯彻不力或无所谓的态度,执法不严成为常态。一些官员甚至亲自参与作案,收取贿赂。被卖的女人感到自己没有任何权利,害怕受到暴力,没有钱,远离家乡,因此经常被迫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

徐州官方的敷衍回应,网民的愤怒和质疑

悲剧引发关注之后,丰县政府接连发布两个情况说明,试图推卸责任。

丰县县委宣传部1月28日发文称:杨某侠和董某民1998年领证结婚,是合法夫妻,不存在拐卖行为。1月30日,丰县又以联合调查组的名义称,杨某侠1996年在乞讨时被董某民的父亲收留,此后就与董某民生活在一起。

这种冷漠的官腔引发了网民的愤怒声讨。作者 “桃花潭李白”在《徐州丰县案:背后的不公与荒诞》一文中质疑道:“路上的人,可以随便‘捡’回家养的吗? 一个大活人,在路边被捡到的机率有多大?你捡到过吗?为什么他们都‘捡到’了?”

网民 “一只爱睡觉的安安”说:“不管如何美化,这个通告信息量还是挺大的。实锤了女子流浪,身份不明,智力障碍精神分裂,所以属于无效婚姻加强奸。违反计划生育国策,计生部门消极工作、渎职。违规办理身份证件,公安部门执法犯法。还有一些问题:到底是不是拐卖、八个孩子是不是同一个父亲、村里是否还有其他相同情况?”

不惩罚人贩子,却惩罚揭露人口贩卖的人

曾多次在中国调查妇女和儿童拐卖案件的记者和时评人长平,撰写了多篇相关文章分析其背后的原因。他指出,受到中国政府惩罚的往往不是贩卖人口的人贩子,而是揭露人口贩卖的人。

《中国政府在人口拐卖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中,长平指出:“在丰县官方宣称‘不存在拐卖行为’之后,就再也不允许人们谈论‘拐卖’二字。本地人只要在社交媒体上提到这两个字,就会接到警方的电话,而且警方以知道父母和工作机构信息相威胁。马泮艳讲述自己和母亲凄惨人生的文字,不能在微博账号发表,只能以图片形式传播。”

而在《怎样让孩子对性侵者说不》一文中,长平表示:据他在中国采访妇女儿童拐卖案件所了解的情况,“不要说孩子被性侵,即便是失踪了,大多数时候,警方能做的事就是登记而已,连调看一下监控录像都不肯,因为‘警力有限’。然而,假如有几个异议人士聚餐聊天,他们可以非常夸张地组织大量警察前往盘查阻止。”

长平还反驳了将人口拐卖归因于社会贫困和传统习俗的观点。他说:“事实上,中国政府一道命令或一场运动,可以让自古就有的性工作者一夜消失,可以让“百善孝为先”的中国社会父子反目,可以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文化中实行严酷计划生育政策……有什么社会贫困和传统习俗可以阻挡他们?

那么为什么官方放任拐卖妇女儿童呢?答案是:将女人商品化和工具化,漠视妇女儿童的基本人权,是父权专制社会的内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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