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1944年7·20政变78周年的纪念日。这场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因其意义重大，富于戏剧性和传奇性，早已成为众多艺术作品的描绘对象。
（德国人自己拍的版本，更严谨）
（阿汤哥的版本）
本文今日想说的却不是7·20政变的本身，而是对政变行动者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抵抗组织：克莱骚集团（Kreisauer Kreis）。
克莱骚是毛奇家族的祖传庄园，位于西里西亚（二战后属波兰）。有些反对纳粹统治的人以此庄园为活动地点，盖世太保就给该反纳粹圈子起了这个名字，后来的研究者也沿用了下来。
该集团的两位核心成员分别是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伯爵——当年与俾斯麦合作的普鲁士陆军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老毛奇）的侄孙和彼得·约克·冯·瓦尔登堡伯爵——曾祖父是拿破仑战争时期普鲁士军的著名元帅约克（全名为路德维希·约克·冯·瓦尔登堡）。
造反，中国有句老话叫“逼上梁山”，但这二位还真不是。
这些元勋后代本可以安然度日，愿意跟纳粹合作自然名利双收，战后再来个“我不知情”，继续名利双收。不喜欢纳粹？发发牢骚，摸摸鱼，不就过去了。干嘛放着好好的庄园不住，去谋反呢？
而且谋反也没有个谋反的样子。几年时间，既不积蓄反资，也不阴养死士，整天坐而论道，居然还认为刺杀希特勒这件事干不得，因为这“是一桩违法行为”（按：德国人就是造反也要看红绿灯走路——列宁这话果然不错）！他们之所以要反纳粹，就是因为纳粹的统治践踏法律，所以用违法手段实现政权更迭同样不可取，只能等待德国战败或纳粹政权自行倒台。
众人还有个理由：既然德国败局已定，就更不能让纳粹的支持者将德国的失败归咎于暗杀希特勒的行为，助长所谓“背后一刀”的神话。所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在德国战败之后建立一个全新的欧洲。是的，他们连那些战胜国的事情也安排上了。
因为他们觉得，现在德国虽是众矢之的，但“纳粹主义不仅是单个国家出现的异常，也是社会整体衰弱的标志。”在他们1942年5月提着脑袋举行第一次集体会议时，讨论的不是怎么推翻纳粹政府，而是像后代的学者们开学术会议一样，主要讨论德国的教育和宗教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就让希特勒上了台。
在此后的两次集体会议中，主要讨论的也是德国战败之后的战后重建，如何接管纳粹倒台之后的政权，新德国的经济计划和自治方案，还有关于欧洲联合的设想。
与其他一些曾经拥护过纳粹，后来又因不满纳粹所作所为而反纳粹的抵抗者不同，克莱骚集团的成员基本上都从纳粹掌权的第一天就厌恶纳粹。他们不单反对希特勒政权的行为，而且反感纳粹主义本身。其他一些反抗者想的是如何推翻纳粹政权，而他们主要考虑的是推翻纳粹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特别是：如何协调不同背景的反纳粹人员的立场和设想？
统领克莱骚集团的虽是两位将门之子，但其集团构成极为复杂，有保守派贵族、自由派贵族、天主教和新教的神职人员、社会民主党的工会领袖、大学教授、外交官、前市长……几乎囊括了原魏玛议会中除了纳粹党和共产党之外的各个派别，核心成员二十余人，多数有博士学位。而且为了安全起见，这些人一般只开小会，以至于外围的大多数人相互都不认识，只有两位领袖掌有成员名单。
如此庞杂的人员，讨论起来自然观点各异。但大家在理解、忍让和妥协之后，终于将未来秩序固定在如下大原则之上：以基督教为源头的道德复兴、借鉴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回到斯坦因改革的德国特色民主制度、建设超越民族国家的统一欧洲等。
大家都同意，新的秩序必须公正，不过连希特勒也在控诉国际秩序的不公，那么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公正？
克莱骚集团的回答是：“个人的自由是政治重建的所有环节中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只有当国家的每个人都能够充分的发展自己以及表达自己的想法之时，才是真正的公正。”
1942年，正是纳粹正不可一世之时，集团成员们却在思考这次大战和德国的战败将是欧洲建立这种更美好的新秩序的一个机会，所以要抓紧时间思考“如何为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在内政、外交上以及德国未来与欧洲的关系上建立起新秩序”，从而为接管纳粹政权灭亡之后的德国做好充分准备。
戈培尔的宣传策略是将德国人与纳粹党牢牢绑在一块，声称战败就意味着德意志民族的毁灭，让德国人退无可退。詹姆斯·冯·毛奇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如果我们能够为德国人指明一条摆脱噩梦的路，他们就会更加坚定的反抗纳粹。”
可悲的是，英美政府从未真正信任甚至重视过他们和其他德国内部的反纳粹集团，就算是那些主张重视他们的英美官员，其出发点也是利用他们遏制苏联的影响力。以至于詹姆斯·冯·毛奇在认清现实后又有了新的想法：将欧洲联合起来，反抗美国和苏联的压制。
酷爱行动的美国人格外看不起这些喜欢沉思的德国人。詹姆斯·冯·毛奇的朋友，美国记者桃乐赛·汤普逊曾对他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圣者的世界里，而是一个凡人的世界里……有一天你得用行动——剧烈的行动来表明你的立场……”
《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威廉·夏伊勒更是嘲讽他们：有勇气讨论，却无勇气行动，是“一个没枪没权的小团体，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不是去想如何壮大势力，而是去构想一个可能根本不会到来的新世界。”
夏伊勒这些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并不公正。
詹姆斯·冯·毛奇等人不赞成暗杀和政变的行动方式，有他们宗教和法律观念上的理由，正是这些理由给了他们反抗纳粹的勇气和动力。
更何况施陶芬贝格组织的扩展，在多个方面得益于克莱骚集团的协助。没有这些帮助，没有克莱骚集团部分成员的直接参与，7月20日那天的剧烈行动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一次偶然拘捕的牵连，1944年1月詹姆斯·冯·毛奇被捕。鉴于他家世显赫，盖世太保并没有刑讯逼供，克莱骚集团也未暴露。但由于该集团的外围成员大多相互不认识，毛奇的被捕一下子抽掉了整个集团的主心骨，事实上这个抵抗组织已经接近于失能状态。
然而毛奇和其他一些抵抗人员的被捕使得这个坐而论道的组织突然变得激进起来，约克开始全力支持自己的表弟施陶芬贝格的政变部署，还有几位核心成员也深度参与其中。
当希特勒神奇地从7月20日的那场可怕爆炸中幸存下来之后，一场可怕的报复随之到来。约克等政变参与者很快被处死，接下来连并不知情的詹姆斯·冯·毛奇也因这场他本人并不赞同的政变而被纳粹的“人民法庭”判处死刑。他慷慨赴死，只留下一句话：既然“有那么多人倒向纳粹，那就必须有人因为纳粹而倒下。”
保守的戈德勒集团也好，相对进步的克莱骚集团也好，在盖世太保铁拳的打击下陆续凋零。
有一个沟通二者的并取得共识的抵抗组织弗莱堡集团则幸存了下了，他们将与克莱骚集团讨论过程中获得的理念流传到了战后：“经济的目的并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人”。1948年，西德经济体制的总设计师路德维希·艾哈德采纳了弗莱堡集团关于“社会市场经济”的理念，以较低的社会代价实现了战后西德的经济繁荣。
克莱骚集团关于欧洲一体化的预言也得到了应验。他们关于自治共同体的理念虽未能在德国实践，但其中引入的“辅助性原则”（下一级组织能办好的事情，上位组织不得插手）成为了欧盟政治的核心原则之一。
克莱骚集团虽不复存在，却因其名声而在战后有了特殊的利用价值。
由于克莱骚集团有将基督教道德与民主政治合而为一的色彩，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前总理默克尔所属党派）一直想把自己的组织渊源追溯到克莱骚集团，可惜历史研究证明二者在人员上的联系并不那么紧密。一些克莱骚集团的幸存者确实参与过创建基民盟，但他们人数太少，而且有些后来还因为政见不同而退出了。
鉴于东德方面有货真价实的左翼抵抗事迹可供宣传，联邦政府在战后初期一直在试图拔高克莱骚集团和7·20政变参与者的形象，将他们塑造为自由民主新秩序的开创者。事实上，反对西方民主制度，走有德国特色的民主道路（不设政党，地方上实行直选，州之上进行间接选举），才是克莱骚集团内部的主流意见——平心而论，魏玛民主的灾难性后果很难让他们有其他结论。
冷战高潮过去之后，更加贴近史实的研究才逐渐增多，而且越到后来，人们更多关注他们对欧洲一体化方面的设想。
今天我想纪念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某一具体想法，也不因为他们是完美无缺的英雄（他们或许缺乏果断的行动力，或许对民主制度的认识不够完整），而是因为他们作为背景各异的知识分子，能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求同存异，平等协商，以深邃的目光注视自己很可能永远无法看到的未来。不单反思纳粹德国的罪恶，也探讨人类因科技的狂飙突进而丧失了自我控制的危机。他们试图构建一种带有参与感的小团体自治生态，使每个人既获得自由又担负责任，因为“保持思想的独立存在和活跃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核心问题”。
纪念他们，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一种兼具善良、勇气、理性和建设性的反抗精神，是德国的好儿女，是真正的爱国者，而且他们的爱也超越了国界。
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士们永垂不朽！
【除维基百科相关词条外，本文主要参考了牛亚林的《一个最具创新性的反纳粹团体 ——克莱骚集团的抵抗思想和行动探析》（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引文皆出自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