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息了大半年的“反派影评”，刚复出就火力全开。
而在主讲人波米论述中国电影大变样的部分，有些主管部委的沿革信息，毕竟说得不够详细完整。
我们这里有一篇封存了很久的旧稿（写于三年前），或许能够帮助大家补全那一段的背景知识。
今天试着勇敢一点。
谨白：下文严格按照我国正式公开出版之史料、资料撰写，无任何杜撰之处，请读者周知。
又及，本号近期撰文点评了冯小刚导演作品《一九4二》，但是在公众号平台无法推送，有兴趣的读者诸君可到“枪稿”微博检索读之。
——枪稿主编 徐元
1948-2018，电影局搬家记
文/崴北
作者介绍：一个卧底，电影学硕士。
2018年的4月16日，国家电影局宣告成立。
挂牌后的电影局不再隶属广电总局，而是兜兜转转70年之后，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中共中央宣传部。
搬家前的电影局深居复兴门外的广电总局大院，安保制度非常严格，不仅有武警站岗，来访者还要有人迎接才能进去，就连身份证都得押在传达室。而如今，给新电影局站岗的，从武警换成了保安，而进出也自由了许多。
新局位于宣武门外，挤在新闻出版署腾出来的一层办公楼里。也就是说，管理中国电影事业的最高国家机构，由“大院子弟”变成了的写字楼的“蜗居一族”。
回顾电影局的漫漫长史，要从1948年说起。
1948年12月中宣部发出一项对电影工作的指示，电影局由此成立。
指示称“平津攻下后，电影事业的领导机关应设北平，在中央宣传部管理下准备建立电影事业的统一领导机构，由牧之负责”。（详见1948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针对东北电影制片厂上报的工作报告和计划，向东北局宣传部发出《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
提起袁牧之，别的不说，主题曲成为国歌的电影《风云儿女》，男一号就是他，而他和妻子陈波儿更早在1938年就拍过的《八百壮士》。
袁牧之不仅在导演、表演方面出类拔萃，更是先后组建了新中国电影史上最根正苗红的延安电影团、东北电影制片厂，加上被中央委派到苏联学习电影管理的经历，可以说他是赴京上任的头号人选。
1949年4月上旬，中央电影管理局在北平正式成立，袁牧之果然出任第一任局长。
中宣部指示：“因为阶级社会中的电影宣传 , 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 , 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 ”。所以电影在新中国不是消费品不是艺术 ，而是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的、甚至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电影局最初的办公地点在原中电三厂（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根据日伪华北电影公司接收改编而成）的一栋小楼，7月又搬到了平安里厂桥附近。1949年10月1日，电影局同仁作为中直机关也参加了开国大典。据电影史专家程季华回忆：“中直机关参加开国大典的队伍，被安排在天安门与金水桥之间，在天安门城楼下面，位置十分优越。”（详见程季华《首任中央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同志片断》.当代电影,1999(05):3-5）
没多久，又是宣传部的一纸令状，让电影管理局成功改嫁到文化部了。
从此，中国电影事业像工矿企业一样严格按照计划经济模式操作——电影局统一进行题材规划，各电影厂承接拍摄，中影公司统购统销。
电影局的主要任务，借用电影史学者启之的话，就是上级将电影事业进行自内而外的“管理一体化和思想一元化”。
对外，新中国电影的第一项运动便是清除好莱坞电影，学习、照搬苏联老大哥的体制。而内部，则是对整个电影机制进行了全方位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成为新中国电影工作的方向。
其实，建国初期，电影人思想相当活跃、很有冲劲。彼时百废待兴、万物生长，最易激发艺术家们的创作灵感。此时无论是国营厂还是私营厂出品的电影，都还不需要经受任何审查。
直到1950年7月，电影局成立了电影指导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电影审查和题材规划。前者负责“不让写什么”，后者规定“要写什么”。随后的一年内，被委员会否认的剧本有四十多个。即使通过审查，在上映时遭到停映、要求修改的电影，也数不胜数。你写艰苦奋战，会被说成宣扬战争残酷；你写英勇牺牲，会被说这么好的人怎么能死。电影审查就是一次政审，政治不过关，再好的画面再好的蒙太奇、长镜头统统作废。“不但审查剧本，还要审查改编的原作以及原作者；不但审查导演，还要审查演员……”（详见启之《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
这一年的12月，历经千辛万苦的《武训传》终于上映。主演赵丹非常兴奋，逢人就说，这是他从影以来拍得最好的一部影片。
可惜这部电影和他充满高度激情的表演只如烟花般短暂地绽放，随即便遭遇灭顶之灾。和其他问题影片一样，《武训传》也经过了一层层审查修改，在电影局点头同意下才上映的。老导演崔嵬说：“搞电影是很危险的，一部片子大家都说好，突然一下子又都说不好了。”一个剧本、一部影片的生死往往就在于“一句话”。
《武训传》事件导致了文艺界的第一次大整风，也迫使私营影业1952年全部收归国有。要知道，私营工商业直到1956年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袁牧之是首位电影局长，但他在1952年就草草退出，官方说法是因病离休。
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妻子陈波儿在1951年因心脏病发不幸离世，更关键的还是因为他的“电影村”计划遭到严厉批评。
为了方便电影事业直接受中央的领导，他计划在北京西郊征地8000亩，建设首都电影村。电影村包含了各大类型摄影场、电影学校及一系列配套设施。这一草案遭到了批评，称“如果制片厂集中在北京就会脱离全中国广大的实际，集中思想是错误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受好莱坞思想的影响。”
此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被扣上好莱坞思想的帽子，袁局长的心理压力多大可想而知。
袁离休后，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王阑西担任第二任局长。大跃进时期王阑西提出了“省有制片厂，县有电影院，乡有放映队”，顺应了中央各地设厂、百花齐放的时代要求，后来真的做到基本每个省份都有制片厂，电影放映也全面普及。
60年代初，国民经济被迫进行全面整顿，许多省级制片厂仍然压缩不下来，夏衍表示， “文艺搞得太多了，超过了经济的承受力，是要亡国的呀！ 我们总不能搞成中华人民电影共和国嘛！ ”
于是电影局勒令各省电影厂下马，新建的地方厂最后只留下了峨眉厂。然而，大多数制片厂都是停建而已，并没有下马。文革时期，它们又纷纷大搞大建，恢复了。
1956年制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使得文艺界开始复苏。
电影局召开“舍饭寺会议”开了个好头。会议强调以导演为中心的制片策略及改变对艺术创作过分干涉。还决定成立西影和广影（后改为珠江）两大故事片厂。这让电影界一片欢呼，政治上的松绑对于任何一个艺术家都是莫大的鼓舞。
与此同时，评论界也发表了关于电影改革的意见。评论家钟惦棐发表《电影的锣鼓》，直指当前电影界的错误，国家管理得太具体，太严，过分地强调统一规格、调度，都是不适宜电影制作的。《文汇报》还开辟专栏“为什么好的国产影片这样少？”，其中就有老舍的《救救电影》，他直言不讳地讲审查让电影剧本变得支离破碎。
然而，第二年就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第一响就是钟惦棐和他的《锣鼓》。多年以后，钟惦棐说：“在中国，能够真正地对电影发表评论的不是电影评论家，而是政治家和行政长官。 ”(详见钟惦棐《论社会观念与电影观念的更新——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首届年会上的引言》.电影艺术,1985(02):2-18.)
60年代中国承受着国内外政治、经济的多重压力，电影界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每每吃力不讨好的电影局更忙了，时任制片处处长的沈容说：“三天两头部里来电话，说某部影片是毒草。 我们一方面向部里汇报，同时马上通知电影发行公司停止发行。所以，电话铃声一响， 我们就心惊胆战，不知道又是哪一部影片要遭殃。有的影片刚出厂的时候，被认为是香花，不久就成了毒草，过了一阵，又说不是毒草了。我们说这同烤烙饼一样 ，正面烤，反面烤，烤来烤去还是这张饼，香花毒草全凭上面一句话。那时候我们最怕接电话，电话铃声一响，都推三推四：你接，你接。”（详见沈容《电影的春天和冬天》.百年潮,2004(10):60-64.）
上头一句话，下面就要跑断腿。1961年6月总理约请各电影厂工作者参加座谈，最后郑重地说道：“现在我们的电影院里，都挂着苏联的22个大明星照，我们建国都已经12年了，为什么不能挂我们自己明星的照片?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明星嘛!”
随后经电影局评选，全国各地的电影院都开始悬挂着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的巨幅照片，这些才子佳人成为新中国的电影模范，一个时代的缩影。
两年后，被扣上“才子佳人”大帽子的文化部由于被指责“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应社会主义改造”，遭遇了建国以来的最大动荡。
擒贼先擒王，整风当然是从根源抓起。文化部长沈雁冰（茅盾）、副部长夏衍、电影局长陈荒煤相继被免职，取而代之的则是大批军队干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电影局下发通知，在全国放映场所悬挂了两年零五个月的“22大明星”的大幅照片，就此消失。
与此同时，电影局审片室经常出现一位身穿斗篷的客人。她不是别人，正是第一夫人蓝同志。她要看的影片大都是没有完成的。 沈容回忆道：“先由中宣部打电话来制片处，我们给她从厂里调片。有的影片要从上海或长春调来。那时候她还没有后来那种威风，她来看片的时候，部里、局里的领导没有一个人出来陪同，只好由我来，我的事就多了，先要通知保卫处晚上留人守卫，通知锅炉房把放映室的温度烧到24度，这是她要求的温度，还要通知放映员检查影片等等。到时候 , 我必须到大门口等。看完影片，她当场并不表示意见，我问她，她说要回去请示。”（详见沈容《电影的春天和冬天》.百年潮,2004(10):60-64.）
于她而言，看电影当然不是“消遣消遣，看看而已”，65年经她建议，文化部召开会议废除了北影厂的导演中心制，实行民主集中制。一年后，大名鼎鼎的《纪要》印发，十年浩劫开始。
从1966年到1972年，中国没有生产出一部故事片；电影局也被撤销建制，整十年，电影事业全由蓝同志一人作主。
新时期电影业开始复苏，仅1978年一年的放映收入高达九亿多，这本该是件好事，但电影系统内部却因此打架。
九亿多放映收入全进了中影公司的腰包，各大制片厂咬牙切齿，希望拿回版权和票房分成。
而中影公司欲哭无泪，原因是票房增多是因为恢复放映了长年被禁止的十七年影片，而这些影片的版权费早已支付给各大制片厂，所以1978年的高利润实际上是中影公司积压多年的资金回收。总之，争执的两方都希望有利润可拿。手心手背都是肉，电影局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各制片厂见电影局不能摆平，便开始另谋出路。1980年，北影厂长汪洋直接联名上书中央，希望合理分配利润。这场六大制片厂对中影公司的战争，在不断讨价还价后，制片厂一方取得微弱胜利，虽然夺回了故事片版权及发行分成，但苦难还在后面。
改革春风吹满地，但老一套计划体制的电影业正遭受寒冬。在全国开始盛行商品经济时，电影的企业化改革如同龟速。
落后就要挨打，八九十年代电影业日子日益难熬。除了内部纷争，电视机、录像厅、歌舞厅、游戏厅等新型娱乐方式的流行更给积重难返的电影业猛烈一击，中国电影一下子跌入了谷底。
而电视业的蓬勃发展，却让电影局也看到了一线生机，陈荒煤起草了一份“充满优越感”的《关于电影电视事业建设和改革的调查提纲》，企图借着电视重振中国电影雄风。
而结果却令电影界一片哗然，1986年全国人大作出决议，将电影局划归广播电视部，成立新的广播电影电视部。
但此次改革只是把中央级的电影局及单位合并到广电部，而省级单位仍由文化厅（局）领导和管理，这就形成了“上合下不合”的局面。这种上下关系的扭曲，对电影界从管理到运行都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直到2008年，地方电影部门才完全归属于广电系统。
元气大伤的电影业在趾高气扬的电视新贵面前，再无话可说。陈荒煤在90年代公开向电影界同仁表示懊悔，但早已无济于事。（详见沈芸著《中国电影产业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
而广电部先后在1998年和2013年经历变革，改制成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电影是什么？这个困扰理论界百年之久的问题，同样难倒了中国电影。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中国电影是宣传工具，是艺术，更是商品。开放民营和商业地产助推的院线制，使得中国电影一步步走向市场化，产业化。
1993年广电3号文件的下发，制片厂和中影公司之间的相爱相杀，算是有了happy ending。制片厂可以直接对接发行单位，甩掉了中影公司这个大中介。而进口影片的引进和发行权利仍在中影手中，随着《亡命天涯》开启的分账大片时代，中影公司再次坐享洪福。
1995年广电1号文件让一大批省级电影厂拥有了制作故事片的权利，2002年单片许可证鼓励民营资本进入电影行业。而再次之前，如果你想拍电影，只能通过国营制片厂完成（所以，民企和港商台商只能“买厂标”）。
被誉为第六代电影的开山之作《妈妈》，就是张元购买西影厂厂标才获得公映。虽然国内无人问津，但在国外电影节上却异常火爆。凭借法国政府奖励的10万美元张元接着拍摄了没厂标的《北京杂种》，并走向了国际电影节的二刷路。
在93年的东京电影节上，私自参展的张元与审查未过的田壮壮等人与正统的国家队选手打了个照面。国家队以退赛相逼要求组委会撤片，但组委会不仅拒绝了官方的要求，并把最高大奖送给了《蓝风筝》。再加上第二年鹿特丹电影节丑闻，被激怒的电影局发布红头文件，吊销“七君子”的导演资格并封杀。处罚书下达两个月后，张元就报复性地拍摄了《广场》，但田壮壮却从此不再拍片达十年之久。
七君子之一的王小帅，在2003年11月接到了一个电话，因此牵扯出了中国电影界第二次“七君子”事件。
11月13日，北京电影学院会议室里迎来了电影局长在内的政府官员，他们一反常态地与王小帅、贾樟柯为首的第六代独立导演展开座谈。虽然会议内容并未公开，但结果对于这些“地下导演”来说确实极为重要的。此前呐喊电影局不应该是管理机构，而应该是服务机构的贾樟柯，在2004年说“我对电影局的决定特别欢迎，特别兴奋！前几天，电影局制片处一位领导找我谈话，宣读了恢复我导演身份的文件！我希望观众通过电影院里的大银幕看我的电影！我希望能够把电影做得更加好看。”
此后，电影局进入了宣传和产业并重的新时期，中国电影产业一路狂飙突进，从2001年年票房9亿元，激增到了2018年的600亿。
时间进入到了2018年春，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规定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新闻出版管理职责及电影管理职责划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宣部分别对外加挂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及国家电影局牌子。
4月，国家电影局成立，而省级电影局几乎同时从广电系统搬迁到了省委宣传部。相较广电部（局）和文化部（厅）当年拉拉扯扯20多年的搬家大工程，这一次，动作极为雷厉风行。
国家电影局成立时，大多数原成员随之而行，唯独名震一时的原局长张宏森留在了广电总局（编者按：后再调任湖南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22年再调任中国作协任党组书记）。而省级电影局的改制，则是彻底换了一套领导班子。
自此，电影部门全都转由党的宣传部领导。一切回到了开始的地方。
编辑/徐元
排版/左敦
THE END
PAPERBULL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