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子墨 | 评论(2) | 标签:时事观点, 民主, 社会, 民生, 孙志刚, 昆明, 宪法, 爱国, 1510
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孙志刚的《墓志铭》
记得小时候看《霍元甲》时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在某公园上有一牌子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当时觉得太侮辱国人了，暗想长大后也建个公园竖个牌子“洋人与猪不得入内”，今天想来未免好笑。后读孙中山文《中国内乱之原因》（《孙中山选集》下卷）的一演讲：“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还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人！”百年前的历史依然令人愤怒，后有学者说那是一段谬传，而姚云鹤在《上海闲话》（1917年）写道：“惟此事并无国际强弱之关系，乃国民教育之关系。闻昔时外人并无此禁令，历见华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驱鸟，糟蹋地方，无所不为，于是跑马场首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之涉足。”无论历史原相如何，那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确确实实成为我们一个时代的羞耻与愤怒的民族心态。我们的先辈曾经被外族的歧视，在自己的国土上卑微的活过。重新提及只是作为一种反思，回顾过去只是希望在未来我们不要遇见类似的事。
想起那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今天看到一则《昆明市居住证管理规定(草案)》中规定的内容时突然冒出的。4月17日该草案面向社会公示。草案明文规定：“任何单位不得使用和聘用无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单位招用、聘用流动人口，应当对流动人口的居住证、《婚育证明》等有效证件进行登记，若出租房主或用工单位违反相关规定的，公安机关将给予5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此外，还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台湾地区居民不适用本规定。”看到这条新闻的第一感觉，我想不会吧，都这时代了，不可能有这么荒唐的事。可是想想是在中国，什么神奇事件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就赶紧问了一下谷歌，谷歌表示却有其事，人家都公视了半月了，草案引发的议论充斥于各大论坛，Y鄙视一下真是OUT了。
五岳散人说:“看见昆明没有居住证就不许租房、找工作，但外国人与港澳台除外的新闻之后感想如下；忽悠你爱国的人，其实从来没把你当同胞看，至于是不是把你当做人看，那也是说不好的事儿。”这话说的确实激愤了点，但是你是稍稍有良知，有点常识的人看到这样荒唐的条例谁不激愤？好吧，我暂时理性的揣摩一下圣意，既然草案都出来了，应该也有个口号吧，譬如：“华人与狗不得入住。”可是我想出这个口号就被我第一时间推翻了，据我所知昆明的领导层有很多就是外地人，这样貌似……领导是不会接受这个口号的，接受了那他们去哪儿？
自20世纪初以来，我想中国人中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词条的清醒反省，一直没有停过，可惜不是自省为什么会受到强势权力的歧视，而是从中学会了怎么去用肮脏与丑陋的灵魂歧视比自己弱势的群体。
曾经读柏杨的《丑陋的中国》时，还觉得那老头未免太过于悲观了，国民有其劣根性，那有他笔下写的那般龌龊不堪。可是看看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幕幕富有荒诞性的黑色幽默剧，你就觉得那老头子对灵魂的解剖确实精湛到极致。排外每一个地方都存在，有些只是隐形的而已。北京刷墙，上海广州跟着来；如今北京封村，深圳叫嚣要赶走无业者，昆明索性立法华人无证不得租房谋生，伟大的祖国啊，你为什么把人弄得如此心寒？
近期深圳副市长有句“经典台词”走红网络“无业人员不清除出去,深圳没有太平。我们也在争取，深圳不是有立法权吗?如果给我们依据,对3个月以上无正当职业的人,不租房子给他,请他回原籍。(回原籍)至少还有块地方。否则在深圳怎么生活?”在各地人员流动频繁、经济文化依赖如此紧密的今天，还有这般简单粗暴思考问题、处理问题，不得不令人莫名的恼火，有些人骨子里的排外（外地人）思想一直就没有消停过。只堵不疏的治水办法，历史早已证明是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洪水滔天。深圳本就是一个外来打工者建立起来的城市，强者得利，弱者走人，这与“丛林法则”有何异处？人之所以为人，不仅仅是直立行走了，还因我们在竞争中变成强者时能够同情和帮助弱者，能善心和悲悯心的终极关怀；一个民族的进步不是靠几个进步的人作为代表，而是大家都能感觉到这个时代属于自己，在时代里找到归属感！
摘录了在@阿忆（新浪微博）对《昆明市居住证管理规定(草案)》的一个回帖：“归根结底，是八二（标记错误：应该是72年？）宪法有问题，与五四宪法相比，居然删除了罢工权和人民迁徙权，剥夺了公民这两种权利，能是好宪法吗？同时，这宪法还规定，一切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使中国政府成了全宇宙最大的地主，公民在地主土地上盖的房子，随时可能被强拆。”在世界各国“迁徙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其实在我国五四《宪法》中，就明文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但是，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了户口管理登记条例，其中规定，公民从农村迁往城市，须持有城市劳动机关的录用证明、学校录取证明、城市户口登记机关准予迁入证明中的一种。从此“迁徙自由权”就比踢出法规的舞台。本身户籍管理条例的这项规定违反了当时的《宪法》，但到72年，迁徙和居住自由在《宪法》中完全消失。此后《宪法》几经修改，“迁徙自由权”一直没有恢复。一国的《宪法》都这么写，怪不得胡搞的人越来越多。当然这事说的远了就上升到城乡二元化的户籍管理制度，但说近了无非就一种地域歧视。很多地方冠冕堂皇的打着城市管理或稳定治安的幌子，赤裸裸的驱逐着非本地常住居民，搞城市建设的时候就想起这些底层民众了，一旦用用不着时就过河拆桥，卸磨杀驴，这一招本朝某些人深得其精髓啊！
再回到没有居住证就不许租房、找工作，但外国人与港澳台同胞除外的话题。不免有些悲哀，中国的传统：宁与友邦，不与家奴。自己人向来瞧不起自己人，何来得到别人的尊重。我们倡导普世价值，为不再严重排外而感觉欣慰的时候，发现排内思潮依旧如火如荼。自己国民就比外族人下贱一等，骨子里深植着一种自卑于傲慢，在强势面前自卑而充满奴性，在弱势面前，趾高气昂，一副暴发户的嘴脸。
还记得七年前那个大学生孙志刚事件吧：因无暂住证被非法收容，在监狱遭毒打而死；终年才二十七岁。孙志刚事件令《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孙志刚事件引发的制度变革，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许多深层次的问题，经济的，社会的和法律的。这事件本来就是一场巨大全民教育，可惜孙志刚走了，前面的路依旧未明！
孙志刚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在他的墓碑上，还有着这样两段话：“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人之死，有轻于鸿毛者，亦有重于泰山者，志刚君生前亦有大志，不想竟以生命之代价，换取恶法之终结，其死虽难言为舍身取义，然于国于民于法，均可比重于泰山。”读之，有潸然泪下的感觉。我们每一次的进步为什么都要以鲜血与牺牲换取呢？为什么？难道我们就不能平和的把普世价值洒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让光照在每一粒尘埃上，一同用现代公民意识推动国家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