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
2010年5月9日早晨，我正在天津与朋友聊天，收到许医农老师转发的手机短信：“国运民瘼终身相伴，仁心厚泽永留人间。朱厚泽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5月9日0时16分在北京辞世，享年80岁。根据其生前遗愿，丧失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遗体火化，骨灰送回家乡安葬。对亲朋好友多年的关心和帮助谨致以衷心感谢！特此泣告。妻熊振群率子女。 2010年5月9日。”
我与朱厚泽先生并不十分熟悉，也许是人到中年的缘故，突然收到这样一条短信，心里觉得十分难过。中午与人民大学当过右派的画家教授朱为民先生聊天，他又谈到中国现行的择优淘汰机制，更是让我感慨万千。
2005年11月17日晚上，南京的作家朋友范泓，住在位于东城区东总布胡同的李昌、冯兰瑞老人家里，采访写作《党内觉醒者——李昌在中国改革年代》。范泓邀请我和丁东先生一起到东总布胡同去聚谈。由于李昌老人的思维已经不太清晰，我们的交谈对象主要是冯兰瑞老人。我在当天日记中留下的谈话记录，主要是关于胡耀邦和朱厚泽的。
据冯兰瑞老人介绍：胡耀邦下台后有一年的时间不愿意见人。冯兰瑞一年之后来到胡耀邦家里，胡耀邦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是英雄，我是个狗熊。”冯兰瑞回忆说：“胡耀邦知道我这个人是从来不肯让步的。我对于邓力群那样的人是绝对不会客气的。如果是对于一个好人，我们做一些妥协也是可以原谅的。我对胡耀邦说：‘你不当那个官更好。’胡耀邦用人不行。三个胡启立顶不上一个邓力群。邓力群是一个厉害人，胡启立太软了。”
丁东老师介绍说：他的夫人邢小群给王媛媛（音）做了一个口述实录。胡耀邦去世前一个星期与李锐谈了七个小时。李锐告诉王媛媛你把耀邦的话给记下来。胡耀邦本人没有异议。王媛媛就记了下来。胡耀邦这个谈话拿到外面发表时，有一些话王媛媛不敢用只好被删除掉了，其中一条是：“我辞职对于自己没有什么，主要是对不起朱厚泽。因为朱厚泽是可以当总书记的一个人。我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总书记。”
冯兰瑞老人当场叮嘱我们说：“这个事情千万不要说出去的。这个事情要是公开了，那些人更要打压朱厚泽了。”
这样的事情其实是瞒也瞒不住的，我自己就听到许多人在口口相传，只是大家都没有写成文字正式发表。作为一名间接的知情者和历史研究者，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把这件事情公开发表：朱厚泽先生现在已经仙逝，那些掌握最高权力却从来不肯为国家民族承担相应责任的人，应该不会追随朱厚泽先生到彼岸天堂去迫害打压吧？！
关于朱厚泽，冯兰瑞介绍说：“朱厚泽和我的五弟是同学。我大姐死掉了，我就是老大，我回贵州给我舅舅平反时认识了朱厚泽。后来出了一个贵州事件，把贵州省的班子全换掉了。朱厚泽当时在贵阳市委工作，我弟弟把他介绍给我，让我帮助他想办法。后来朱厚泽就带着贵阳市委书记来北京见我，李昌当时刚刚出来工作，就把材料转给了胡耀邦。胡耀邦当时还没有大权。中央讨论过几次贵州的事情，主张平反。朱厚泽两个人就想留在北京工作，李昌把他们介绍给科学院，他们去谈了一次没有谈成。双方的条件差距太大。等华国锋让胡耀邦去中央党校当主持工作的第一副校长，朱厚泽就到党校学习。胡耀邦很赏识朱厚泽，朱厚泽回去不久就当上了贵州省委书记。1986年胡启立到贵阳给朱厚泽谈话，让他出任中宣部部长。朱厚泽上任前，邓力群把所有的司局长都换成他自己的人马。朱厚泽的第一次见面会是胡启立陪同的。朱厚泽有水平，口才也好。他不拿讲稿讲了几个小时。大家都很欢迎。一般的部长上任都要发一份讲话稿，这一次偏偏没有。中宣部的好多人就找到我，在我家里和朱厚泽见面，其中包括吴稼祥、董辅礽。有一次我问朱厚泽，你愿不愿意见见于光远，他说我当然愿意。他已经把司机打发回去了，我们两个人只好走路去于光远家里。他们两个人见面后，从两点多钟一直谈到六点钟。于光远家的饭是最难吃的，我说你们谈吧，我要回家了。朱厚泽只当了不到一年的中宣部部长就下台了。大家都说他是最有水平的宣传部部长。胡耀邦是一个青年领袖，喜欢随便说话，让他当国家领导人就勉强了。”
2005年12月23日，我再一次来到东总布胡同看望范泓和冯兰瑞老人，离休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党委书记的冯兰瑞，对于她并不认识的社科院年轻同事于建嵘的几篇文章赞不绝口。我说于建嵘现在就在办公室，我请他过来和大家谈谈好不好？在座的朋友都表示欢迎。于是我打电话邀请于建嵘，他对于冯兰瑞老人的学术风范很是敬仰，一群不太相干的朋友就这样聚到了一起。
正谈话间，冯兰瑞接到朱厚泽的电话，说是他要来看望一直生病的李昌老人。朱厚泽来到后，冯兰瑞对我们一一介绍。没有想到朱厚泽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基本观念和相关情况都有所了解，他最为欣赏的当然是一直跟踪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于建嵘。我们这些朋友就这样意外认识了曾经以“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政策著名的原中宣总部长朱厚泽。
相互认识之后，我每一次给朱厚泽先生发邮件或者发手机短信，他都会第一时间给予回复。他这种不打官腔、平易近人的精神贵族式的文明态度，我在其他政治人物身上从来都没有发现过。即使在那一群自称两头真的政治老人里面，等级森严、论资排辈的陋习，依然在十分顽强地维持着。
在为数不多的几次接触中，我向朱厚泽先生谈到自己研究中华民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结论：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所谓的旧民主革命与新民主革命。从汤武革命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中国革命一直是利用奉天承运、替天行道、天下为公、改朝换代的神圣名义，自相矛盾、自欺欺人地从事公天下、救天下、打天下、抢天下、坐天下、治天下、私天下的专制型革命。朱厚泽先生以他的亲身经历支持了我的基本观点：
“我是一个参加过革命工作的过来人，我的一生几乎全部是在斗争中度过的，这其中最为残酷的斗争不是来自国民党，而是来自共产党内部。共产党斗争自己人是最厉害的，中国人斗争中国人也是最厉害的。你不加入这个党是最好的个人选择。我们现在都是改良主义者，而不是革命家。宽容和解总是比造反革命、推翻重来要好一些！”
朱厚泽在2008年写作的《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中，对于自己既平易近人又铁骨铮铮的宽容和谐观，另有更加系统全面的概括总结。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基本点，第一是“解除市场禁锢”；第二是“解除思想文化禁锢”。
我最后一次见到朱厚泽先生，是在2009年10月31日的一次较为大型的朋友聚会上。刚刚大病一场的他显得很是憔悴，但是，我依然不愿意放过倾听教益的机会，便带头起哄要求主持人请朱厚泽和何方先生讲话。朱厚泽先生在讲话中特别谈到北京大学一个姓潘的海归教授，所提出的所谓中国模式自欺欺人的危害性。我当时很想与朱厚泽先生约一个时间去做一个谈话录音，没有想到他会后很快就离开了。由于我自己过于懒惰，这样一个此前已经达成的约定，再也不可能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