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的来临与应对
或许是因为新闻报道和网络媒体日益发达的缘故，人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到暴力事件的存在，随便点开哪个门户网站，都可以看到这里那里有事情发生。当然，这种感觉未必可靠，在传媒时代里，感觉是可以塑造的，一个居住在某小区中的白领，如果只看见突出的个案报道，会觉得天下大乱，而如果关注冷冰冰的统计数字，什么“恶性案件发生率总体稳定“，又可能觉得比较安全，可事实上，就在他小区的隔壁，这几天刚刚发生了多起恶性案件，而他却茫然不觉。
这就是我们日益熟悉的社会，一个陌生人社会、一个流动的社会，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就在不久前，单位或村庄里的每一个人要么认识，要么很容易就知根知底，而如今，就连隔壁邻居也无一言之交；曾经，身边的人陪伴着自己从小到大，如今，人潮人海中皆是擦肩而过，于是，是否安全的感觉，不再来自自身的感知和判断，而交由媒体的报道、统计数字的描绘和专家的解读，也正因如此，每个人的安全不再由自己把握，那些随时可能迸发的风险，必须交由大尺度的机制来加以保障。
尽管每一个迈入现代化门槛的国家都有类似过程，但是，近10几年的中国转型过程却更具有爆炸性，这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伴随着骤然打开的国门和计划体制（单位制、公社制）的解体，在短短十数年间，数以千万计的城市人口突然间因下岗、失业而被抛离原来的生活轨道，而数以亿计的农村居民不仅离开了土地（离土），也远离了自己的家园（离乡），来到离外部市场更近也更生机勃勃的沿海地区，无论此举带来了多少经济总量的增加，也同时带来了同样多甚至更多的心理冲击乃至精神创痛，就在我们津津乐道于迅速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一个由无数流动的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中，风险也在迅速地累积。
然而，或许是刚刚迈入现代门槛的缘故，人们的世界图景并未因着现实的改变而转换，相应的社会机制并未相应完善。眼见得家家户户都装上了防盗门窗，严严实实，最弱小的孩童们的校园，却有许多并没有完整的封闭和足够的安保；眼见得无数的外地人拥挤在新兴的沿海都市，警力的配备依旧根据户籍人口而安排；而更为重要的，面对一个充满无数冲突的大社会，并没有一套合用的博奕规则，而依旧幻想着用小社会的手段加以应对，面对冲突，仍然试图由权力充当主角，采用压制、调解的方式，以权力迫使当事人就范，表面上维持了稳定，但长期来说往往进一步放大了潜在的风险；相反，由权力充当仲裁人，通过当事人的表达、博奕以化解冲突，更能达到释放风险的目的，却尚未成为我们社会解决冲突进而释放风险的主流模式。
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农业社会的各传统文化都倾向于将社会看作一个分工有序的有机体，士农工商，劳心劳力，各得其所。这种图景其实是将小范围内的社会关系如家族、村社进行简单放大的结果，在这种图景中，往往存在着类似于家长或族长的角色，并由其作为社会稳定的看护者，如在儒家学说那里，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就担当了这一角色；然而，复杂的现代社会早已经将这种图景粉碎，现代社会不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而是充满着张力和冲突的场域，在这里，劳方与资方、城市和乡村、沿海和内陆、本地人与外地人、有车族和步行族。。。。。。无一不处在相应的利益冲突当中，对于如此复杂纷繁的现实，没有什么特定的阶层或团体有能力超然于社会冲突之上，并将风险一一化解，毋宁说，任何阶层或团体本身也就是冲突的一方，考虑到我们社会特定的改革模式中权力的主动角色，权力本身也往往是利益冲突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基于规则（宪政法治）的博奕乃是社会达成秩序的唯一途径，也是社会化解风险的唯一途径，那种以和谐为名，以权力为主角的模式，可以应一时之需，却难以长治久安。
如果仅仅看到无所不在的利益冲突和潜在风险，现代社会就是一个他人即地狱的所在，一个随时充满微型内战的国度。可是，这些利益冲突所带来的张力，却正是进步的源泉，也正是依赖于此，现代社会才摆脱了匮乏，实现了持续的增长，因此，如何应对复杂的社会，化解冲突释放风险，就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课题，而在我看来，随处不在的冲突与风险很难依靠压制而消弭，也不可能仅通过权力的单向调解而实现，而只有通过更为发达的宪政法治体系，通过将所有阶层和团体都纳入到规则的约束当中来，才能达成动态稳定。最近，因为校园惨案等事件，呼吁权力更积极作为的呼声再度高涨，可是，必须看到的是，风险社会乃是一个长期的存在，权力的主动作为固然可以暂时平息事态，却并不能释放风险，而更可能是继续积累风险，越是在这样的时刻，更应该将宪政法治的规则体系的建设置于优先的考虑，将其作为化解冲突释放风险的优先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