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朝阳：我的理想是企业能在阳光下
来源：新京报 2010年05月11日
http://news.sohu.com/20100511/n272037042.shtml
【对话人物】
张朝阳
现任搜狐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1964年出生于西安，198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2000年7月12日，其创办的搜狐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挂牌上市(NASDAQ:SOHU)。
十年来，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CEO张朝阳很多习惯都没什么变化，比如喜欢穿阿玛尼，喜欢爬山，喜欢喝热水和美式黑咖啡，说话之前习惯先想一阵子。但他认为，和十年前相比，他已经有很多不同。
“毕竟我已经不再年轻了。”上周五，张朝阳在搜狐公司接受本报专访时说，“我已经开始有白头发了，当然我希望它们还会黑回去。虽然在生理上我衰老得很慢，但毕竟在社会年龄上我已经是个奔五的人了。现在不只是我自己要拼命，还需要培养一批人拼命，这就是和过去不同的地方。”
关于“后谷歌时代”
“搜狐一直没有放弃搜索，控制渠道变得非常重要。现在的百度已经那么垄断那么庞大，竞争必须要有新的策略。”
新京报：谷歌退出中国之后，空白出来的市场各家都志在必得。你是怎么想的？
张朝阳：搜狐准备了很多年，一直没有放弃。可能在正面的搜索战场上我们确实没有太多建树，但在客户端战场上搜狐是最成功的，包括输入法和浏览器。我认为搜索未来的竞争应该是一个更加全方位的竞争，各家会有各家自己的优势，我们会发挥我们在客户端方面的优势。当然基于网页的搜索依然还会是主流的，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个搜索框是怎么出现在用户面前的？通过客户端会是一种方向。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搜狐现在的策略是控制渠道？
张朝阳：对，这件事情现在变得非常重要。因为现在的百度已经那么垄断那么庞大，竞争必须要有新的策略。搜狗输入法已经是国内最主流的输入法，装机量超过了2亿，浏览器也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力，所以我觉得肯定还是有希望的。
新京报：在搜狐现在的布局里，你是如何定位搜索的？又是怎么分配资源给它的？
张朝阳：搜狐首先是一个媒体平台，搜狗的地位和媒体平台同样重要。尤其现在游戏业务已经拆分成独立的上市公司，团队也比较成熟了，而且游戏是相对独立运营的业务。搜索和搜狐媒体平台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在管理方面结合会更加紧密。这种紧密会体现到管理和带库的花费，以及各种资源的调配运用等很多方面。
新京报：中国互联网几大体系都有比较清晰的定位，比如阿里巴巴是电子商务，百度是搜索。相对来说搜狐的特征好像不那么明显，你是怎么看的？
张朝阳：其实很清晰，搜狐是一个媒体平台，无论是严肃媒体还是娱乐媒体，搜狐都是站在媒体这个角色上的。基本上媒体领域不会像搜索和收费业务那么快，但这会是一个长远的、高端的定位。
在搜狗崛起之后，搜狐会是一个帮助人们上网的工具。这种帮助会是多方面多角度的，无论是通过输入法还是浏览器，都是帮助用户通过网络获取并整理资讯的工具。
关于互联网发展
“首先市场原则必须坚持下去。其次是掌握好互联网监管的分寸。第三是保护知识产权。”
新京报：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国家队”开始参与到互联网行业的竞争当中来，这对你来说会有压力吗？
张朝阳：互联网是一个由人才和团队决定胜败的行业，而不是由资源决定的。但是人才和团队一定是通过市场竞争选拔来的。所以一定要有多种形式的组织来参与竞争。互联网这15年来的成功，就是因为给了所有人机会，让所有的组织和个人都有机会参与竞争，通过市场来选择，这才导致了中国互联网今天的发展，这个原则必须坚持下去。互联网是一个非资源性的行业，是靠竞争、人才、组织和优秀的管理来决定的。实际上这是影响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的三个方面之一，这种开放式的准入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新京报：那你所指的另外两个方面是？
张朝阳：另一方面是对于互联网的监管。只有掌握好分寸，才能有发展。保持互联网鲜活的状态非常重要。第三是知识产权保护，保护人才的流动。我觉得如果做到了这三点，中国互联网是前途无量的。
新京报：在你看来，中国互联网产业在全球如今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张朝阳：我觉得仅次于美国。
新京报：这是质的差异还是量的差异？
张朝阳：互联网的两个关键一是创新，二是规模。我们的创新不如美国，但规模上超越美国。如果中国在创新方面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能有更有力的举措，那么情况会更乐观。这并不是说中国互联网没有创新能力，恰恰相反，中国互联网是整个IT产业里创新最多的。因为在网络的帮助下，创新产品的成长效果会是指数级的。任何抄袭者都是在和数学赛跑，他不一定能抄得过来。这导致了创新还有一定的成功可能性。为什么我一再地提知识产权保护？因为这样的创新非常累，你既要创新，完了还要自己去保护自己，因为没有法律来保护你。你的人随时可能被别的公司挖走，用很短的时间复制一个你投入了巨额成本的产品出来。在美国有法律保护，别人不敢随便去挖你的人，因为官司会打得很大。但是在中国，你只能选择在创新之后使劲捂着，让自己的产品赶紧跑。只有这样你才能让你的竞争对手最大限度地和数学赛跑，否则就很容易被别人挖走。
新京报：如果现在的年轻人还试图进入互联网领域进行第一次创业，你认为时机合适么，会有多大可能取得成功？
张朝阳：不太容易。小公司做点什么东西，大公司都拿去了，最后你不可能发展出规模来。
关于房价
“房价可能不是一个关键问题，关键应该还是在贫富悬殊和竞争不充分。房价确实高得离谱。《蜗居》还是挺有意思的，可以看明白很多东西。”
新京报：之前网易CEO丁磊在广州说，房价走高导致了企业人力资源成本极度加大，因为员工需要钱去买房子或者是租房子，这造成了他们提高待遇的要求。你是怎么看的？有没有同样的体会？
张朝阳：实际上房价可能不是一个关键问题，关键应该还是在贫富悬殊和竞争不充分。在传统的资源领域，员工的工资只占企业成本的很小一部分。所以中国的很多传统资源领域，企业特别有钱，员工特别穷，这是造成贫富悬殊的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竞争不激烈，就算你是个人才，你要求涨工资，他照样不给你涨，因为你走不走都行。因为竞争还没有到人才层面的竞争，他只要政策、各种其他的资源。但是在互联网不一样，互联网竞争非常充分，最后就是靠人才。互联网没有什么别的资源，别的资源也没有什么用。所以互联网领域对人才特别重视，所以导致互联网领域因为竞争导致的员工工资成本比传统领域要高，丁磊才会有这种说法。
新京报：对于北京现在的房地产市场你的看法是什么？
张朝阳：这方面我真的是外行，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观点，但是房价确实高得离谱。如果让我用一个普通社会公民的视角来看的话，我会和美国比较。首先政府应该主导建设一个比较良性的租房市场。我并不认为一定要买房子。在美国年轻人都不买房子，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把钱花到事业投资方面。中国房价为什么离谱，我觉得和资本市场不发达有关系。中国资金的投资出口实在太少。为什么资本市场不发达？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搞了一些国有企业到资本市场，同时市场又很初级，资金没有出口，所以钱都去炒房地产了。在美国，一个年轻人如果工作十年，能买下房子一般都是三四十岁。有些美国人虽然一辈子都租房子，但他要是想买并不是买不起。但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你五十年的工资搭进去，照样买不起房子，贫富悬殊的原因很复杂。所以传统领域也是要考虑，如何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来缩小贫富悬殊。其实《蜗居》还是挺有意思的，可以看明白很多东西。
新京报：说起投资，之前温家宝总理讲话说，要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到更多原本垄断的领域当中。记得你2006年的时候曾经参与过光彩49集团的投资，主要是在能源这方面。现在这笔投资的情况如何？对于民营资本进入到能源、电信这样的垄断领域，你是怎么看的？
张朝阳：那个投资有点虎头蛇尾，没有什么效果。毕竟这种比较松散的组织难有效果，还是要依靠实打实市场竞争中出来的组织才最厉害。至于民营资本进入更多的领域，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一贯的想法，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生力军。对搜狐本身来讲，我们肯定是和传媒、影像相关的，不过暂时对我们可能稍微远了一点。
关于“批评”言论
“我只是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有感而发吧，可以理解为忧国忧民。这其实也是一个"海归"很正常的心路历程。”
新京报：你是一个很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之前也曾经对目前市场经济环境的不足之处有过批评。从最初有所感觉，到如今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体系，过程中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你明确认识到了这些问题？
张朝阳：我只是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有感而发吧，你可以理解为忧国忧民。
新京报：但是很多人都认为你之前很多年都是“很听话”的一类，最近的意见比较尖锐，有人说你是被逼急了，有人说你是深思熟虑另有目的，能解释一下吗？
张朝阳：其实没那么复杂，就是一个有感而发的过程，这其实也是一个“海归”很正常的心路历程。我回国很多年了，一直看到的都是中国好的一面，对祖国强大有一种希望，也看到了中国体制的高效率。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一直是处于一种“热恋”当中。但是呆时间更久之后你会冷静下来，会看到一些问题，同时中国强大之后，你对于国家的要求也会更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摆脱归来之后的那种热情，同时又因为你对海外有更直观的了解，两相对比之后你会发现问题所在。其实在2009年新视角论坛上我就表达过这个想法，不要拿金融危机当做一个借口，不要大政府，小社会，不要偏离改革开放的方向。
新京报：那你现在的理想是什么？
张朝阳：公平和正义。中国社会要想前进，公平和正义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个，社会的问题会很大。我对中国的未来走向很有信心，但现在在一些领域里公平和正义确实存在缺失。现在社会的效率很高，掌握着大部分财富的人都是非常勤奋的。虽然这里面有不公平的地方，但你不能因此否定社会的进步。最理想的情况，是民营企业能在阳光下，无法进行权力寻租。
关于经济预期
“从粗放走到精细，走向高端，光依靠勤奋是不行的，需要更聪明的竞争，需要公平和创造性。”
新京报：如果让你对中国经济环境做一个预期，你是乐观还是悲观？原因何在？
张朝阳：整体上是乐观的，中国经济现在虽然存在很多不公平，但保持着很高的效率。在现有体制下，官员为了晋升也好为了别的什么目的也好，都会带来很多不公平的因素，但同样会带来很多改天换地的效果。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美国，一个城市可能20年都不会有什么变化，但在中国，5年之后一个城市就是另外的一个样子。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勤奋的民族，市场竞争的经济成分也越来越高，所以整体上我是乐观的。但从粗放走到精细，走向高端，光依靠勤奋是不行的，需要更聪明的竞争，需要公平和创造性。
新京报：那你希望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张朝阳：关于政府职能的理解方面，还是那句老话，政府需要做裁判员，去建立公平的游戏规则。经济繁荣并不要求政府去做CEO，去大包大揽地什么都管，而是需要政府退居到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去微调整个市场，去监控市场是不是公平竞争的市场，让企业和社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互联网其实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在其他领域也是一样的道理，比如江浙一带，民营企业很发达，很多优秀的产品都是那里产生的，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定要相信市场，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职能在于提供和保证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的存在，而不是扰乱市场，这才是经济发达的秘诀。
新京报：那你有没有想过去从政？
张朝阳：没有，那太累了。我觉得我的人生，首先是做一个好的企业，对于社会的贡献就已经足够了，还是想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没有什么政治企图。我现在大多数时间呆在郊外，因为我实在受不了空气恶化的情况。我真的关心这一代人的健康问题，要学会健康生活和简单生活，少吃肉，少开车，最好都别开车。中国那么多人，不能人人都开车。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靠公共交通？
张朝阳：是的，这就是政府应该解决的事情。
B09-B10版采写/本报记者彭梧
【链接】
2010年2月3日，在“搜狐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上，张朝阳发表题为《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演讲，他把今天中美之间的竞争，描述为“勤奋的儒家精神+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与个人主义精神+公平的完备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大PK”，他认为这种竞争的答案“是肯定而令人沮丧的，我们无法战胜美国！”
张朝阳称，品质与优秀来自于全方位的竞争，创新来自于公平的竞争，而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在无时无刻地妨碍竞争。妨碍公平的竞争这件事情好像在中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在大洋彼岸，美国政府大多数时间都在研究如何保护竞争，因为保护竞争才是保护创新。
他还说，问题很复杂，答案却很简单，一个基本点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中国唯一应该做的事情，是矢志不渝地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没有充分公平的市场竞争，就没有品质，没有优秀，没有就业机会，没有稳定，没有中国真正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