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
作者：于建嵘,柴子文
于建嵘认为，多起屠童案显示中国深层次矛盾，解套须激活现有的制度资源，官员先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通过博弈用规则驯服公权力，建立规则意识，走向宪政民主社会。
从杨佳杀警案到南平等地一连五起屠童惨案，从冤有头债有主的报复到砍杀无辜生命的发泄，中国社会的断裂越来越严重。究竟什么是撕裂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南平案发生后，有相当一批网友评论说：“杀得好，只是杀错了人!”于建嵘对这种社会情绪忧心忡忡，无论是作为一个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的学者，还是作为一个对建设性改革充满期待的公民，他都不得不反思：为什么这么清楚的是非问题，还会有人叫好，这不正是这个社会扭曲的表现吗?
于建嵘认为，这种社会情绪需要认真对待，尤其是背后那种“凡事都是官的错”的思维格式，说明官民矛盾，也就是公权力无节制地侵犯公民权利，已经是目前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无论是个人发动的血腥屠童惨案，还是近年昆明、石首、瓮安等地的群体泄愤事件，于建嵘认为，都是清楚的信号，提醒执政者要充分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官民矛盾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官员对权力的垄断与民众要求参与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第二，公权力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利用资源对民众的掠夺越来越严重;第三，公权力对社会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全面控制，越来越加强政治上的专制能力。
于建嵘的观察不同于一般杞人忧天式的书斋论政，他是一个注重实证调研、喜欢跟草根社会打交道的学者。早在一九九九年前后，于建嵘只身一人，依次走过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农村，历时二十个月，写出博士论文《岳村政治》，震动学术界，他鲜明的提出：在百年城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缺乏真正意义和有效的农村社会和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是中国农村逐渐衰落和农民沦为弱势群体的主要原因之一。走访过程艰辛无比，他时常在路边的小摊档吃饭，满身泥水地追赶公共汽车。后来他记述说：“乡村之夜，寒冷无比。农民之艰辛，更扰心境。”
零九年，于建嵘出版《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批评——基于一百例上访劳教案的分析》一书，从对一百个上访劳教案的分析和研究得出结论：将上访民众劳教已成为目前政府掩盖社会矛盾的主要手段。
于建嵘疾呼应立刻废除不经司法制度的中国劳教制度，他认为，劳教这一建政初期治国理念的产物，分别用于五十年代政治斗争及八十年代对社会的控制，而在倡导依法治国、和谐社会的今天，不但不合时宜生搬硬套，更违背了宪法、立法法及行政处罚法：“它被行政权力用来在司法系统之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最大限度保证公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的能力。不从意识形态争论，把人权民主等抛开一边，它连中国本身的法律都违背。所以，劳教制度不废除的话，中国要依法治国就没有可能!”
因为长期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和实践，于建嵘非常警惕非理性的社会情绪和力量，他说：“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怀念毛时代，因为虽然那时受到压迫，但不会真正没有规矩。毛时代可能要你的命，但是还有些规则的，恐惧但还感觉有个人在上面，毛主席什么时候清醒了，我们就有救了。现在是全民反抗。杨佳是最典型的例子，你不守规矩，我也不守规矩，我拿着刀自己来;城管打死人了，一句谣言，就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很小的问题，只要往官民矛盾方面一烧，就会引起重大问题。”
零三年起的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并没有能对公权力构成足够的制约，于建嵘认为，原因是政治制度的落后性，没有能限制公权力的制度安排。如今更多人谈论的权贵资本主义，最大的问题也是通过权力获得资源。
于建嵘表示，当下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公权力的泛滥，政府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的全面占有，越来越不受制约。当权的人失去了公信力，人们就会质疑你的权力是否滥用。而相对应的，则是草根社会的权利求告无门，社会敏感问题法院不受理或即使受理也袒护权势者，上访遭到阻拦甚至劳教，老百姓最后只能越来越倾向暴力式的自我救济或对社会泄愤。这就形成了官民对立的导火线。
那么，中国是否有新的道路可以解决官民矛盾?于建嵘认为，这需要新思维：解决官民矛盾，应当规则优先。说起“守规则”三个字，于建嵘就特别激动，神采飞扬起来。
于建嵘认为这是中国未来前途的关键：因为守规则，就是要守住宪法的底线。如果官员首先从守自己制定的规则开始，而不是用法律限制老百姓，把一切制度都变成不守规则的规则，这样，就不必假想一个全新的政治改革，而是先激活现有的制度资源，已有的制度走不动了再改，方向是责任政府、民主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寻找重构中国政治的力量，即通过博弈用规则驯服公权力，通过规则意识的建立走向宪政民主社会。
在重构中国政治的力量中有一种力量，必定是未来改变中国社会走向的正能量，那就是网络、手机等现代科技。于建嵘四月在香港大学做了题为《寻找重构中国政治的力量，信息技术与民众抗议行为》的演讲，详细阐释了现代科技力量改变维权方式、与民众抗议相结合产生的正面推动力。
于建嵘说：“很多人忘记了一个问题：怎样立出规矩?是等别人给我们立规矩，还是我们自己也参与立规矩。我们不要只是在网络上发泄，我们还要帮助立规矩。比如村务公开，社科院农村所开发了叫『村治在线』的电子政务公开系统，让外出打工的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便捷的参与村庄选举、村务管理和监督。现在已有四个县在用(黑龙江安达县、河南的中牟县、湖南的桃园县和陕西的岐山县)。就像国务院新闻办形容的，这是让乡村民主插上科技的翅膀。互联网不仅是发泄不满情绪的地方，也可以是互动地立规矩的平台，将抗议变成产生规则的良性过程。”
于建嵘在香港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时，有听众义愤填膺地怒斥中国现有制度，他却反问：那你说怎么办?他不同意对中国社会最好最坏两个极端的判断，而是觉得需要另一种健康的声音：有问题，而且问题很大，但是可以有办法解决的，解决的办法是需要利用制度资源，而非另起炉灶。
在他看来，改革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恐怖。解决当前中国社会深层次矛盾的路径，也就是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他说：“首先是确权，确定哪些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并且用行政、司法的力量加以保证。其次，让司法脱离地方控制，让司法改革从县市级开始，改变初级、中级法院的地方属性，人财物由上一级主管，然后推行法官问责。这样就能改变百姓得不到司法救济的危局。”
让县级人大职业化
其三，于建嵘说：“县长、县委书记不再当人大代表，让县级人大职业化，这非常有助于化解官民矛盾。现有县级人大代表实际上是选民直选的。四年后要公布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一个县大约有五十个代表，五十人盯着县长、县委书记，如果他们做了坏事，老百姓需要人大代表主持公道。”谈到这些可以着力的现有制度资源，于建嵘的声音变得有力而清晰。
于建嵘说自己并不悲观，毕竟现在还有很多具体的事情可以做，毕竟“中国宪法的主体部分是世界上最好的宪法文本之一。归根到底，我们只需要高举宪法的旗帜!”■
(傅磊参与本文资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