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话：最近，一位住在不远处的，教历史的袁腾飞老师和他的历史课突然成为了国人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和敏感点。 而他所教授的历史课程也成为了许多人追捧、炒作与紧张的对象。对此，我始终认为，一位中学老师在似乎没有太多的机会接触一手历史资料，更遑论进行田野调查的情况下，是不太可能讲出太多惊世骇俗的新东西的。事实上，在近几日学习了袁老师的不少授课视频之后，个人的感觉也确实如此，其实这些所谓的“惊世骇俗” 在学界大多都是经过认真讨论过、或者在档案中有案可查的话题。但是，由于课堂授课作为一种口头表达形式的限制，袁老师把他的所有授课内容都在课堂上一一给 出引用来源似乎是不现实的。当然，这种不加注释引用他人资料的行为在学术上并不规范，而这也引起了北京日报主编梅宁华老师、浙江“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家吴 逢旭等人士的批评，认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袁腾飞玩不起”，并认为“仅仅……处分是远远不够的”。
为了抛砖引玉，下面，笔者谨尝试为袁老师的少数几个比较让大众意外的观点寻找一些严肃的学术与档案记载作为参考资料。笔者对所有言论与资料保持价值评判中立，引用以下内容不代表支持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同时，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就相关话题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一、关于“非正常死亡人数”
批评言论：“编造和夸大所谓“人祸”，杜撰出毫无根据的“非正常死亡人 数”，这实际上是在刻意导演历史”
参考资料：
（1）“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第39页，科学出版社，1989。）
（2）“1958年—1960年间的大跃进，这场国家的灾难，是直接由毛主席造成的。最后大约2000万到3000万人由于缺乏营养的灾荒而丧生。”（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353页）
（3）“中国在1958到1963年超线性死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科尔：《从1952年到 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1984）
（4）“据测算，中国的人口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 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丛进：《曲折的岁月》，国防大学出版社，第272页）
（5）“1959年至1961年三年灾难中，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低限值也在4000万之巨” （金辉：《社会》1993年第四、五期合期）
（6）““大跃进”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人之巨。”（廖盖隆《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
（7）“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 我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 873页）
二、 关于毛泽东有关对日作战的言论
批评言论：“否定或掩盖它的本质和主流；……随意丑化革命领袖和先贤烈士。”
参考资料：
（1）“林彪：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毛泽东：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李锐：《庐山会议实录》，182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5 月，国内控制发行版 ）
（2）“彭德怀发动的这次大规模战役，事先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在百团大战进行的时候，毛主席曾把王震同志召到延安，对他说：“彭德怀干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我商量，我们的力量大暴露了，后果将很坏”。后来毛主席又多次批判了彭德怀擅自发动百团大战的严重错误，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以极大努力克服了百团大战 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1921-1968）》，第79页，1969.5）
（按：《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21-1968）》同其他文革时期的抄本一样，其内容多来源于一手档案资料，普遍为海外学界认可，但由于为非正式出版物，编辑凌乱，字句或有讹误，所以在引用时应特别注明，以下《毛泽东思想万岁》同）
（3）“…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请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待必要条件具备时实行。”（毛 泽东：《1937年9月25日致朱德、任弼时、周恩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 册，页351）
（4）“毛泽东曾对八路军发出下列指示：‘中日战争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是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1分册，页117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
（5）“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没有你们，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毛泽东：天津市工农兵中学教材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毛泽东思想万岁》，534页）
（6）“毛在抗战初期要求中共和八路军‘用一分力量和日本斗，用二分力量来和国民党斗，用七分力量来发展自己’”。（《苏 中关系（1945-198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100页）
三、关于民国25年（1936）年经济及其比较
批评言论：有人竟宣称动荡不已、民不聊生的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发展期”。这些显然是对历史的颠倒和虚构。
（1）“中国国民生产毛值，1934至1936年分别为213、237、259亿元”（中央研究院：《中国国民所 得》，中华书局，1936，中国社会科学院复印）
（按：根据1936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缔结《中美白银协议》，法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法币1元等于 0.2975美元。这样1936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毛值，大约为77.05亿美元。）
（2）1976年中国的GDP按当年价计算是2943亿元，外汇储备为12.55亿美元。如果用1992年的物价水平计算，相当于189亿元人民币。 1992年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5.515比1。用189除以5.515，得34.27亿美元。（国家统计局：《新 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数据交流中心，人大经济论坛）
（按：上述内容由以上数据来源计算得到，故未加引号。考虑到中国当时不存在外资，且1936年基本不存在劳务输出，故可近似将两者作为同一指标比较）
（3）“1934年1月31日，一美元含金量被规定为13.714格令（合0.888671克）。黄金官价由每盎司20.67美元提高到35美元……1973年2月12日，美元再次贬值10%，含金量减为0.73662克，黄金官价每盎司提高到42.22美元。” （Rate-Exchange.org – US Currency / US Dollar）
（按：即使我们假设76年与92年美元含金量相等，1936年GNP/GDP应至少为1976年的2倍）
后面的话：
正如前面所讲，上面说列举的这些作为一些史料与研究工作的证据，其真实性都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不过，既然如此多的严肃的（而且多是在现行体系下被允许出版刊行的）工作都指向这些支持袁老师的相应的结论，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至少可以作为历史学上已经被接受的、言之成理的观点之一。而且笔者也一直坚信，对于这些观点，绝大多数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至少是在听说袁腾飞老师之前就已经了解的。
毕竟这是一个可以留下“崔杼弑其君”这行字的国家，毕竟贝利亚、波尔布特和奇奥塞斯库们在今天不免有点过气了，上面这些学术著作乃至是袁腾飞老师的出现，其实都在说明只一点。但是，袁腾飞老师用他的那些并不新鲜的“新观点”所带来的社会关注与争议也恰恰说明了：真相也好观点也罢，当他们在象牙塔里被繁复的考据的时候，无疑是温顺而无害的。但当这些与主流口径不太吻合的东西被用一种街谈俚语、嬉笑怒骂而又言之凿凿的形式被传播到对此原本完全一无所知的大众中时候，他对于某些利益集团无疑骤然变得危险而僭越起来。不过这和主题无关。
回到正题，差不多每个国家多会有自己的一段不大令人愉悦的历史，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当奥斯维辛、卢布杨卡、堆斯陵代表的政治时尚不那样拉风的时候，反思就成为了这个民族责任。我们注意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思考是由这个民族自上而下的自觉地完成的。可以说，勃兰特的一屈膝、赫鲁晓夫的一开口，是对 20世纪欧洲最大的两场悲剧的救赎。但是，如果对于我们，这皇帝的新装最终去需要一个早已远离了学术前沿的中学教师去为天下揭穿的话；那么笔者、在座各位、乃至整个中国精英阶层和知识界是否应该看看我们的肩头，少承担了一些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