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27岁的年轻作家在出版以自己的中学辍学经历为背景的第一本小说《三重门》后一炮而红，成为中国最畅销的作家之一。”这是美国《时代周刊》 2009年“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评选中对韩寒的评价。2010年4月29日下午7时许，百人榜最终排名揭晓，韩寒以将近100万得票排名第二，超过美国总统奥巴马、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是排名最高的中国人。
在中国，大概没有人会否认韩寒是个名人。他不仅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而且还是最有影响力的赛车手，最有影响力的博主。但对于韩寒是不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人，还是有很大的争论。我觉得这并不奇怪。因为，当今社会的影响力不能完全等同于权力，也不完全等同于资本。在一个日益开放、法则日益健 全、公民意识日益增强、个性日益鲜明的国度里，一个人被影响或不被影响，怎样被影响，方式上不是整齐划一的，这应当是韩寒时代的影响力与雷锋时代的影响力的不同。
无论怎样，我都认为韩寒是个不安分的人。这不仅是因为他退学专事写作，不接受大学深造的邀请，文字不在传统主流刊物上亮相，玩起赛车不久就风驰电掣地有模 有样。而且，因他而起的两次论战中，韩寒那种傲然不群，另类反叛的个性更是显露无遗。
第一次论战缘于白烨的一篇文章说80后文学新锐还没有进入主流。韩寒当即披挂上阵，和白烨叫板。也就是在这次论战中，韩寒的经典语“什么坛到最后都是祭坛，生命圈到最后都是花圈”得以广泛传播。白烨只有招架之功，关博大吉。
第二次是和陈丹青关于现代文学的一席谈而再次成为众矢的箭垛。韩寒认为矛盾和巴金没文采，冰心的看不下去。对于早有定评的大师们，韩寒似乎有些不为尊者讳了。此言一出，舆论哗然，迎来一阵同仇敌忾，口诛笔伐。但是，经历过第一次的韩寒却显得从容淡定了许多，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文字狱了，他有对一个作家哪怕是大师喜欢与否的权利。
韩寒的言说方式和存在方式鼓舞了当下的年轻人，而不在于他说了些什么。
他亲近社会而又不满于社会，不满的表达虽然直接触及当下，但又不激烈不狂躁，反而轻松有趣，简单明了，收放自如。他是在一种没有压力，畅快呼吸，自由生长的状态下自然而然地关注和言说的，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社会人”。正因为如此，韩寒无论走到哪里，都不时地大男孩一样羞怯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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