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Chinese Democracy in 1989：Continuity and Change
译文：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延续性和改变
作者：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原文出处：Problems of Communism1989年9-10月刊
译者：@xiaomi2020
校对：@Freeman7777；@hsin wang；@xiao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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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透视“八九学运”》是我们发过的十个合集中耗费精力最多的一期。不仅因为这是个事关重大的话题，也因为21年来，在“八九学运”当时和随后浮现出来的素材相当之多（我个人认为“八九学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1年来可获取资料最丰富的主题），也就带来了巨大的素材筛选的工作量，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深入的、透彻的分析却不多见。
在我们进行挑选的材料之中，有些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但因为各种原因最终决定不收录，已经花费的精力却也不想被埋没；我们把在素材收集中形成的一些资料也发布出来，供愿意深入了解和反思“八九学运”的读者自行选择。
其中黎安友（Andrew J. Nathan）于1989年秋季所写的这篇文章终未入选。这篇文章是8964之后，众多中国的民主人士流亡海外，长期关注中国民主的黎安友得以与他们近距 离接触、访谈之后写成。这使得这篇文章太过贴近当时的情况；不过也因为他在当时留下了这些客观的观察、记录和分析，我们才得以在21年后重读的时候得到新的启发。
当“全能型政党”对社会的控制放松之后，一些中国的思考者主要从两方面汲取民主的营养，一是传统儒家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二是毛时代的“大民主”留 下的一些遗产（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而他们的核心思想仍然沿袭着正统的社会主义理想。这些“民间思考者”成为了“重新觉醒的社会” 中的新生力量，也是在89年推行民主的行动核心；他们所选择的温和的“劝谏”策略说明，即使经过了1978-1989的复苏，中国的民主运动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局限性，这些局限造成了“八九学运”最终陷入到了“跪着造反”的困局。
在这篇于1989年秋季完稿的文章中，作者通过与刚刚从八九学运中逃亡到海外的诸多中国民主人士的访谈和他们表述的对中国民主道路的策略选择中，分析了为什么从1970年代以来发端的民主思想者们继承了“温和的劝谏式”的抗争传统，并将很大的期望寄托于从上自下的从中共内部进行的政治改革，这种改革的终极理想是实现包含了民主因素的社会主义（或称“民主社会主义”），而非对社会主义和中共的彻底背叛。但是在当时的最高权力者看来，这种在“社会主义”再定义过程中反映出来的“集中的权力分权化”要求已经构成了“实质性”的挑战和冲突，所以当局选择了军事镇压，同时清洗了党内几乎所有的开明者；这让民主人士所一直怀抱着的“从上至下”地从内部发动改革的希望被最终断送。即便如此，中国的民主人士仍然坚持采用“非暴力”的原则，这是由反对派的社会构成太过单一，在数量上不占中国人口的多数，没有发动军事政变或武装起义的实力，而中共握有对暴力的垄断，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理想实质等因素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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