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明镜周刊：中国的人口贸易——盗卖儿童
作者 ：安德列亚斯洛伦茨（Andreas Lorenz）
发表时间：2010年5月23日
发表时间：2010年5月23日
译者：Anton
审校：Gabriel @gabrielvoo
在中国,人口贸易时常发生。警方也无能为力，绝望的父母们团结起来，自己寻找他们的孩 子。然而大多数时候他们无功而返——因为人贩卖人口象毒品贸易一样存在暴利，象毒品贸易一样有利可图。
郭刚棠（音）在北京的义乌城市购物中心里卖南瓜瓢。这些黄色的容器被印上历史人物，仙 女或者格言，这个创意是他的爱人在网上发现的。生意经营的一般，摊位位于后面偏僻的角落里，但是这的租金相对便宜。郭很少能赚到每月1000多元，大约相当于120欧元。所以只能租住在商场地下室仅有1平方米的小屋内，而这每个月也需要大约35欧元的租金。
摊位的承租人同情他，最近免了他的租金。因为郭遭受了命运的沉重打击：他的孩子被偷走了。13年来，找回孩子的念头一直困扰着他。每当这个40岁的 男人攒够了钱，就在他的摩托后座上绑上两面旗，然后全国各地到处跑。旗上是一个小孩子的照片，他的儿子鑫振（音）。
郭与他的妻子世界破碎的那一天来的悄无声息。那时郭住在沿海省份山东的一个村子里，开拖拉机运输建筑材料。据目击者说，97年12月21号那天，他两岁半的小儿子和邻居家的小姑娘在门口玩，这时一位妇女向孩子们走来。这个陌生人用一块布蒙住小男孩的脸，然后她转身慢慢的走向大约100米外的街道 ，
“我立即预感到，鑫振要出事了”
小孩应该跟在她后面——然后就象被大地吞没一样消失了。“当我 回到家时，门口站了好多人”，郭回忆道。“我立即预感到，鑫振要出事了。”郭跑到派出所。邻居们也帮他找孩子。接下来的几周郭和他的妻子花了不少钱：往路灯柱子上贴寻人启事，印传单，给帮着在附近村子找孩子的人每天大概1欧元的酬劳 。此后郭继续在全国奔波：“除了西藏，台湾，青海和内蒙古，我跑过遍了所有的省份”，他说道。报纸和电视开始关注并报道他的不幸。
拐卖儿童在中国经常发生。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只要一到放学，学校大门前就站满了接孩子的家长。他们不想给人贩子任何机会。
这 是当代中国众多悲剧的其中之一。专家们估计，每年都会有3万到6万的婴儿，儿童和青少年失踪。他们被绑架然后被卖掉，很多还会被送到车间或烧砖窑受到奴隶般的虐待，或者被卖到妓院。
“他们问我是否卖过孩子”
在去买家的路上，人贩子通常会将偷来的孩子麻醉，防止他们喊叫。有时候孩子们经不住折磨。中国的媒体有报道说，人们在公共汽车或者铁道上发现了小孩的尸体。
在距北京两小时飞机行程的海港城市连云港，在鑫振失踪11年后又发生了一起失踪案件，2008年11月30日，2岁大的鲍童在家门前的小巷内失踪。父亲李寿山在他的小作坊里制作运动鞋，然后通过住房的走廊运出销售。
图：李寿山夫妇手里拿着他们被拐卖的儿子的照片。绝望的父母一直在抗议警方的不作为。这天在院子里来了几个客户。在墙旁边隐藏着一个男的，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将孩子拐走了。 院内的小树下只留下了几个烟蒂。
李猜测他的孩子应该在邻省山东的某个地方。 “在唐山有个贩卖儿童的市场”，他从警察那了解到 。他在附近的一个村庄转悠的时候，这的人把他当成了人贩子。“他们问我，是否要卖孩子，要价多少”，他说道。“在他们的眼里，贩卖人口不算犯罪，这在中国有很悠久的传统。”
“生孩子来替代养猪的产业”
在 农村，儿子是非常重要的。农村的传统习俗是儿子和儿媳赡养父母。但是即使象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也有买孩子的人。许多不能生育的人仍奢望能有个孩子。而领养又很麻烦，此外在孤 儿院的孩子大多有残疾。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限制不了这种人口贸易——相反，那些已经得到再生育证的家庭，却自己买儿子或女儿。对人贩子来说这个生意有利可图，一个男孩他们可以卖4000多欧元，一个女孩通常折半。对于不是很富有的客户他们还提供优惠，一个孩子便宜80欧元。
警方已经成立一个针对绑架儿童和妇女案件的专案小组，每年都捣毁不少人贩子团伙 。按照官方统计，2009年警方成功从人贩子和买主手中解救出3400名儿童。许多地方在孩子失踪24小时后才被认定为失踪，而那时罪犯早就逃的无影无踪了。
“村 子里出现了陌生面孔的孩子。没人提出疑问”
图：在2008年 和2009年 间，东莞大约有1000名儿童失踪，父母们游行抗议，以引起社会对他们被拐子女命运的关注。
在南方的农民工大都市东莞，绝望的父母们一次又一次的抗议警方的不作为，
2008年和2009年，这里有大约1000名儿童失踪。只有200名受害人被收入警方的档案，其它的则被拒绝，因为这些不能被证明是犯罪行为。能找回孩子的机会微乎其微。在 村子里有很多家族，他们的关系盘根错节，正如制鞋商李说道。当地的官员也属于这个大家族。妇联代表，党的领导，地方警察—“所有人都知道，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面孔的孩子”，李说道，“没有人提出疑问”。这就是腐败，中国的根本问题，如果没有腐败，也不会发生如此大范围的人口贸易。如果所 有都按正规程序运行，一个孩子如果没有出生证和其它的材料，就必须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但是如果有关系，并用钱疏通疏通，这些障碍都不是问题。
然而不仅犯罪团伙参与人口贩卖，许多父母自己也参与其中。有些农民非常的穷，他们不能或者不想又多添一张嘴，所以卖掉他们的新生儿。另一些人则把生孩子，卖孩子当做一项收入来源，这是一项辛苦的工 作。在中国西南的云南省，在农民中流传这样一句话：“生娃比养猪赚钱.”
图：只有200名受害人被收入警方的档 案，其它的则被拒绝，因为这些不能被证明是犯罪行为。
护士是怎样参与到儿童贩卖中的
连云港300公里以西的庐山，王先生坐在人造革的沙发上。他是一位帅气的年轻人，中学数学老师。现在他被派到一所山区小学任教。他的爱人也是教师——他们就买了一个孩子。老师不会叫他的本名，整个家庭都围着他转。 他们不相信记者。虽然按照中国的法律他并没有犯罪：只有拐卖人口的人才会受到惩罚，而买的人却相安无事。
然而这件事还是他不光彩的一面，毕竟教师应该是社会的楷模。王先生决定开口，他要证明自己也是受害者。“我们在生下第一个宝宝后，还想再要一个孩子，”他说道。“我们喜欢孩子，当这个机会出现时，我们抓住了”。这个婴儿又瘦又小。新的父母用奶粉喂养她。“有时候我们想，抚养这个孩子并不顺利”，这位教师的母亲说道。
“我曾去孤儿院看过这个孩子。她没有认出我”
在沙发椅上放着一个相册，里面有孩子一岁生日宴会时的照片：一个 干净的小姑娘，时而戴着帽子，时而戴着太阳镜，有时手里又拿着手机。这种天伦之乐没有持续多久：有一天许多官员站在门外。他们是西南部贵州省的铁路警察。几天前在开往北京的508次列车上，有两个怀抱三个婴儿的男子形迹可疑，其中一个承认，卖给王先生一个婴儿。这个儿童贩子的妻子在庐山的一家医院做护士，她参与了这笔买卖。就这 样，铁路警察又从王先生家里接走了孩子。他们把她送到贵州的一家孤儿院。因为不能确 定谁是这个孩子的亲生母亲，所以自去年9月以来她就一直生活在孤儿院里。这位教师认为这是不光彩的，他愿意留下这个孩子，直到她的真正的父母出现。“我曾去孤儿院看过这个孩子。很可怕，她已经认不出我了。她变得内 向，不再说话了。”许多被找到的被拐儿童，或者自己寻找父母的儿童的境况正和王先生夫妇所买的女儿一样。警察也很少能找到这些孩子的亲生父母。在警方去年在网上公布60个获救的孩子的照片后，只有7个找到了他们的亲人
与此同时，全国230多个实验室正检测父母和被发现的孩子的DNA。国家为每个检测承担大约200欧元的费用。目前为止已收集到了2万多个标本——这对于在大范围内有效地让被拐儿童和父母团聚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许 多人从来都不知道，抚养自己长大的那些人并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为了能使父母有更多的机会找到他们的孩子，许多私人团队开办了网站，在这里父母们可以搜索他们失踪的孩子。
为防止儿童被拐，警方做了什么？
图：带有失踪孩子相片的扑克牌中国中部长江边上的城市重庆，火车北站的喇叭里传出肯尼吉吹奏的弗 兰克·西纳特拉（Frank-Sinatra-Klassiker ）的古典曲目“我 以自己的方式做到了（I did it my way）”的萨克斯曲。12位年轻人举着条幅：“山城志愿者共同努力，寻找失散亲人。”
这个行动的创始人沈浩，41岁，来自安徽的电脑专家。9年前当他在报纸上了解到3个失踪女孩的命运时，就投身于寻找失踪儿童的事业。从此他跑遍中国的大都市，向行人发放“寻人扑克牌”。
一直停留在孩子的视野中
在扑克牌“红桃Q”上的是王桠枫（音），1987年4月20日生于内蒙古，2008年10月7日失踪。她的鼻子很大，右手的食指上有一个疤，扑克牌上的小字写道，而且“她说普通话”
在“黑桃9”上是一个模糊的小男孩图片，大约生于1984年。他要寻找他的亲生父母。“1990年5到6月间被绑架”，他写到。那时他的“眼睛很大，鼻子很小”，现在他身高1.76米，穿41号的鞋。
据他回忆，他出生于城市，可能在 湖南，也可能在重庆。“街道的两边是市场，父母都穿制服”。他还回忆道，他被陌生人用长途客车运到福建省。
在扑克牌上还有许多建议，如，怎样防止孩子被偷：“一直停留在孩子的视线内”。还建议给孩子纹身——这样以后可以更容易确认孩子的身份。
“大约800人在我们的网站和扑克牌的帮助下找到了他们的亲人”，积极分子沈浩骄傲的说道。现在为止他已经印了1万6千套扑克牌。他穿一件绿色的外套，浓密的头发一直翘着。刚刚有一位妇女找到他，她的13岁的儿子几天前失踪了。如果他还找不到，就会出现在下一版的扑克牌中。
“我们不会强迫他回到我们身边“
沈浩没有从国家得到钱，他必须自掏腰包，靠家庭和公司的捐赠来维持。官方不相信他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尽管如此，官方还是在他周游全国的时候给他提供了几个帮手。“拐卖儿童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因为它象毒品贸易一样存在暴利。”沈浩说道。
5月初，卖南瓜瓢的老郭骑着红色的豪爵摩托，沿着湖北省106乡村公路向武汉进发，那是长江边上一个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汽车扬起的灰尘包围着他，他 戴着银色的帽盔，穿着牛仔裤，瞪着布鞋，戴着护膝，下巴下留着长长的胡子。在过去的两周内他走了4000公里。“我要走遍所有我没到过的地方”他说道。
他在街边的一个小餐馆稍作休息，几个当地人看着摩托上的旗子。“我的孩子被绑架了”，老郭解释道。如果碰到有和他同样命运的人，他就把自己的经验传授 出去：“警察那有个网站，可以到那做DNA测试.“
最近他在报纸上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街边流浪孩儿，看起来很象他的儿子。他立即赶去那个地方，可惜却不是他的儿子。老郭和他的妻子又生了2个男孩，一个12岁，一个3岁。
如果几年后他找到了鑫振，而且是在一个完好的家 庭，会是什么样呢？“我不会强迫他回到我身边”老郭说，“我只想知道，他过的很好”
图:一宗拐卖案的美好结局：贵州农 民王浜银（音）抱着几天前失而复得的儿子。 然而能找到被拐孩子的父母，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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