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FT.com / Reportage – The man who exposed Mao’s secret famine
译文：金融时报：揭露了毛制造的秘密大饥荒的那个人——杨继绳
作者：Richard McGregor
发表时间：2010年6月12日
译者、校对：@xiaomi2020
当《墓碑》的首印版在2008年登陆香港书店的时候，它们像老式的电话号码簿那样一本摞着一本地叠放着，这本书厚重得吓人的外表与其内容的分量堪称绝配。
杨继绳，《墓碑》的作者，花了近20年的时间，进行了细致艰苦的调查，才编纂出此书。在上下两卷中，他对在中国1958年至1961年死于饥荒的3500万至4000万中国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这种以编年体呈现的描写无可辩驳。这本书给出了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都想要掩盖的那场悲剧中的细节。
杨的史诗般的巨作证实的是所有在中国之外学习世界事务的学生都已知道的事实——毛泽东乌托邦式的计划本来是想加速建设他称之为的“真正的共产主义”，结果却造成了有史以来最悲惨的人为制造的饥荒。而杨继绳，作为新华社的一名记者——在官方的新闻机构中供职的一员，他是如何对此进行研究并写成此书的呢？这几乎和这本书一样非同凡响。
69岁的杨继绳在其职业生涯的多数时间里都是一名忠诚的新华社记者：他撰写报道，通过中宣部的审查，然后公开发表。与此同时，他还要完成一名角色转换后的高级新华社记者的第二职责——他要为党提供机密内参。杨在这种实地新闻调查中不遗余力，这种调查对中央监督首都以外的地方官员来说至关重要。他的许多内参报道，包括军队滥用职权、经济衰退和官员腐败，都被呈送到了中央高级领导的桌上，这让那些他调查过的地区的党领导们大惊失色。但是到了1989年，杨继绳因为中央对天安门广场示威采取了暴力的军事镇压而感到愤怒，希望破灭了，他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杨继绳不再为中央而打探地方消息，他开始了一项对抗其主子们的任务。他利用一名高级新华社记者所具有的特权，深入到全国各省的档案资料库中，由此揭开了最为完整的关于那场大饥荒的全貌，这是其他中外研究者们从未完成的重任。他写的这本书是完美的内幕之作，通过与其他党员的长期的秘密合作而成型，他们都下定决心要揭露中国几十年来对这场饥荒撒的弥天大谎。
杨继绳得到了近20名体制内的合作者的帮助——他们当中有些在政府机关工作，为了获得准确的死亡情况而默默地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艰苦的人口统计；也有一些保留了他们所在的区域中出现的食尸情况记录；有些省级档案的管理员心照不宣地点一点头、眨一眨眼，然后高兴地为假装研究中国粮食产量历史的同志打开大门；还有其他一些新华社的记者为了让这一惨剧的真实情况能发表出来而动用人脉关系联络。
[此处原文有删节]杨继绳在他的研究中发现的最令人恐怖的记录之一来自于信阳，这是河南省的一座小城，也是饥荒最为严重的地方。当杨继绳造访时，他没能如预期的那样查阅官方档案，而是被引见给了余德鸿，余是当地水利部的一名退休干部，信阳的官员们可能以某种不为人知的方式助了杨一臂之力。
余可以算作是当地的“历史怪人”——除了他不断念叨的故事与省里的地标或到城里来的第一辆蒸汽火车无关这一点之外，余在1950年代后期是信阳市长的政治秘书，他亲眼目睹了他的家乡、周边的村庄甚至他自己家里出现的小规模屠杀。
在50年代后期，毛下令让中国的农田都变成“公社”，让许多过去生产粮食的农民都去“土法炼钢”。这是“大跃进”的一部分，毛的幕僚们预测粮食产量会翻一番，甚至在几年内会增长三倍，而钢产量将很快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新的农村合作社开始用夸大其辞的假丰收来迎合毛对粮食产量创纪录的要求。国家再按照这些夸大的数据征收粮食，普通人很快就没什么可吃的了。
按照最保守的计算，在1958年至1961年，信阳的800万人口中有100万死亡。在多年之后，余还收到警告让他不要提及此事。但是他以自己的名字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交给了当地的党书记。他说，“有些人问我，‘你承认了的所做的错事还不够多吗？如果官方的历史中没有包括这些材料，那么我的个人历史中要包括。我有资料证实我的话。’”那时，信阳通常都会丰收，不像河南，常常被称为“乞丐省”，历史上就是贫瘠和饥荒之地。但是这个城市的所有优势都因统治官员而丧失殆尽。那个时候，河南和信阳都被要效忠于毛的极左思想所笼罩，而毛只从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待粮食产量问题。余还能生动地记得1959年，信阳的18个县在汇报当年的粮食产量时所召开的一系列“超现实”的会议。在每个县都大大的虚夸了产量之后，激烈的争辩结束，他们得出的数字是真实产量的3到4倍。这样的扭曲要造成接踵而至的灾难已经绰绰有余。不久之后大面积的饥荒就席卷这一城市和周边地区。
1960年冬去春来之际，浓重的死亡气息已经笼罩在这片土地。余清晰地记得季节的转换。在田边走过的他看见成千上万的尸体倒在路边和地里。冬天的时候，尸体被冻硬了，以死去时的姿势弯曲着，密密麻麻。看起来就好像是从冰箱里抛出来，被随机地扔在地里。一些尸体本来穿着衣服，但是衣服被其他人扒走了，他们的臀部和腿上的肉都不见了。春天到来的头几天里，尸体开始解冻，散发出浓重的气味，渗透到每天要过的日子里。而当地居民已经被吓呆了。
活下来的人后来抗争地说他们缺乏人手，精疲力尽，不能为死者准备体面的葬礼。他们说那些缺胳膊少腿的尸体要怪饿狗所为，据当地的谣言传说，这些狗在吃了死人肉之后眼睛都会发红。余说：“这不是实情。那时候所有的狗都已经被人吃掉了，哪儿还能留着狗？”那些尸体不是饿疯了的动物吃的，他们是被当地居民吃了。那个冬天，以及那之后的另外两个冬天，许多信阳人是靠吃他们家人的尸体，或他们能找到的其他无主尸体活下来的。
余所讲的这些让杨继绳震惊。“我没有想到会这么惨酷，”他说，“在古时候的饥荒中有食人现象。曾有‘易子而食’的说法，因为他们扛不住吃自己的孩子的残忍。但是这比那还要糟糕。”
毋庸讳言，《墓碑》不能在中国发表。没有一家出版商敢碰这个题材，即使它在香港销得很快。在中国中部的大城市武汉，社会治安综合管理部门办公室把《墓碑》列为“淫秽、色情、暴力和少儿不宜书籍 ”名单之中，一旦被看到就会被没收。另外，党将《墓碑》默默封杀，不允许在媒体上提及，也避免出现对这本书引人注目的批评。
如果你能理解那股阻挠关注杨继绳的书的强大力量的话，你也能理解他从一开始就在与怎样的力量对抗来报道和书写这本书。中宣部是书写中国历史这一战斗中的骁勇之军。它的卫兵在所有可能引起辩论的关键点上都站岗放哨：在学校，他们看管着教科书；在科研院所和大学，他们监视着学术成果；在统战部，他们为香港和台湾同胞准备了“正确的历史资料”；在各种形式的媒体中，他们审查从记者到电影导演的所有作品。象首都的所有重要的党的机关一样，中宣部没有公开的电话号码，或挂牌的总部。他们发给媒体的指示就是机密。
中宣部从来没有低估过他们的任务之艰巨。这任务堪比国家安全正危在旦夕那么重大。“在中国，中宣部的领导就象美国国防部和前苏联的农业部那么重要，”从1990年以来的担任中宣部副部长长达八年的刘忠德这么说。“中宣部的领导方式会影响到国家是否能保持稳定。”
在1990年代初期，杨继绳成为了新华社的流动经济记者之一，在全国范围内出差。他还写了党长期以来压制的其他话题并署名发表——关于1989年的镇压；高层领导的政治内斗；最重要的，是关于饥荒的报道。他的表面工作是真实工作的最好伪装。
[原文此处有删节]杨继绳在政治上的领悟也有个人的原因，那是在他采访了湖北的一名长期担任领导职务者之后。这位官员告诉杨继绳那场饥荒在他的家乡造成了成千上万的人的死亡，他开始重新思考1959年他父亲的死亡。
杨知道他的父亲已经垂死的那一刻，他记得很清楚。当时他是个十来岁的孩子，住在公社里的一名高中生。他也是共青团党当地支部的宣传委员，一名狂热的毛的支持者。杨当时正在为宣传“三面红旗”运动写板报，为“大跃进”和公社大唱赞歌，一位同学冲进屋里。“你爸快不行了，”这个男孩子说道。杨后来为没有能早点回家为家里人挖野菜而自责。那时候他没有想过要把责任归咎于毛泽东或共产党。这是一个个案，属于家里处理的事。30年后，他有了不同的想法。
在后来的十年当中，杨继绳时不时地把自己锁在省档案馆里查阅记录——人口数字、粮食产量、气候摘要，人口迁徙，以及他能够查到的任何其他资料。对这场大饥荒的研究是他曾经做过的最庞大也最有风险的项目。他假装在研究农业问题和粮食产量，从而获得了几十年来都被死锁着的那些文件，如果高级新华社记者的身份还不能让他查阅档案的话，他就动用他的同事与省领导之间的关系。他说，“我的同事们知道我在干什么，他们悄悄地支持我。”
在中国西部的甘肃，一名前新华社支部的领导曾因他的左倾观点而广为人知，他支持了杨，并给了他资料。在四川，人口众多的天府之国，另一位上了年纪的记者作了同样的事。当然，他的伪装不是每一次都能成功。在贵州，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杨差一点就要前功尽弃。他的同事把他带到省级的党委所在地，想要获得查阅档案的许可。神经高度紧张的部门领导询问了档案室的领导，后者又把这一要求汇报给了省级的党支书。此人再向上汇报，他的领导决定问一问中央的意思。询问中央可以很快地揭示出这一研究是个骗局。杨继绳说，“我们差点儿就完了，”听说已经向北京发出了问讯，杨冷静地告辞，说他会下次再来。结果，《墓碑》中没有对贵州的详细报道。
杨继绳始终都在担心他会被抓住，他的同事会被惩罚。“我觉得就像一个人进入深山寻宝，孤身一人，周围的野兽在虎视眈眈。”他说，“这很危险，采用这些资料是被禁止的。”
甚至最终的全国死亡人数也成了被揭开了的秘密，而这一数字西方在20年前就已经知道。为了计算这一数字，杨采用了他从省级档案馆获得的机密数字。但是他也请教了另一位内部人士，一位中国的人口统计学家，多年以来他都在默默地收集着关于这场饥荒的影响的材料。
王维志1959年从苏联学习人口统计后回国，那是大饥荒的第一年，他进入公安部工作，之后在那里度过了30年。这一工作给了他独特的优势来追踪饥荒的影响。在共产党统治的前35年中只作了三次人口普查——分别在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公安局会在全国范围内对家庭人口登记进行对比和记录，一年更新两次。理论上，王可以获得从全国范围内每一个县报上来的最新人口数据。
在1962年，王对饥荒的实地影响有了粗略的感知。那时他被派到安徽的凤阳，那里的死亡人数与信阳可有一拼，这个工作组不是中央派去调查前两年的饥荒造成死亡人数的，这一话题的政治敏感度实在太高。他们是被派去调查为什么1983年的出生率急剧下降。原因并不难发现。老人和孩子都没能熬过饥荒。王说，“在那一地区最老的人是43岁，最小的7岁。”
王在自己的工作单位努力了数年，才获得了全套的整个国家的人口统计数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饥荒时期的数据被禁止查看。1958年之前的什么数据都容易获得，之后的就很难找到。“那时候这些数字是非常敏感的，几乎没有人能看到。”王说，“比如在山东只有公安部最高的五位领导可以看到：书记、省长、及这两位的副职，还有公安局长。”但是在1970年后期，政治气氛有所改善，王悄悄地收集这些资料。而直到1990年代，当杨继绳来敲他的门时，他才给出了他自己对死亡人数的估计，并予以发表：3500万。
要说个性的话，王看起来是一位无情的公务员，他对这一悲剧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是作为一名专业的人口统计学者，而不是在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他严格地依靠数据说话，那本往期的存在他家中的办公室角落里的政府人口书中全是带数字的表格，上面落满了厚厚的灰尘。他说，看看这里，一边把灰掸掉，手指指着一列数字，一个省的人口下降了300万。当我问他1980年代当真实的死亡数字逐渐浮现出来的时候，中国有什么反应，他耸了耸肩。“因为是那么久以前的事了，人们都麻木了。”他回答说。对杨来说，王的专业精神非常珍贵。在一个事事都与政治沾边的国家里，王严格地依据事实说话。他说他很高兴能够帮助杨。“对我来说，这些就是事实。如果有人想要调查，我会给他们事实。”
[此处原文有删节]直至今天，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说过有多少人死于那场饥荒，虽然在1980年代中期有过一次内部调查。主持那次调查的那名学者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在西安的一家自动化制造系统中担任讲师，之前他在印度学习过不到一年的人口统计。他给出的数据是1700万非正常死亡。这一研究误差很大因为它的主要数据来源是有记录的死亡。“那个时候超过一半的死亡没有记录。人们当时考虑的是生存，而不是统计数据，”美国的人口统计学家Judith Banister说。同时这一研究的主持人，蒋正华，也因为他的工作而大受奖励，最终被提拔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副委员长。
杨继绳下决心准备应对《墓碑》面世之后当局的反弹。当然，他很容易受到伤害。他现在还和妻子居住在由新华社提供的一间退休公寓里，每个月要从政府领退休金。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什么事。他的合作者们也同样没有受到党的干涉。杨说，“当局已经不再象以前那样愚蠢了，如果是在过去，我死定了。我的家庭也会被毁掉。但是现在我还在写书、演讲。我没有被送进监狱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中国]还是有改变。”
我上一次和杨继绳谈到《墓碑》的时候，他总结了中国和党的演化，这些话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说：“这个体系在腐烂，这个体系也在演变。它一边演变一边腐烂。还不清楚最终哪一面会占上风。”
Richard McGregor是《金融时报》的新闻副主编。这篇文章是他的新书《党：中共统治者的秘密世界》中的节选章节。（Allen Lane出版，定价£25）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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