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政治体制不改，大学的改革无论说得如何花哨，都是新瓶装旧酒或者换汤不换药。政治体制的权力集中、党政不分、官僚主 义、民主缺失、自由资源匮乏在大学一个都不少，某些方面甚至更严重，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权力集中在校长、书记且权力不受制约，大学城、教学名师的评 审、国家重大课题的带头人哪一个不是大学的行政官员权力在起作用。这里仅以去行政化为例说明这一问题。
去行政化导致鸠占鹊巢。这表现在位置和精神两个方面。人浮于事、机构臃肿是政治体制的弊端，也是大学的弊端。大学里有两个部门，一个部门是党委 部门，另一个是行政部门，笼统地说都可以称之为行政部门。大学去行政化就要减少冗员。在政治体制不改的前提下，去行政化的措施之一就是行政人员大批转岗， 行政人员变成教授、副教授、讲师，有的地方大学教授名额和副教授名额已经非常紧张，行政人员挤进来评教授和副教授，使本来紧张的名额更加紧张，并且行政人 员又没有在一线教学的经验，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直接伤害了教师的心，打击了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伤害了大学的精髓。受职业习惯的影 响，行政人员的教学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行政的价值观念渗透到教学之中，行政价值的价值观念更多的是官本位的价值观念。客观一点讲，行政官员的长处是善于与人 打交道，这个长处用在社会关系上是长处，用在大学上长处就成了短处。有一厅级官员，他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从来都是讲他的学生当了什么官，二十年了，也没听 他自豪地说过一个他的学生搞学问如何，此人还是管教育的官员博导，且每年都以各个高校的名义拿重大的国家课题，也没见到出什么真正的科研成果。这样的舆论 导向和价值观点显然有悖大学的教育理念。
去行政化会形成捍卫既得利益集团的新场所。现在的领导都是行政和教学双肩挑，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两手抓，一手抓教学，一手抓行政，以抓行政为 主。不但人的经历有限，而且教学与行政是两股道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既荒费了教学与科研，也影响了行政的发展。最后两手抓的人员都选择了用行政取代教 学与科研，或者用行政换取教学与科研。具体的做法是先当官，后当教授，当上官了教授无论条件如何不合格，都会以为学校做出重大贡献这一条评上教授。况且， 官当大了，论文就有人给写了，发表论文自然不成问题。河北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王洪瑞涉嫌学术腐败连冰山一角都谈不上，这样的体制本来就是鼓励造假的体制。 至于教学工作量，本科生的教学没有或很少，但通过带上两三个硕士、博士研究生教学工作量不但能完成，而且能超额完成。一旦当上处级以上的领导，下面巴结的 人自然会有，领导想不完成工作量都不可能。举例来说，普通教师的工作量是实的，半年三十六课时一节都不能少，领导的课时量是虚的，同样的课时量在领导那里 两节课就等于三十六节课。官越大，上课的时数越少，上课的课时量越大，课时量也成了下级行政官员(主要是院)巴结校级领导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大学腐败的重 要渠道，是大学领导贪污之后洗钱的重要方式，一些财产来历不明的东西通过上一两节课就变得财产来历明了。行政官员尤其是年龄较大的行政官员的意识形态色彩 相对于教师而言更为浓厚，在学术自由与意识形态的选择上，他们选择放弃学术自由。他们对于学术观点往往更容易本能地挥舞意识形态大棒。行政官员已经成为学 校的强势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给学生上课的场所变成了捍卫既得利益集团的场所。
去行政化使党委书记的地位不伦不类，很显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去行政化不是去党委化，即使去行政化完成了，党委书记还是一个行政级别，其行政 地位没变。并且大党书记是由上级任命的，本着谁举荐向谁负责的原则，党委书记是上级组织部举荐的，党委书记必须向上级组织部负责，党委书记向学校负责就是 一个例外，如果学校与上级组织部发生矛盾的话。党委书记与大学校长还存在着一个博弈，书记强，校长弱，书记说了算，去行政化没去书记化，行政化就成了空头 支票。书记弱，校长强，校长说了算，书记就成了傀儡。书记强、校长强，大学就成了双头政治。后两种结果可能是去行政化落实了，意识形态落空了，至少在大学 书记的象征意义是意识形态的。政治体制的党政不分在大学里就是党委书记和校长的权力不分，二者之间博弈就成了大学的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博弈的过程也是 大学左右摇摆的过程，是大学精神不断丧失的过程。
去行政化并不能使学术自由得到保障。自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宪政目的就是保障自由，在宪政没有落实的情况 下，公民的所有自由都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威胁和侵害。大学在一个宪政体制下才能很好的生存，大学的自由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其中学术自由是一个大学的本质和 精髓，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现代大学，没有宪政保障就难以出现现代大学，更谈不上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只有建立宪政保障自由，才能出现现代大学。顺便说一下， 国民党时期的西南联大在没有宪政的条件下只是一个例外，人们对西南联大的怀念表明的是对学术自由的渴望。大学教授的学术自由在没有宪政的保障情况下只能求 助于清官官员或负责任的官员，如果清官都求不得，教授的学术自由必被然行政官员粗暴践踏，中国政法大学萧翰被停课就很能说明问题。
去行政化的结果更可能是强行政化。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来都是意识形态先行，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没有意识形态的支持政治体制改革就会障碍重 重、步履维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难就难在意识形态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其改革难以有所突破和实质修为，这方面对大学的影响更为直接，大学在宏观上受意识 形态的控制，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尤其是良心自由脆弱不堪，用一句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良心大大的坏了”。没有良心自由也就没有道德上的责任，这突出表现在 大学里上意识形态课的知识分子，明明是假的，他们也知道是假的，可他们还在说假话，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回答，为了混口饭吃，生存第一。可他们遇到利 益问题，假道学在他们身上的影子都不见了。
在微观上，官本位已经成了潜规则，成了大学校园文化的组成部分，对知识的权威、对知识的尊重、对学问的追求只有依附于官本位才显示出价值和意 义，否则无意义无价值。学术上每取得的成就都被视之为领导成就的一部分，就是开个会、搞个活动，如果领导不参加，这个会、这个活动就没有了意义。某个学校 的学生毕业了，搞个学位授予仪式，参加仪式由校长、院领导、教师学生四部分组成，有关人员在宣布授予学生学位仪式名单时，教师的名字一个都不提，好像课都 是领导上的，学生都是领导培养的，没教师什么事儿!学位授予仪式变成领导单方面授与的行为。学生作答谢感言时也只提校领导、院领导的名字，当感谢教师时就 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没有实际意义的群体。大学的四年教育使学生们知道了真正的老师是领导、权力和利益，而不是教师、学问和自由。学生带着官本位思想进入了社 会，他们献给社会的仍然是官本位观，他们进入社会很快就会匍匐在权力的脚下。
由此可见，去行政化并不能保障大学成为真正的大学，政治体制不改革，大学的改革最终会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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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