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还得从三国开始。前天下午，顺着新浪推荐来到易中天教授的博客：“曹操变脸”？读一下又注意到了刺眼的“可爱”说，这次易教授详细解释道：
“《瞭望东方周刊》：难道曹操的脸，原本是红的？
易中天：当然不是。陈寿的《三国志》，就已经用“春秋笔法”，揭露了曹操的许多问题，包括缺点错误，也包括罪行。比如《武帝纪》兴平元年，就说他攻陶谦时 “所过多所残戮”。《陶谦传》则说“谦兵败走，死者数万，泗水为之不流”。这就是有名的“屠徐州”。说得最严重的，是《后汉书·陶谦传》，说曹操所到之处“皆屠之”，而且“凡杀男女数十万，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这就是极其严重的罪行，必须谴责！问题是，这事有争议。按照《三国志》的说法，数万死者是战士，只能说明战争的残酷。按照《后汉书》的说法，男男女女都杀，人数也变成了数十万，这才是屠杀平民。到底是哪种情况，不清楚。”
前段时间我眼使劲盯着《新三国》打陶谦这一段（还专门发个帖“作为“奸雄”，咱家董相国比阿瞒更“可爱”嘛！…”）事实证明我把人家编剧想复杂了，人压根就没有表现这一段的意思。剧中曹致庸的最大人生污点不过就是喜爱有码“熟女少妇”这一条而已。今儿易中天教授又提这话茬，他敢这样睁眼说瞎话就断定这记者采访前没做功课？
太明显是在混淆视听，气不过写下以下留言。
“《后汉书》是南北朝时期的范晔编撰的，成书在《三国志》后面，易老师您舍近求远，以《后汉书》的文字出入质疑陈寿，一句“不清楚”一笔带过，您觉得严谨吗？
您原文里“按照《三国志》的说法，数万死者是战士，只能说明战争的残酷。按照《后汉书》的说法，男男女女都杀，人数也变成了数十万，这才是屠杀平民。”这一段更加不对劲了：
三国志里明明白白写着曹军屠杀人民的文字——“其余尽杀奔徐州来…操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以雪父仇。…操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再有一段“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谦将曹豹与刘备屯郯东，要太祖。太祖击破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孙盛曰：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轨；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
您肯定熟读过这些书籍，为什么采访当中偷换概念、躲躲闪闪呢？
以陈寿所处的客观环境写出这样尖锐、反动的文字，相信学者们心里有杆秤。当然我们可以与楼上某网友一样不相信陈寿的人品……您自打五年前百家讲坛宣传曹操“可爱”，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曹操到底是不是如您所说“可爱、多彩”只有在历史长河里继续检验了。”
还是制片人袁绍的那句话“胜者为王、败者为贼”。曹操要是灭了蜀吴，早没人说他是“奸贼”。董卓和曹操做了同样的事，却只能100%被骂——只怪势力、地盘不及后来的曹操：谁有兵谁就是真理，其他忠孝节义都是扯蛋？杀几个屁民路人甲算个啥？？
之所以不早早撤退藏办公室里很大的原因是太热了。5:00还是大太阳，走吧。遇到C与领导L请示啥呢…L倒先跟我说起世界杯的话题，“看啊，今晚当然看啊！”“您不是只看科比吗……”“嗨！我看世界杯那会你才多大啊”“哈哈！您是多早开始看世界杯的，1986年？”“没有，那会谁有电视，我是1990 年”……
L领导真实在，也不吹牛。不过说起今晚的赢家，二人达成共识只能是巴西！刚才看到的“性感”芙蓉黄衫也丝毫不能动摇我的预测。出站口的报亭，人物周刊来新的了。头版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头，没想到是阎锡山？买一期，本期是“军阀系列”第1辑。资料很全面，写得好！选几段：
1929年，…人们盛传蒋、阎关系日益密切。其实每个大军阀都像八爪鱼一样多头联系，彼此若即若离。两年前的北伐时期，冯玉祥跟蒋介石结拜成换谱弟兄，而此时蒋欲置他于死地。原先依附冯的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部先后宣布归顺蒋介石，心腹韩复榘、石友三也离他而去，通电“拥护中央”。冯玉祥不得不通电全国，“洁身引退，以谢国人”。
6月21日，冯玉祥应邀赴山西，同时押上了自己的妻女。他受到礼遇极周的款待，但阎锡山就是不跟他共商反蒋大计，笑呵呵道：“不着急，咱慢慢来。”其实他是在挟西北军以自重，向蒋介石施压。…冯玉祥意识到自己相当于被阎软禁了，大骂阎背信弃义，愤怒地绝食了一阵子。西北军其余将领痛恨阎锡山已久，决定联蒋倒阎。阎锡山迫于利害，不得不调过头来向冯玉祥“诚恳请罪”。
阎锡山请出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又着手争取张学良，但效果不理想，关键是他砸钱不如蒋介石阔绰。蒋的代表吴铁城以高价购买沈阳兵工厂武器、发行公债、拨给出兵费等名义送给张学良大约2000万元；通过请客送礼等手段收买少帅身边的幕僚、秘书、副官及卫士。一次，他设宴招待东北军政要员，饭后麻将开了十几桌，每人抽屉里放了2万元，…而阎锡山的两位代表，一位带了1000元，另一位揣着500元就上了门。头一次会面后，二人再想见少帅均被挡驾。
以上为“中原大战”前后，也侧面说明了张学良入关支持蒋介石的原因，这小编揭露张少帅不留痕迹？~下面是关于“中国人素质低”的老话题：
1930年的《时代》记述：“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阎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阎锡山对农村的民治试验特别有热情，从1917年起，他在山西搞起了“编村”、“村治”。在他看来，实行民主和人们的文化程度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几近本能的东西。
《督军兼省长阎告语各县街村长副闾邻长及人民举办村民会议文》中说：有人说同治主义不能实行，是人民程度不够的缘故，我问他甚么叫程度？他答有真知识是程度。我又问明白是非曲直是真知识抑或是知道条文法理是真知识？其人不答。……程度愈高距人情愈远者何贵乎？
阎锡山在家乡搞过《村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它的村级自治组织设计非常符合中国北方农村的实际，其权力制衡也落实到村监察委员会——学者谢泳感慨：中国农民的宪政水平80多年前已经很高了，自治规则也订得相当有水准，可见不是文化水平问题，而是有没有诚心搞的问题。
还有一些事颇能说明阎锡山的“善治”。1918年的《山西省疫事报告》中说：当年1月5日，阎锡山接到晋北肺病疫情严重的报告，立刻通电各县，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并要求官民清洁隔离、埋尸封室——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公开事实、尽量透明；…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参与救治。他以开放的胸怀和当机立断的决策，两天之后就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公道主义”、“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
阎锡山退守大连，很扎实地想了一想，想清楚10年之内，在政治上无法跟蒋介石争雄。从大连回山西后，他提出“十年建设”的口号，想在经济上维持割据。他还向下属广泛征求意见，反省过去。他悟到：兵力再强，无政治理论基础也是不能成功的，孙中山传给蒋介石一个“三民主义”，自己有什么呢？
他对时下流行的主义都存疑，认为各有其短：军国主义扩张侵略，封建主义专制统治，资本主义私有剥削，共产主义“强做圣人”，都不可取，惟他在1920年代提出的“公道主义”才是最好的。他试图让人们相信，公道才是调节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标准，才是救世良药，他要让山西人信它仰它，而不去信共产主义——他要“以主义对主义”。
1932年秋，阎锡山成立了理论研究会，李冠洋是主任委员，洪亦民、朱光一、高仁甫、张子佩是委员。他们可以谈共产主义，可以看马列主义书籍，有的就在家里翻译《资本论》，有的在编政治学的书。当时有两个研究者被指为“托派理论”代言人，阎锡山说得很干脆：“托派的说法，咱也听听。”
“共产主义也不见得是必然到来。我们虽不能说它没有可能，但看不见它何时可能。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定成制度，欲人人在劳动上不计多少，在享受上不计好坏。各尽所能，尽能很难；各取所需，取需很险。共产主义是有其理而无其事，若强行之，其祸人类必矣。”
又说：“生产资料是资，生活资料是产。资供生产，应归公有；产供生活，仍应私有。资本主义病在资私有，不病在产私有；共产主义不病在资公有，却病在产公有。按劳分配是资公有、产私有的社会制度，既利生产又利生活，是人类合理的社会制度。”在为父亲庐墓守制期间，阎锡山在河边村召集过一个扩大的理论研究会，将社会的两大病根定为“资私有”和“金代值”，并确定了资公有、产私有的按劳分配理论。他说：“按劳分配就是大同社会。”
1936年他发表了一篇《防共应先知共》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另印行一本《共产主义的错误》小册子。在编写会议上，他说：“我是现代政治上的一个负责人，跟100多年以前的一个学者没有什么争辩的必要。只是为了人类命运，不得不说一说。”
“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真如在显微镜下看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看得是明明白白，分析得清清楚楚，说的是百分之九十九对啦。只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剩余、经济恐慌，认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造成的分配病。其实这是个交易病，不是分配病。马克思把交易病认成分配病，所以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共产主义必然到来。”
…正因为“中”的思想，阎锡山能从中共各方面汲取长处。他看到了旧军的弱点，研究了中共“党指挥枪” 的办法与经验，得出结论：“军官能力的军队不如政治能力的军队，政治能力的军队不如主义能力的军队。”于是他依靠以薄一波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筹建新军“青年搞敌决死队”，并仿照八路军的建军制度，在新军中普遍设立政委制。
抗战时期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山西军、政部门撤至临汾。他仿照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了“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口号，仿照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订了“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当1935年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从南方苏区向北方蔓延时，阎锡山在“防共会议”上提出“土地村公有”的主张。他还几次提到“共产党的厉害”：“共产党将私有土地拿来分给贫农，使贫农同情于他，成为拥护他的基本分子。所以他是以平分一切土地取得农民拥护为其革命手段，是摧毁现在政府建设的基础。”
早在1920年代，阎锡山提出过“田由公授”的主张，他深知土地问题是这农业国家的命脉。10多年间，因为战乱与动荡，农村破产情况普遍，自耕农降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降为雇农佃农，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大地主手里。如此趋势，“必然激起土地所有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土地使用者终岁劳动，不得一饱”。他认为汉之王田、晋之占田、北魏之均田、隋唐之班田、宋之限田，都是限制土地集中的办法，但没从根本上解决，“所以中国的土地问题，老是走循环路线，由集中到重新分配，由重新分配又恢复集中的过程。”他想出的办法是动用早年推行的“村本政治”，不是将土地收归国有，而是收归村有，希望在实行土地分配时有村人理解，手续也简便易行…
阎锡山在老家五台县的几个村试点，苦口婆心劝说富人们为了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把多余的土地拿出来，以无利公债收买，遭到富人的强烈抵制。结果，不了了之。正如当时某些评论指出的：解决土地问题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习惯、利益的重新分配，实际上是要触动甚至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建立一种能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因此，远没有阎锡山设计的那样简单。
…反复权衡之后，他做出“迎共抗日”的选择。中共代表、山西定襄人薄一波，就是在这时候到达山西，接管了牺盟会，在这条特别的统一战线上，跟阎锡山合作、周旋、智斗了8年。当时牺盟会掌握了全省80%以上的抗日县政权，新军发展到40个团10多万人，撑起山西的抗日局面，被誉为“敌后抗战楷模”。…此间，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以反侵略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他提出的对日“实行持久战”、“宜在有利之地形与之作战”和八路军的实践不谋而合。
…正因为阎锡山与共产党的合作，国民党内部有“山西赤化”的诘责。1960年5月23日他在台北去世，有报纸刊载社论《阎锡山值得国葬吗》，认为他“大量培植左倾分子，卒使共党势力在山西坐大”，结果“晋西事变”后，新军加地方团共约15万人同时叛变，携带新武器，投向朱德、刘伯承、林彪和贺龙；更有人暗指，阎锡山是国民党垮台的“首祸”。
……阎锡山认为中共的优势主要在于政治，善于宣传，因此始终视为劲敌：“天下少有比共产党会说的，翻过来折过去都有理。”
1946年，国民党再次发动内战时，阎锡山与胡宗南联手，向山西解放区进攻。当时他推行“兵农合一” 政策，虽然描画得很好，但压得民众喘不过气来。当时流传的歌谣“兵农合一聚宝盆，村里跑得没了人”…最终导致农村经济衰败，许多农民弃田离家，有的跑到解放区。战场上传来的消息也越来越糟。阎锡山开始乱了阵脚，他在梁化之策动下展开了“三自传训”、“返干团”等白色恐怖，杀人无数，推着他进一步失掉民心，推着他的王朝走向坟墓。
一位当时进入太原的美国记者说：“任何人到了太原，都会对数不清的碉堡感到吃惊，高的、低的、长的、圆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构成了不可思议的严密火网。”
…这些都是他坐在家里，用文明棍在地上画出来的“这完全是他幻想的产物，并非可行。”但凡军事工程军官对这些古怪设计提出意见，阎就会大发脾气。太原四大要塞攻防战，是国共战史上最惨烈的战事之一。东山上的每一个据点、每一座碉堡都经过了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残酷过程。一块面积不大的阵地上，每天都要承受至少800门火炮的轮番轰击。陡坡上已经没办法修建工事，只能用尸体堆积掩护。阎锡山的部队攻势猛烈，防御顽强，几近疯狂。徐向前的部队无论兵力还是装备都处劣势，官兵流血牺牲，前赴后继，昼夜厮杀。
29日下午，阎锡山带了六七个侍从，秘密溜出南门，在汾河西洪沟小机场，乘坐陈纳德替他准备的一架小飞机，逃往南京。1949年4月23日午夜，太原城破在即，阎锡山电报五人小组：“万一不能支持，可降；唯靖国、化之两人性命难保。”4月24日上午，解放军对太原城发起总攻。梁化之命副官在省府院的钟楼一侧备汽油和木柴，然后进入钟楼服毒自杀，在副官点燃的冲天烈火中化为灰烬。梁化之自杀前后，特种警宪指挥处的部分成员也先后服毒或开枪互击。阎锡山到台湾后，立了一座“太原五百完人招魂冢”。
这故事曾被编入台湾小学课本，被称为“戡乱战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台湾一些文人也说“太原无降者”、 “满城文武在城陷之际集体自杀”等等。李敖童年时曾在太原度过一年时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国民党把这些死难者当做‘太原五百完人’来纪念，但他们是阎锡山的人，不是国民党嫡系。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所以烈士缺货，很没面子。”
……多亏这些黄金，让他晚年能在阳明山麓独占一隅，建起一座碉堡式建筑，著书(70多岁出版《三百年的中国》)、会友、“观察宇宙”，安度余生，不必多看蒋介石眼色……阎锡山死于因感冒引发的肺炎和心脏病，走完78年人生路。他生前曾作了一些挽联，嘱咐家人在他死后贴在墓地。其中一副道：
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
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
四年级前后有那么一阵子电视充斥着战争片。当时最爱讨论1个手榴弹最多能解决几个敌人的问题。中午不睡觉必看山东台播放的连续剧《攻克太原》。虽一度倒背如流现在却几乎忘光了，原因可能是这种电视剧人物形象、情节都有些模式化吧？剧中偶像徐向前非常有型，大结局的最后镜头还记着呢：徐帅背靠冉冉的红旗，面向远方——敬礼！
而反派阎锡山一方则非常猥琐：比如有一个大胖脸将军，被我人民解放军痛扁后赌咒发誓立“军令状”，演员手捧一块白色长条木牌充满悲壮——关键接下来的一仗他真还打赢了！？令本少先队员郁闷了好几天。
还有一位印象深刻（怎么总是对反派有记忆呢。。。）：就是文中提到的眼镜“梁化之”，大骂阎老头飞走留下自己“作替死鬼”。最后把自己裹在被子里浇上汽油……恐怖。印象最深刻的还不是汽油，而是搂住一个旗袍少妇：“死前让老子如何如何……”。。亘古不变的真理只有一个：成王败寇！
同一个人，流氓？“完人”？怎么描述差别这么大呢？
还是关于徐向前，《攻克太原》之后很快又有一部姊妹篇播出——叫做《晋中大捷》，说的是攻打太原之前的事，这部片子制作水平相对来说要差一些，另外那位 “徐向前”演员显得很老没有《太原》里面靓仔。剧情没劲只看了一点点。留下的唯一印象又是关于“很H很暴力”的某一段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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