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和尚为什么敢收受贪官污吏的巨款

老和尚为何敢收受贪官污吏的巨款

冯永锋

我老是把环保组织或者说公益组织比喻成寺庙。比喻的时间长了，才发现这个比喻有些很对，但也有些不对。

先说不对的地方，不对的地方是寺庙里的和尚不需要高工资，他们六根清净，出尘离世，看透生死，食素饮茶，青灯古卷，因此，用于维持生命的耗费很少，用于娱乐生命的物质依赖也很低。

用句大白话说，和尚是不太需要领工资的，或者说只领最低生活保障费的。而环保组织的工作人员，却最需要领工资。

政府官员的工资单上的数字，可能也很少，但所有的人都知道，政府官员是生命条件最优裕的一个职业，有无数的福利和外水，有无数的贪污受贿的可能，有无数的化公款为私人存款的路径，有无数的资源交易的暗道，因此，政府官员工资可能不高，但收入肯定极高；工资可能不高，支出肯定极少。俗话说得好，叫工资基本不动。

企业工人工资单的上数字，也可能很少，但企业的奖金、福利保障，销售或者购买的回扣，还是有许多变数。获取高收益的可能性，一直存在。商业的从业人员，工资单上的数字，也可能很少，但回扣、奖金、利润，有无数的快速致富的余地。

而环保组织的从业人员，什么都没有，他们没有政府官员的资源控制权，因此他们永远不可能收受贿赂和干股。他们没有企业获取增值利润的余地，因此不可能有奖金和回扣。他们没有商业人员的销售提成，因此，不可能有致富空间。

而环保组织却有着商人、官员、工人农民所不具有的一些才能，比如他们有对自然界的优先关怀本能，比如他们生来具有公益之心，比如他们具有良好的气节，比如他们有直面现实问题的勇气，比如他们有大爱与大悲之心，比如他们有修行者般感人的气度。一个商人可能很有钱，但可能生来就缺乏这些，后天的生活离这些更远。一个官员也可能很有权，但他们可能缺乏这些品质，后天生活的时间越长，离这些美好情感越远。

这样看来，NGO的从业人员被严重低估了他们的工作价值和生命价值，他们的待遇被人为地克扣了。尤其是如果你放眼看中国国内的那些民间组织，简直是在被社会侮辱的条件下试图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社会如此苛刻对待NGO从业人员的心理，非常简单，“你不是做公益吗，你不是做环保吗，你不是为了环境可以牺牲一切吗？那么你就不要生活费，不要过日子好了。”然后，省下来的钱，继续供社会本体胡乱挥霍。其实这些钱挥霍了也就挥霍了，不但不可能产生新价值，甚至可能造成隐患。而如此社会尊重NGO从业人员的价值，尤其是尊重那些敢于直面现实问题，并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迎难而上的NGO的价值，那么社会公众应当心理很清楚，自己在做一件多么不理智的事。

于是有人来问，那么你定个价吧，中国环保组织员工的工资到底该在什么样的水平？难道我们要给他们另设标准？让他们高出所有的行业？让他们来拉大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我想，环保组织的从业人员也没有那么贪婪，他们只需要过上相对宽裕的生活就可以。大体来说，他们的水平在每个城市的平均水平的中上状态，就过得去了，比如北京，新入行的本科生能拿到三四千，工作上两三年的能拿上五六千，到了中层左右的能拿上万儿八千，当上了总干事的能拿个年薪什么的，就很过得去了。

社会可能欣然接受，基金会也欣然接受，但中国的环保组织却可能率先不干了，他们说，这怎么行啊，我们向基金会申请项目的时候，他们总是不给让我们把工资做高。或者做高了之后，又不肯让我们把办公成本，把交通成本，把员工福利成本，把财务人员、行政人员成本打进去，结果，我只能通过压低工作人员的工资，来维持机构的整体运转。

其实这不是基金会的问题，也不是工作人员太多的问题，而是环保组织的项目本身可能不够鲜明，不够有效，不够有针对性的问题。很多机构做的项目属于无目的项目，很多机构做的项目是一个僵化的项目，很多机构做的项目是绕道而行、责任推卸的项目，因此，这样的项目，本来就不可能得到基金会的积极支持。其实对于绝大多数基金会来说，他们愁的不是善款的来源，他们愁的是善款的用途，只要你的项目有足够强大的生命力，别说给你这些基本的支持，给你更长久的、更宽容的支持都是可能的。

话扯远了，现在回到老和尚身上。除了要高发员工工资这一点上，寺庙与环保组织略有不同之外，其他方面，寺庙与环保组织有些相像。因为大家拿到钱，大体就是做三件事，一是为众生祈福，二是培养一批在职人员以增加祈福的能量，三是面对社会苦难积极出手相救。

但环保组织还是担心一个问题，善款的来源。环保组织和公益组织特别强调“钱的纯净性”，生怕肮脏的钱让自己也变得肮脏，生怕自己被企业利用，帮企业洗绿；生怕自己被政府利用，成为政府的走狗；生性自己为基金会利用，成为基金会的公关公司。总之，怕这怕那，处处立贞节牌坊，以与各种“黑恶势力”隔绝。

然而老和尚什么都不管，笑眯眯地收受世人所有的功德和捐赠。如果你要去细心统计，中国寺庙的善款中，绝大部分可能来自贪官污吏“良心发现”后的“布施”，或者来自流氓团伙的“集体随喜”。这些钱说多脏有多脏，说多臭有多臭，说多危险有多危险。然而，老和尚们笑眯眯地接受了，他们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能立地成佛，他们相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他们相信度化苦难远比度化善良要来得艰难。

这其实牵扯到社会需求环保组织的原动因问题。对于社会来说，他们是希望环保组织去扬善，但更希望环保组织去“化恶”——我这里没有动用“惩恶”一词，因为我越来越相信，恶不是惩罚得完的，惩罚甚至可能带来恶念的变种和免疫，但恶却是可能“度化”的。正因为有人是恶人，他才会成为社会问题，才需要老方丈去普度；正因为有人对自然造了恶，环保组织才需要出面去让造恶者“自然萎缩”。

老和尚敢于收受贪官污吏的巨款，是因为他很坦然，他相信自己接恶度恶的能力——他知道这是社会需要他存在的最基本理由，他得帮助社会完成这个最艰难的任务；他更相信自己把肮脏之钱度化为纯净能量的能力。老和尚每天都在对世人说法：“不要担心钱从哪来，你要担心钱到哪去。”

环保组织与老和尚一样，是替社会花钱的。环保组织也与老和尚一样，其实无法辨识这些能量、钱款的罪恶程度。环保组织其实与老和尚一样，面临最艰巨的任务是如何把钱花好，如何“以恶治恶”。

环保组织其实应当具有老和尚一样的道行，根本无须担心钱从哪来，钱身上带着什么样的血腥气与酒肉气，他要担心的是如何把钱花得好，让钱花到适当的地方，不仅仅造化了那些受益点的区位和群体，而且度化了钱财本身，度化了那些转移这些钱的人。这样的能力和态度，才叫多赢，才叫大慈悲大智慧，才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才叫“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才叫“我不替你花钱，谁敢替你花钱”。

（201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