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社会研究课题组发布研究报告指出

亿万巨资维稳 越维越不稳

被和谐的草民

来自中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10年的“维稳”支出即中共公安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而今年8.9%的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亦逼近后者,将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

近日,清华大学社会研究课题组发布研究报告指出,尽管公安支出达5140亿元,接近军费开支,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整个社会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恰恰是因为当局将弱势民众理性的、基于利益的矛盾冲突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不恰当的将其上升为危及基本制度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并一味的压制和进行运动式打击的结果。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其首届“清华社会发展论坛”上发布了《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的报告。报告写道,“现在许多部门和机构都有一份不稳定因素排查表,把日常生活中许多正常的、与稳定问题毫无关系的矛盾和冲突都列入,甚至有中学也列出一份长长的排查表,将同学之间的小矛盾、学生对伙食的意见,也列为‘不稳定因素’。”

据今年两会上的国务院报告,2009年中共公安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而今年8.9%的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亦逼近后者,将高达 5,140亿元人民币。《西澳人报》3月30日发表文章《中国花亿万巨资打击内乱》(China spending billions to fight internal unrest)指出,来自中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10年的“维稳”支出比迄今安全控制最严酷的2008(奥运)年还要高出44%。

财政部称,这笔资金将用于庞大的官方和非官方的警察网络,其中包括雇用大约500万人的保安队伍,这500万名保安人员将被公安部当作非官方的警察部队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于建嵘说,自2007年以来,中国每年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超过90,000起。而且特大群体性事件一直在增加。一些省份,如辽宁省,政府花费预算的15%保持对局势的控制。在西部新疆,去年发生群体抗议事件导致200多人失去生命,当局已将那儿的安全预算增加了近一倍。

2009年8月份新华网发表的一篇采访报导中,内蒙古开鲁县县长助理、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兴臣对记者炫耀,他“有一个巨大的线人网络”,可以对任何的异议和反抗都保持“高度敏感”。这个网络有多大?且看刘兴臣开列的数字:开鲁县由公安局掌握的线人高达12093名。该县是个拥有40万人口的县,在这40万人口当中减去约占人口四分之一的18岁以下未成年人,等于每25个成年人口当中至少布有一名“线人”在盯着。

据中国国家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所宣称的以“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和“虚拟社会防控网”这六张网为核心的 “奥运安保模式”,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线人占人口比例远高于这种偏远地区。这些“线人”的最底层就是在网路上活跃的“五毛党”,以上传一条帖子得五毛钱(即0.5元人民币)报酬而得名。但因现在就业艰难,这一出卖灵魂的“职业”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报酬贬值。湖南省衡阳市政府部门近日公布:每个帖子只发一毛钱,每个人每月不得超过100元。

还不止这些,中国高等院校内部也建立了“安全信息员制度”。何谓“安全信息员”?即负责监视告密的兼职特务--线人。线人制度以“安全信息员”名义出现,据能够搜索到的资料,最早的试点是上海师范大学。该校于2002年5月21日颁布《上海师范大学部门信息员工作职责》。全面推开是2005年下半年,不少大学及学院均公开在其网站贴出招聘安全信息员的公告及《学生信息员工作条例》,名称与内容大同小异,如江西南昌大学的名为《学生教学督导信息员工作条例》,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的称之为《教学管理学生信息员工作条例》,东北电力大学则叫做《学生信息员队伍组织管理办法(修订)》。学校当局从学生里面挑选一些“政治可靠”的学生,发现教师与学生有“政治不正确”言论,及时向校方有关部门报告。

分析人士指出,这样广为分布、自成系统的“线人”制度,除了毛泽东时代发动民众告密的“积极份子”机制之外,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

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成为当局普遍做法

清华大学的报告指出,当局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当局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

报告写道,“大量的研究表明,在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的机制问题,一味以稳定为名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则只会积聚矛盾,扩大冲突,使社会更不稳定。”

中国青年报4月19日报导,“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报告指出,近年来,当局在各级政府中普遍设立“维稳基金”,采取“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方式应付矛盾冲突,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凭负责官员的个人判断,“忽视、扭曲甚至排斥法律的作用”。民众由此被提供的预期是:“如果你想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得制造点‘威胁稳定的事端’;如果你连‘稳定’ 都不会威胁,你的问题就别想得到解决。”一些群体或个人只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也就是俗称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一些权益受侵犯者一旦进入维权过程,就等于踏上一条“不归路”,他们又成为地方政府眼中“不稳定”现象的“职业制造者”。

运动式整治民众成本巨大破坏道德正义

报告指出,中共当局的“维稳”工作,在基本采用“运动式治理”。“面对表现形式比较激烈的社会冲突时,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轻率地把警力推到第一线。”“维稳”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投入。由于“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扩大编制增设“维稳办”、“综治办” 等机构,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就大规模动员,各个部门齐上阵“力保辖区平安”。

课题组专家认为,如果继续这样“维稳”,维稳费用无疑将会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和社会的一个日益沉重的负担。

报告指出,这种维稳行为,“不仅严重增加成本,而且会破坏全社会的是非观、公正观等价值理念,在道德正义上削弱了政府形象,非但不能促进社会公平,反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

课题组认为,长远来看更为不利的是,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往往由于担心造成不稳定而被束之高阁。

课题组专家说,“有的政策和措施虽然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利益冲突,造成一定社会波动,但从长远看,有利于理顺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它们往往被搁置了。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因此错失时机,导致不均衡的利益格局迟迟得不到有效调整,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坐大,社会甚至失去了对其应有的制约。”

冲突背后: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

课题组专家指出,近年来,大量举国震动的公共事件案例都反映出以上的问题。这是因为当局“维稳”往往以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为前提,这在基层尤为明显。

报告显示,在近年发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等往往是主要起因。“不难判断,这些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基本上都是因利益之争而引发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矛盾。”

“我们应当认识到,基于利益的冲突是理性的冲突。而长久以来,有关部门却往往将这样的矛盾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不恰当地上升为危及基本制度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政治矛盾、宗教矛盾和意识形态矛盾通常是不可调和的,但利益矛盾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等理性方式解决的,其中能够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是很少的。”

“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

“大量的研究表明,在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的机制问题,一味以稳定为名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则只会积聚矛盾,扩大冲突,使社会更不稳定。”

“维稳”是有史以来最无耻的一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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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是有史以来最无耻的一个词,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_青菁_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