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陆舆论吹嘘中国“崛起”的声音盛嚣尘上，而对苏联垮台后的俄罗斯，因其在很大程度上的西化，实行民主政治后，对其评价则是一片“衰败”之声。不过，在中国“崛起”、俄罗斯“衰败”的御用舆论背后，却有着惊人的真相。
最近，世界银行提供了二份报告，就是真相之一，极具震撼。
第一份是世界银行专家在4月17日公布的关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报告中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的利益的经济增长。第二份是世界银行专家12月1日宣布的分析报告：在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 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
第一份报告让人震撼，是让人们知道，有一种经济增长，叫“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开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支却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的增长，超过了200％。8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当下，俄罗斯人平均月工资10800卢布，约合人民币3650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资最高，目前人均约2万卢布，折合人民币6700元；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最低，但月均工资也在9500至10000卢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间。
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只是俄罗斯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公权机构，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的。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各地每一个季度都调整“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也就是“贫困线”。最低生活标准每一季度由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制定，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项。
比如莫斯科2010年第三季度，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为月5124卢布；折人民帀每月1700元。而中国首都北京市，从2006年7月1日起，基本生活费确定为每人每月448元，仅为莫斯科最低生活费标的26％。莫斯科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为5795卢布，退休人员3533卢布，儿童是4381卢布。俄罗斯与中国东北接壤的滨海边疆区，2010年第二季度居民人均最低生活费标准定为月4362卢布，折人民帀每月1450元；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费指数为4687卢布，退休人员3383卢布，儿童4202卢布；据最新汇率，10卢布等于2.9731元人民帀。而与之接壤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现行居民最低生活费保障标准还是1997年制订的，市区每人每月200元，阿城市、尚志市、木兰县和延寿县为117元。
由于“贫困线”的标准特别高，全俄罗斯平均计算，相当于人均GDP的40％，而各级公权机构财政支出的最大一块，就用在医疗、教育、补贴、救济等社会保障体系上。
以莫斯科市2007年预算儿童补贴项目为例，全市明年财政预算，用于有子女家庭社会支持款项总额360亿卢布(108亿人民币)，生育二胎及更多孩子的家庭所获一次性补助金额将增加4倍，从2000 至1万卢布不等；每个儿童的月津贴数额将增加1至1.5倍；多子女家庭的年度校服补贴从1000卢布增至5000卢布；因在家照顾3岁以下残障儿童而不能外出工作的父母将获得每月4500卢布(1300人民帀)；抚养三岁以下儿童的大学生家庭每月的食品补贴将增加两倍，从550卢布增至1650卢布；为预防社会孤儿出现及发展家庭教育方式，发放给监护人用于抚养被监护人的资金数额将从4500卢布提高到6000卢布。
可以这样说，今日的俄罗斯，“贫穷”是相对的，从绝对意义上，已经没有穷人了。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公权机构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样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想当穷人都不容易做到。
2010年4月10日，俄罗斯财政部部长库德林宣布，根据俄罗斯2007～2009年3年预算计划，未来3年间，实际工资还将提高50%。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俄罗斯经济长期趋势》报告预测，2012年前俄可赶上韩国、西班牙、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2020年前，人均GDP可达29400美元。
事实上，这种变化不仅仅是俄罗斯，而且抛弃了共产专制后的整个东欧；到了2006年已经有二个国家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0美元,其余国家人均GDP全部超过5000美元,据世界银行预测,在2020年左右,东欧国家将全部进入国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但“崛起”的中国，除了占有全国财富70%、占全国总人口4%的极少数人外，和俄罗斯人比起来，绝大部分民众处于准贫困和贫困境地。俄罗斯将33%以上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而中国大陆却将40%的财政收入用于行政开支。俄罗斯工人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工资最低，月均工资在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间，而中国最发达的沿海地区的工人，却为了争取月均工资2000元不断罢工！
在这种现状下，近年来中国老百姓为了维护自身权益的群体和个体事件时刻发生，严重威胁政权稳定；因此，“维稳”也就成为了中国公权机构天天念叨的“二字经”。
如今，中国“维稳”衍生为一个日益庞大的产业，附着在这条粗大产业链条上的从业者，除了正宗的专政工具公安（国保）、武警、国安之外，还有为数庞大的官僚体系编制之外的保安、“五毛”与线人等。维稳费用更是高昂，2009年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虽然未公布这些费用的具体投向，但根据常规，公安、武警等这条产业链上的“编制内”养人费用不会计算在内。而2010年，中国“维稳”费用估计高达9000多亿元，超过为全民建立医疗保险福利体系的费用！
旅美著名中国经济学家何清涟最近撰文指出，中国公权机构的“维稳”思维存在一个被有意忽视的逻辑盲点，即中国当前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就是公权机构权力肆虐与民众权利被褫夺，中国公权机构的自利型行为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第一因素。
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在2010年5月《亚洲周刊》专访“为中国深层次矛盾解套”中，对官民矛盾产生根源分析到位：第一，官员对权力的垄断与民众要求参与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第二，公权力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利用资源对民众的掠夺越来越严重；第三，公权力对社会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全面控制，越来越加强政治上的专制能力。于建嵘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政治制度落后，没有能限制公权力的制度安排，目前的压力维稳已经走到尽头。他提出要“在现有制度中寻找资源”，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
清华课题组在“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一文中，对“维稳”已成为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手段，以及维稳成本的高昂、维稳造成体制性防卫过当、维稳与社会不稳定的恶性循环等各方面问题都有精当的分析。课题组希望公权机构能够理性定位当前的社会矛盾，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矛盾的特征和性质重新判断，不要把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但清华课题组则忽视了一个事实：列宁式政党体制的特质，视任何社会阶层及群体的利益表达为异端，并不惜工本地构筑权贵利益的表达；如控制媒体、聘用大量网评员（“五毛”）日以继夜地工作，目的是制造虚假的民意与引导舆论，而不是要疏通民意表达的输入管道。
无论是于建嵘希望“在现有制度中寻找资源”，还是清华课题组的研究者希望“让利益表达制度化”，都是立足于一个前提：将中国官员假想为民选，其职能是为国民管理社会经济活动，并履行其对社会的公共服务职能。但中国政治现实是，中国公权机构早已经堕变为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其职能只是代表统治精英集团对中国实施政治经济统治，并以此为基础和前提，兼顾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的诸种资源要素如土地、环境损耗、支撑世界工厂的劳动力生命透支与福利损失，无一不是公权机构依靠公权力掠夺而来。公权机构的财政收入占了整个国家GDP总量的四分之一，占用社会财富比重之大堪称独步古今。公权机构对社会资源过度汲取的必然结果是民众的生存权利被严重褫夺。在社会分配政策与福利政策方面，中国公权机构的政策都向公务员系统严重倾斜。中国公权机构已堕变为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所以“维稳”就陷入越维稳越不稳定的“维稳怪圈”，原因是统治精英集团的利益并非民众的利益，他们要求的“稳定”是维持统治精英集团主导的现有利益分配格局，这种“稳定”自然不会是利益正受到空前剥夺的民众所希望的稳定。
中国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就是公权机构权力对民众权利的肆意侵夺，所有被官方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拆迁、征地、司法难民等的存在，恰好是中国各级公权机构不断亲手制造的。权贵阶级也知道由于自身的寄生性与掠夺性，非加强国家的强管制能力不足以维持统治的 “稳定（维持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既然中国公权机构的“维稳”就是以消灭民间一切利益诉求为要务，又怎能指望其能够成为矛盾的解决者与社会冲突的公正裁判者？！
为了保障公权机构出于自利目的而施行的掠夺行为，中国公权机构的立法呈现出高度自利性，只考虑所谓的 “国家”利益（实则是统治集团的利益），无视民众的任何权利。中国社会已经出现公共权力私人化、公权机构行为黑社会化，政治暴力合法化等失败国家的特征。 ——这，就是“崛起”中国为何不如“衰败”的俄罗斯的原因。
“民不选官，官不为民”，只有中国官员为民选官员，才能使中国公权机构履行为国民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职能，并履行其对社会的公共服务职能。苏联垮台后的俄罗斯，因其在很大程度上的西化，实行民主政治，整个社会相对非常稳定。当然，俄罗斯现在也有一定程度的社会不稳定，但主要是“斯大林主义”复辟和反复辟的矛盾，譬如针对普金的抗议示威。也正因为俄罗斯有“斯大林主义”复辟的潜在危险，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民主国家仍然对其采取防范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敌对。然而，正因为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西化的民主政治，所以诸如中国现存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而造成的社会对抗，在俄罗斯非常少见。
“民主不一定使社会的一切都好；但不民主，注定使社会的一切都不好。”这是笔者从俄罗斯“衰败”和中国“崛起”的对照中，得到的基本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