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这个“中国模式”的怪物 在刘大鸿《我的大学》文献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论坛时间：“2012年” 地点：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 主 持 人：左靖（“”展览策展人，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艺术总监） 创 作 者：刘大鸿 第一次发言： 朱大可：谢谢主持人，谢谢大鸿，也谢谢美术馆馆长夏季风先生。接触刘大鸿的历史很长。我87年调到上海师大，大鸿是85年，比他晚了两年。当时我们经常在 一起，还有萧公秦，我们三个人号称中国第一助教，后来我改升第一讲师了，萧公秦改成第一副教授，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我们在这样一个体制当中，跟这个体制 格格不入，但同时，这个体制从另外一个层面、从反面塑造着我们。这种被塑造的过程，这次文献展是充分地表达了。如果没有“单位”，就没有刘大鸿，没有他今 天的成就。正是这种强大的塑造力，从反面把我们推向了具有创造力的状态。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必须感谢“单位”，感谢这个时代和这样一种权 力空间。 第二个感受，这样一种文献展的方式，在美术界非常少见，虽然，这几年开始，把美术的概念进行了拓展，而这个拓展的结果，是引入了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 作品，而是个人生活和工作的历史，把这个元素引入美术馆的空间，这是一种重要的开拓性工作，因为它大大扩展了当代艺术的概念，而且“单位美学”是一个借 喻，借用了“美学”这个词，但是它很有效，我们原来讲“权力美学”是讲建筑，权力通过建筑表现的一种特殊视觉形态。“单位美学”可能不是一种直接的审美样 式，但它却内在地推进、塑造着一种反叛的精神。 回到教育机构来说，记得“文革”结束以后，第一部“伤痕文学”作品就叫《伤痕》，在上海文汇报刊发的，还有一部跟它齐名的代表作叫做《班主任》，刘心武的 作品。一篇在上海，一篇在北京，这两篇遥相呼应，奠定了“伤痕文学”的基础，而“班主任”是一个职称，这个职称恰恰是一个教育的权力单位的标记，这是一个 教育组织里最小的细胞——班级的负责人。从这里开始，我们打开了对过去所有创伤性记忆的追诉。 第三个感受，大鸿的这个展览的特点在哪里呢？整个策展过程没有加入那种很强烈的情感色彩，而是非常理性的材料编年史的陈列，所有的人在参观过程当中，都可 以跟自己的个人经验互相对照。我就在观看过程中很强烈地反观到我自己，看见我自己走过的相似道路。 第四个感受，这种微观权力空间里的权力博弈，导致人和人间的关系高度紧张，甚至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暴力。这种暴力发生在单位的小空间里，但它的强度，跟社会 上大规模群体事件非常相似。我认为有很深刻的可比性。本次展览的意义就在于，它把我们整个生命做了一次新的定义，我们都是“单位”的一分子，这是我们的基 本身份，我们从这个身份中获得了幸福或，这些都是我们的历史经验。这样一个档案文献展，呈现出这么精密的记忆，这点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不 会把这些东西留下来。大鸿做得非常好，给很多人带来了重要的启发，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把那些似乎毫无价值的文件保存下来，以便在未来进行自我的历史清算。 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阁楼，总是用来存放包括小时候玩具在内的所有旧物，上面堆满了尘土。而现在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用文献柜的方式，把它保存和记录下来， 因为它们不仅能够验证我们个人的经验和历史，同时能够帮助我们完成针对整个民族国家的叙事，我先说这些，谢谢！ 第二次发言 朱大可：今天是我的一次学习机会，听到了很多高见，现在我代替主持人说一些观点。我觉得今天主要有这么几个话题：一是关于教育。实际上通过这个画展，我们 已经对中国高等教育现状做了批判性的界定。前面提到的原教育部长，众所周知，他的绰号叫“洲际导弹”，意思就是专门给中国教育捣蛋的。二十世纪以来，中国 教育从来没达到今天这样糟糕的地步，“洲际导弹”要为此负主要责任。那些教师联名向新“单位”，任 教育部长请愿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希望能够退回到前“洲际导弹”时代，也就是比较合理的状态，这种可能性究竟有没有？我不知道。但人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个 有点良知和能力的领导人身上，这不是非常正确的思维。 刚才这位女士提到的，在一个体制性空间之外，建构一个并行的独立空间，我觉得这才是比较理性的思路。刘大鸿以他的个人实践，建构了“双百工作室”这样的独 立空间，他通过这种空间完成了自己的教改实验。我们对大学教育一方面很悲观，一方面似乎又很抱希望，就是因为今天的学生不仅仅从体制空间接受教育，他们还 拥有其它空间，两者间能够起到平衡的作用。比如说，我给学生第一堂课就明确告诉他们，我要给你们“反洗脑”，把你们以前被洗的脑子重新洗回来。最后他们接 受了我的“反洗脑”，也就是重新建立常识和正确的思维方式。我只能说，我可以在我的鼻子底下建构这种类似刘大鸿的微观权力空间，来纠正另一个宏大权力空间 的弊端，平抑它所制造的影响。我觉得中国教育还有点希望，就在于永远会有这样的平行空间，它们可以来自有头脑的老师和家长、来自台湾、香港和国际社会，来 矫正中国教育制度的弊端。 第二，就是社会空间建构的责任感。这次展览让我们看到了艺术家的精神实践。艺术家在其个人生活中，在教育工作中进行抗争，而只有通过这种个人反抗，比如砸 墙，才能建立他的独立空间，才能给学生更多的空间选择。如果学生只能生活在一种空间里，他的灵魂肯定会憋死掉，但假如有好几个空间，甚至有十几个不同的空 间供他选择，他就活了，不但可以透气，还可以发展，建立起个人的生活王国。 第三，是关于这个展览的慈善性质。伊比利亚投资举办这种展览是没有商业收益的。但这种NGO式的慈善非常重要，它对艺术、思想和个人抗争的精神空间发了慈 悲。这样一种慈善行为，一旦能够在中国知识界推广，就会生发出很多希望，去影响我们的历史叙事、乃至整个文化体系的前景。 第四，我想探讨一下游戏和正义的关系。“美学”这个东西是可以无限地延伸的，延伸到很深的地步。把“单位”变成一种美学，实际上是在描述一种政治博弈。今 天，我们的讨论中没有人提到“政治美学”，也没有提到“公共伦理”，这意味着我们并没有把伦理的原则，引入到今天的叙事之中。这点非常有趣，我一直在观 察，始终没有人提，而且往往最后总是引向了“美学”，我认为这是一种后现代的表征。在今天的展览和研讨中，我们已经解构掉了正义叙事。策展人刚才介绍说， 大鸿是有情绪的，是愤怒的，这意味着他内心有正义诉求，但大鸿又具有另一种游戏化的精神特征，他的画一直保持着稚拙和顽童的风格。这是游戏和正义的双重人 格。面对剧烈转型的中国，许多艺术家，大概也包括我本人在内，都具有这样的特质：一方面以游戏的状态言说，另一方面又企图保持独立立场，保持传统的政治伦 理，捍卫平等、公正、公平、正义这样的核心价值。 第五，我还想谈谈艺术家的主体性问题。刚才王晓渔提到螺丝钉和钉子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提法很好。“单位”就是一架国家机器，而我们每个人都是上面的螺丝。 我以前做过钳工，对螺丝的性能非常了解，它是可以很轻易地拧上去，也可以很轻易地拧下来的。但钉子就不一样，一旦敲进去之后，就很难拔出来，硬拔将造成双 方的损伤。大鸿不是一个螺丝，他是一枚犀利的钉子，一旦钉进去以后，拔出来就会两败俱伤，他的抗争以破坏性为代价。 所以，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美学”，而是一种跟内在生命密切相关的东西，在这里边捍卫着个人的主体性。刚才我看到大鸿的党内评语，说他个人主义倾向严重，也 就是说他在努力建构一种建立在平等和尊严之上的个人主义哲学，由此跟规训体系发生严重的冲突。这意味着，原来的上下级关系，你非要把它变成平行关系，在这 个过程中建立的坚硬的个人主体，是后威权时代的重要资源。正是因为如此，本次刘大鸿的“单位”文献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它这个“中国模式”的怪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