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这句中国传统社会的俗语，到了“文革”，被赋予政治化色彩后，表述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两类说法，在生物学上没有严密的科学依据；在逻辑上，难以自洽；而在法学和伦理学上，更是与社会的公平与进步背道而驰的。
但是，这种说法是建立在多数中国人生活经验的基础上，虽不中，亦不远，庶几近乎事实。央视8套正在热播根据老舍《茶馆》改变的电视连续剧，这在观众中反响甚好，我认为这是近年来多部从经典名著改编而来的电视连续剧中，算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它没有糟蹋名著，传达出原著的魂儿。我不想从剧评的角度来评论这部连续剧，而是连续剧中第二代人物的命运，触动了我，让我想起了本文开始那句俗语。
《茶馆》人物的第二代的命运和职业选择，可算“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最好的诠释。两个“灰色人物”，靠打卦看相装神弄鬼骗人钱财的唐铁嘴，以及坑蒙拐骗、贩卖妇女的刘麻子，他俩的儿子小唐铁嘴和小刘麻子不仅子承父业，连那缺德的劲儿都酷似父辈；茶馆掌柜王利发的大儿子大栓很小的时候，就有茶馆少掌柜的范儿；落魄的旗人常四爷一身武艺，他的儿子常喜贵入了梨园行，学武生；另一个旗人松二爷只会斗蛐蛐玩鸟，不事产业，他的儿子秀岑和他老爸一样地玩乐，因生活所迫从票友变成下海的男旦。。。。。。。。
一般说来，子承父业其实是正常的现象。在一个家庭里面，因耳濡目染，父亲的职业多多少少会对儿女有影响，儿子入父亲那个行当，从技巧、人脉等方面，比其他的人有相当的优势。但在传统社会里尤其在中国的古代，子承父业被视为当然，除了这个因素外，我以为主要还是农耕社会的特点决定的。农耕社会里，家族和官府两头大，中间的社会发育很不良。家庭以及家族这个小共同体是多数人最大的庇护者，由于没有现代社会的教育、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障机制，多数人的生老病死、教育、择业、婚姻和家族有莫大的关系，家庭和家族的状况决定着一个人未来的路。那么，农民的儿子学种田，木匠的儿子学木匠，顺理成章。即使有所变动，也是在以血亲或姻亲为基础上发生的“微变”，譬如，农民的儿子跟着当木匠的大伯学艺，或者农民的儿子去城里投奔开茶叶店的二舅当伙计。而文化家族同样可以垄断知识，父子相继。汉代有一种说法：“遗子千金，不如遗子一经”，像刘向、刘歆父子那样，家学代代相传。因此，陈寅恪先生研究历史，喜欢从家世做切入点。
职业群体、阶级阶层之间，如果没有适当的流动，整个社会就是死水一潭，底层者失去改变命运的希望，那么社会一定会冲突四起，整个社会很难稳定。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便是对这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社会现象一种有限的校正。通过统一标准的考试来选拔官员，士农工商的儿子，都可能金榜提名，出仕做官。因科举考试在制度设计上是比较开放而公平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佳话常有，社会上下阶层之间有着一定的流动，社会矛盾便得到一定的纾缓。
但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仅仅在选拔这一端是开放的、公平的，那么社会的公平是相当的有限，应科举的人首先要读书，富商、官宦子弟，读书的条件更好，因此出头的机会更大。而穷人要供孩子读书应科举，除了孩子的天资外，整个家庭甚至家族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所以，多数家庭就如刘麻子父子、唐铁嘴父子那样，农之子为农，工之子为工。
现代社会之所以比古代社会文明而进步，除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外，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制度的设计更为公平，让社会职业群体、阶层之间的交流更为频繁，使穷人的孩子更容易摆脱不利处境。这不但需要中国古代科举制那样相对公平的选拔机制—–不仅仅是官员选拔，也包括各行各业优秀人才的选拔。还需要在另一端，即教育实现公平。如义务教育的免费，高等教育的国家贷款制度，一定程度保证了不同家庭出身的孩子能接受教育，使其找到更为合适的职业。如唐铁嘴的儿子就可能有做学问的天赋，最终能读大学当教授。小布什固然能借助祖父、父亲两辈的政治资源竞选总统成功，但遗腹子克林顿、非洲黑人儿子奥巴马同样能当选为总统。
而《茶馆》人物中，第二代要摆脱父辈职业的惯性，似乎只有一条路：革命—–古代叫造反。如秦二爷的儿子秦利民和王利发的次子二栓，最后离家参加革命了。这当然不是现代社会的正常现象，而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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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穷人的儿子只有造反才能出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