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朋友与鲁迅的敌人

作者：黄慕春 | 评论(1) | 标签:鲁迅, 朋友, 敌人, 陈西滢, 周作人, 徐志摩, 林语堂, 郁达夫, 民国知识分子

文苑苦萧条，一卒彷徨独荷戟； 　

高丘今寂寞，芳荃零落痛余香。

——曹聚仁之“挽鲁迅”

我向来认为，敌人某种意义上就是你的朋友，朋友某种意义上也可成为你的敌人，观点相同，自然就容易成为朋友，虽然角度不同生出的意见相左，也很可能从原先的朋友演变成为你的敌人，而原先朋友的敌人，由过去的敌人，也很可能居然成为如今的朋友。

近日，部落里张耀杰先生写了篇关于鲁迅与韩寒的评骘文章，惹得部落里的何仁勇先生又写了一篇关于《鲁迅为什么要使用马甲？》文章，还有一位“妈妈同学”也“转载”了陈丹青先生论述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抱着想为历史“正名”的真挚的良苦用心，从而惹得我这个极喜欢鲁迅，也从不鄙薄胡适的人也很技痒，于是关于他们这些一代文杰的“派别”或者“争议”，就着自己的一点浅薄的经验，谫陋的学识，呶呶不休的精神，铺张而不“扬厉”的作风，也跟风写了一篇，因为既涉及到鲁迅的朋友，也有他不少的“敌人”。因此，题目就干脆叫作《鲁迅的朋友与鲁迅的敌人》吧，当然，无须掩饰，从情感上我或者还是喜欢鲁迅的“马甲”多一点，但总体来说，只是一个抛砖引玉或狗尾续貂的意思，没有什么过多的偏向哪方的深意的，因为究其实，那种把鲁迅与胡适截然对立然后画地为牢的思维，至少在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是没有多少意思的。

鲁迅先生一生，既有很多倾心相知的朋友，如许寿裳台静农曹聚仁之类，也有很多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敌人”，最有名的，当属因为“刘和珍事件”而“恶语相向”的陈源陈西滢，那简直是现代文学史上一大公案，其中的是非曲直，在我看来非常复杂，要想完全理清其中的藤藤蔓蔓，来个摸索会通以后好老吏断狱，我想非通人学士不能道，小可既非学士，更非通人，最好还是藏拙，翘首以待他人来彻底“辩诬”好了，虽然倒不是没有自己的一点意见。至少我觉得这其中的是是非非，似乎并不像有些人渲染的那么“势如水火”，或如有些“组织”强调的那么不可挽回。空说无凭，此中消息，那可真应了一句——“以文为证”。恰好手头上有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的《西滢文录》。里面附有“本书说明”里陈子善先生一些比较客观的评述，或者移做“它山之石”，也未尝不可。

“陈西滢主撰‘闲话’一栏，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本于学理和事实’批评规则，对当时时政、社会和文化发表尖锐而不流于刁钻的批评，在读者中产生很大影响，被视为‘现代评论派’的代表作家。但在次年的‘女师大学潮’事件中，陈西滢与以鲁迅、周作人为首的‘语丝派’交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重要公案，其曲折的经过，其隐含的意义，至今仍是中外学者不断探讨的课题。”

但我也要再次“客观”的说，陈西滢的“现代评论”与周氏兄弟的“语丝”，由于观点角度的不同，导致很多问题的见解不同，而有一些意气，一些针尖对麦芒的地方，也是人情之常在所难免，比如文末《关于“新月社”——复董保中先生的一封信》中，在多年以后关于那桩“公案”的回忆里，似乎还是有点“耿耿于怀”：

“我与周氏兄弟的笔战，也始于《现代评论》、《语丝》等。那时的《语丝》及《京报副刊》，没有一天不见攻击我的文字，都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写的，《现代》虽也有人投稿来，但取了正人君子的态度，不与计较，所以我那篇挖苦周氏兄弟的文字，也送到《晨报副刊》去发表。志摩向不骂人而常得鲁迅的骂者，一来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来鲁迅不喜欢他（鲁迅与人说，陈某我还与他拉过手，徐志摩我连手也不与他拉）”。

从这篇回忆“新月社”回信看，虽只是在最后顺带一提，但看起来似乎还很严重，可是在文集里恰恰还有一篇写于1941年的关于鲁迅《<明天>解说的商榷》，对于施蛰存的解读的牵强附会，也很下了点考研功夫的，虽然他觉得这篇小说“一向没有什么深奥意义”，却也不乏“它的动人处，就在单四嫂子的孤寂，空虚，无法解除的绝望。”（同上）

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假如放大点说，放到当时以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陈西滢为首的英美留学背景，与以周氏兄弟郁达夫为首的日本留学背景，再涉及到比如“某藉某系”的地域之分，然后关涉到一些特定问题（比如对于政府的态度以及某些国是、学潮、主义上）的态度见解上，这些千百年来无论中西都是难免的“派别之争”，当然就会留给后来人钻研反思过后，为之扼腕的觉得“不和谐”的声音。但假如我们能够历史地看，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说穿了也很正常，假如我们关于某些问题上发生争执的时候，扪心自问一下，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所谓“意气之争”的，好比是人，当然就有人之为人的情感用事的地方，也当然就会犯错误，闹意见，生偏见。比如我觉得鲁迅对于徐志摩的鄙夷与不屑，除了观点之争以外，徐志摩的那种受过西式观念（婚姻，穿着，娱乐方式，处世态度等等）熏陶的“浪漫习气”，自然会被内心颇有传统影子附体的鲁迅有所腹诽甚至溢于言表的，但这些只要没有发展到后来的后来那种人鬼颠倒利欲熏心的无情无耻无顾忌的倾轧，我看也是学人之间文士之间彼此不投缘时的——“题中应有之义”吧，没有什么大不了。好像陈丹青先生就说过类似的话：你看看那个时代的读书人，甚至他们在理智匡护下的正常争论争议，只要——总能——匡扶在理智之下，不管多“凶”，也是他们修养学识的一种放到当代，很有对比意味的体现，像后来的文革时期，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性异化变态到了极点的鬼魅时期，恐怕是很难比拟也就不容易拿来说事了。

就是陈西滢嘴里火药味很浓的“周氏兄弟”之一的周作人，当徐志摩飞机失事以后，不是也有这样的发自肺腑的“挽词”吗：

“••••••今天从志摩的追悼会出来••••••志摩死了，现在展对遗书，就只感到古人人琴俱亡这一句话，别的没有什么可说。志摩死了，这样的精妙的文章再也没有人能做了，但是，这几册书遗留在世间，志摩在文学上的功绩也仍长久存在。••••••但是，我们对于志摩之死所觉得可惜的是人的损失。•••••志摩这人很可爱，他有他的主张，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许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态度和说话总是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志摩死后已是二十多天了，我早想写小文纪念他，可以从哪里着笔呢？我相信写得出的文章大抵都是可有可无的，真的深切的感情只有声音，颜色，姿势，或者可以表出十分之一二，到了言语便有点儿可疑，何况又到了文字。••••••”（参见浙江文艺出版社《周作人散文》第303——305页之“志摩纪念”）

够了，要不是想弄点可以信服的“证据”，差点又要弄成“獭祭”长文了，不过为了以示公正全面，再找一篇鲁迅故去以后，林语堂先生对于他的追念。虽说他们都曾是“语丝派”的大将，还是逃不了有人所谓从“朋友”变成“敌人”的宿命，不过这个“敌人”，比起有些简直比敌人还敌人的——敌人，对于自己的政敌或者论敌，那种卑劣下作的手段，就要宽容得多。

“民廿五年十月十九日鲁迅死于上海。时我在纽约，第二天见Herald-Tribue电信，惊愕之下，相与告友，友亦惊愕。••••••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一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海南出版社林语堂散文集《人生的归宿》第232页——233页之“鲁迅之死”）

再找个与两方都有交往的可靠人物来代为“说项”吧，郁达夫一代大家，既是鲁迅的老乡，好友，兼同志，是相知极深的人；同时他也是徐志摩的中学同学，交情非浅。甚至至死也不愿附和郭沫若等人对于周作人的“声讨”，觉得他很——“伪”。且看他怎么评说其间的“恩怨离合”。因为鲁迅甚至弄到后来，居然与自己的兄弟也很不愉快，于是还引来了很多不必要莫须有的嫌猜。“据凤举他们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不过凡是认识鲁迅，认识启明他的夫人的人，都晓得他们三个人，完全是好人；鲁迅虽则也骂过正人君子，但据我所知的他们三人来说，则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

在谈到林语堂时，“说起林语堂，实在是一位天性纯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绅士，他决不疑心人有意说出的不关紧要的谎。”后来为了鲁迅向“北新书局”讨版税而提起诉讼的事情（慕春按：梁遇春也抱怨过李小峰的对于稿费发放的拖沓，应非孤例。）二人闹了起来，郁达夫又如是说，“这事当然是双方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当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当时寄居在美国的语堂耳里的时候，语堂曾有极悲痛的唁言发来的。”（海南出版社郁达夫散文集《归航》第322——344页之“回忆鲁迅“）

文中还有一些鲁迅与章士钊、与《现代评论》诸公、与要“狂飙突进”的高长虹、以及与“太阳社”的钱杏邨、创造社的叶灵凤（慕春按：据称他晚年还拜会过鲁迅的亡灵，这个当初准备用《呐喊》揩屁股的论敌）、成仿吾等人纠葛的一些也许是“护短”的叙述，我就不多引用了。如果要大肆搜罗的话，这样的例文还可在很多其他人的文章里找到很多。我觉得只要我们明白这或者都是上面所谓“观点角度”的不同就好了，也许大家都不是什么险恶的人，自然也谈不上什么险恶的用心，即使是政见之争，放到那个多元争鸣中西交汇的特殊时代，或者正体现一种如今想来，很是令人艳羡的“君子之争”的良好氛围，难道不是吗？我又想起陈丹青的那句“修养”了。

另外说起来，关于鲁迅胡适他们对于当权者的态度来看，我认为从根本上说，不管其中有没有掺杂蒋中正个人的政治涵养，大致笼统上说，胡适梁实秋林语堂这些人，是应该归于“体制内”的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个范畴内来看待，这于他们的受教体系也不难看出，从而就可进而体认，虽然他们对于当政者攻击起来还是不留情面的；而鲁迅虽然也任过教育部的佥事，毕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了，从《“友邦惊诧”论》这样的“露骨”文章我就可以估摸出，他的峻急，他的“从不宽恕人”的那份决绝，老实说从性格上说，他的确相当倔强，这或者是个人的性格决定了的，不能够放到另外的层面来过度引申。他所佩服的嵇康不是也很不好相处吗？难道嵇康还不如面团团的冯道式样的人物？但我以为，假如划分一下的话，他老人家应该是属于“体制外”的另一范畴，所谓“在野党”。那么，我认为体制内的相对来说，可以指名道姓，而体制外，可能就有所顾忌了，这也是正常的事情，无足为病，不须诧怪。就是从胡适先生对于“蒋公”的总体态度来看，也体现出极为复杂的方方面面：似乎既有希望自由宪政的一面，这是“主题歌”，也有某种程度上希望蒋公成立“贤人政府”的一面，这或者算是“插曲”，这一点，不管是殷海光雷震，还是写过《胡适评传》的李敖，对这些方方面面应该看得很清楚。

另外我还觉得，鲁迅与陈源的争论，徐志摩的争论，相对来说，是一个档次的，但对于邵洵美这个“潘安”式样的才子人物的争论，是不在一个档次的，当然我也不是认为邵洵美就“一无是处”，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就是周佛海汪精卫与胡兰成，也有自身不可抹杀的“特点”。虽然我也不怎么看重这个“绑着张爱玲一起成名的人”。

其实，与鲁迅发生“反目”情况的朋友，或是发生观点角度之争的“敌人”还有很多，有人就专门写了一本关于鲁迅论敌的书籍，来进行历史的梳理，不知怎么的，我倒更希望它成为当今时代面对历史的检讨与自我检讨。比如我还约摸记得他为什么与顾颉刚闹，与施蛰存闹，与废名闹，甚至与自家兄弟周作人闹得“老死不相往来”的点点滴滴，其实我们大可以按照郁达夫话里所暗示的，对于这些本来就是很有个性，而且个个都是现代文化史上有数的人物，采取一种同情而宽容的态度，而无须上纲上线，过于吹求。从某种可以理解的层面上说，鲁迅也好，他的论敌也好，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层面，或者都不是什么坏人，反倒都是那个时代“特别可爱”或“相对可爱”的人，就说他与施蛰存的争议吧，鲁迅反对年轻人读古书，是从“瞩目社会针砭现实”的角度来立论的，而施蛰存呢？提倡《文选》、《庄子》是从了解传统文化增加写作“词汇量”来说的，严格来说，两者都没有什么坏的用心；又如他与林语堂的争议吧，他劝林语堂多翻译介绍点西方的现当代的小说，而林语堂觉得这是“老年人才做的事情”，不然，他的《风声鹤唳》与《京华烟云》这样的创作也出不来；还如他与废名的不愉快，也是他要现实主义，要“为人生而艺术”，而废名从文学本身的角度，从杜绝陈词滥调空洞口号，又不屑于抹杀文学特性的宣传布道文章的角度来立论，或是理论的，现在看来，似乎也都有各人自家的一定的道理，反倒是废名先生作为周作人的忠实弟子，一个在那人鬼不分的特定时期经过血的考验的性情中人，又与鲁迅有过这样的隔阂，于是在文革时期与乃师一道遭到强烈的冲击，以致于双双于1967年含冤莫名，死于非“命”了。那才是我们这些后来人深思以后，值得警惕关注的。就是鲁迅与梁实秋的所谓人性阶级性之争，尽管老实讲我也不太懂地偏向梁实秋多一点，但对于鲁迅先生本人，我却还是位于社会历史层面的谨慎分析以后，有着一定的可以理解的同情。

作为我们这些后来人，我始终认为，应该看到鲁迅先生那“悲天悯人”的一面，而“设身处地”的报以同情的了解与理解。于是——

无聊之中，随写几句想到的并不华丽的废话，算是一点自以为是的补充吧，无论鲁迅还是胡适，以及他们置身的那个也许无法断定的，相当意气的，所谓不是你拿“苏联卢布”，就是我靠“美元英镑”的“暧昧时代”，早已过去了，今日似乎也没太大必要再陷入那种“某藉某系”式的争论了，也许，这些名人之间的聚聚散散，分分合合，在有些专门研究那一代人的谁谁谁的心头，或者心头还是非常雪亮的——只要他不怀有偏见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