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礼拜天晚上，我去参加了的一个关于孟子学说的分享活动。活动中，一位先生对“弘扬儒学”的产生了强烈的质疑。其大概意思是：当权者自己不讲仁义道德，却让老百姓仁义道德，这就是以礼教“吃人”。这位先生举了一个现实中的例子：有一个退休的处级干部，待遇是每月三千元，而与他同级的退休干部的待遇按政策是每月六七千。这位退休干部不服，不断上访，但没有结果，还遭到残酷的迫害，周围的人都认为他疯了。这位先生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我们中国的现实是多么的残酷，而在这里侈谈什么孔孟之道与中国残酷的现实是多么地脱节。
我不得不说，这位退休干部每月只拿三千元的“遭遇”，对于更多的挣扎在痛苦艰难的上访路上的访民而言，已经是一辈子都梦想不到的幸运了，为什么在这位退休干部，就成了一种足以让他去拼命上访的巨大冤屈呢？
道理其实很简单，这个退休干部拼命争取的，其实还不只是那每月少拿的几千元钱，而是他的“存在”。作为干部，他“存在”的理由就是国家通过一定标准的待遇给予了他一种身份作为对他的付出的肯定。而当了一辈子官的他，已经不能在这一点待遇之外的地方来获取自身的存在价值了。如果不被“正常”对待的话，那么，国家实际上剥夺的是他的“存在”，因而否定了他的生命。这就是他顽固“缠访”的真正原因。其实，处境远远不如这位干部的的底层群众的不断上访，在很多情况下和这位退休干部的上访的根本动因是一致的。他们中很多人虽然在利益分配上吃了亏，但也没有到完全被剥夺的程度。比如，因拆迁而自焚的唐福珍其实并不缺钱。他们为什么不惜拼命，也要为知己争取那一点利益呢？因为我们时代这场大规模的利益争夺战中，许多人已经看不到自己未来有什么希望了。他们只有拼命抓住眼前的一点利益，来捍卫他们的“存在”。他们必须高估他们认为应得的利益。他们中许多人或许过去是劳模、或许曾经辉煌；可现在，过去的荣耀在这个时代却只能是笑柄，曾经支撑他们的那些东西在幻灭和坍塌。在他们看来，靠拆迁赔偿赚一笔，是他们在这个不断两极分化的社会环境中为自己找一点更多的保险系数以及存在价值的最后机会了。
他们的要求通常遭到的是来自官方的冷酷的打压。在官员眼里看来，他们是刁民、是永不知足的麻烦制造者，满足他们的要求就是对漫天要价的纵容。所以，官员宁肯为“维稳”而支付更大的成本，也不肯用这笔费用来根本上解决上访问题。官员自有官员的逻辑。他们的逻辑和访民的逻辑找不到交叉点。官员逻辑与访民逻辑的对抗于是乎变得不可调和，并一步步走向恶性循环。
不过官员和访民的身份差别总是相对的，官员有时候也会成为访民，而访民也不排除成为官员的可能性。既然，连厅长夫人也会沦入访民的队伍而遭暴打，则我们怎么知道那下令打人的官员不会有朝一日沦入访民的队伍中呢？暴力和仇恨总会像种子一样发芽生长并轮回到它的起点。
为了破解这一恶性循环的困局，政府也不是一点办法也不想，比如，给访民一点小恩小惠，或通过弘扬国学、借助宗教来平息充满于整个社会的戾气。但其作用如何呢？就如我在孟子研讨会上遇到的那位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官员在制造着不和谐，却让老百姓“和谐”，你当老百姓像傻子一样好忽悠吗？沦为一种“忽悠”的国学或宗教，带来的只是更大的愤怒。
其实，要破解上访的困局，也并非找不到更为根本一点的办法。比如，我们或许就可以从西方社会的经验和孟子的思想中，找到破解困局的启示。
上访，既然是一个与人的“存在”问题相关的问题，我们不妨就从人的“存在”问题着眼。我们身处的时代，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一个“上下交征利”的时代。这个时代不断地把人实现其存在价值的可行性缩减在升官和发财的范围内。一个人如果不能升官发财，就会被社会视为失败者。于是人们自然会蜂拥着往升官发财一条道上挤，而社会所能为民众提供的升官发财的机会毕竟是有限的。于是乎，大多数人将注定沦为通过升官发财而“存在”道上的落败者。人的存在感与价值感是一个要命的问题。为了存在感与价值感，人是不惜牺牲生命的。如果人感到自己沦入了非存在无价值的境地，人心中就会酝酿出一种巨大的反社会冲动。当这种反社会冲动澎湃于大多数人的心中的时候，它最终酿成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太多了。
那么，为了避免这样的巨大的社会革命成为现实，政府可以做的，就是运用强大的行政资源、通过各种渠道，为人们提供多元的价值实现途径。在这方面，西方社会是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的。比如，在西方社会做一名普通工人，也可以活得很有尊严。为什么？因为基督教价值观认为工作是上帝赋予的天职。人的价值感与存在感取决于是否履行上帝所赋予的天职，而非仅仅是世俗财富的获取。或许，西方社会不一定人人都这么认为，但其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保障了那些并没有升官发财的人也不会感到有太多的挫折感。比如，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其实可以为许多的人提供各种可能的价值实现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社会其实恰恰更大程度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原则。而我们越来越将价值实现形式压缩到升官发财一条道上的社会价值结构，恰恰演绎出“资本主义”那最为丑恶的一面。
我们国家过去也并非缺乏这方面的尝试。即使在90年代以前，中国人的价值实现途径也是相对多元的。比如，即使一个人与升官发财无缘，也可以通过埋头苦干、无私奉献而当上人人景仰的劳模甚至于国家总理。那个时代诚然也面临着让许多人陷入无价值的境地的问题，但政治运动却又从另一个方面化解了了许多人因陷入无价值感带来的破坏性。比如，即使是所谓“五类分子”家庭，国家也给了他们一条当红卫兵、造反派的出路。那个时代存在着很多问题，却一定程度克服了一个最要命的问题，就是大多数人的绝望。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价值一元化的时代，个人在仕途与经济上的成功就是这一元化价值“宝座”上的“国王”、而这个“宝座”留给的是越来越少的人。这是一个大规模地制造绝望者的时代。因而，这也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时代。其实，对这样的社会价值结构将会导致的后果，我们的古人早有警觉。《孟子》一书的开篇，就探讨了 一个把人的“存在感”建立在“利”的基础之上的国家势必面临的处境———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推销他的治国之道，不讲“利”，而讲“仁义”，或许在很多人看来，简直迂腐得可笑。其实，孟子的思想里隐藏着很大的智慧。“利”从来就是一种在人与人之间制造嫉妒与仇恨的东西；“利”从来就是将人分裂开来的力量、让一些人“存在”而另一些人“非存在”的东西。国家/社会的基础如果建立在“利”之上，就意味着国家/社会必将走向分裂。所以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不过，孟子讲“仁义”，也绝非如同我们今天之讲“三个代表”。“仁义”是一个从人性中发出来，可以为大多数普通人提供存在感与意义感的东西。“仁义”不是一个可以自上而下、当做“文件精神”灌输的东西。老百姓不会因为吃透“文件精神”而感到活的更有价值，但在国家真诚地推崇“仁义”的价值观的条件下，老百姓却可以因“仁义”而获得其存在的意义。
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运用强大的政治资源引导一种正义的崇高的主流价值、并为人民提供多元的价值实现途径。如果国家运用强大的政治资源所做的，恰恰是伤害正义的崇高的主流价值，并堵塞人民多元的价值实现途径的话，这个社会真如孟子所言：“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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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思想与上访困局之破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