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 慶李莊案後，湖南爆出公捕公審大會，湖北法官馮繽身穿法袍上訪，六月啟動的全國嚴打整治行動讓「運動式執法」、「公檢法聯合辦案」死灰復燃。力抗司法逆流 的學者賀衛方等認為，中國司法改革正在大倒退，政治制度中失去互相制約的機制。「三個至上」中，「黨的事業」在「憲法法律」之前，不再提「司法獨立」，而 律師也要「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令中國法治陷入危機。
在馮繽身穿法袍、胸佩國徽，站在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門口，沒有再次遞進訴狀，而是選擇手舉「冤」字牌，依靠「上訪」來替自己的妻子維權時，這位湖北孝感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法官，心裏到底在想什麼呢？
從 零八年一直到一零年，馮繽為在孝感市中院當清潔工的妻子的勞動合同糾紛，屢次上訴不獲法院受理，或者受理了對結果不滿意，最終選擇在湖北高院門外上訪。他 對媒體說：「我並不想上訪，但當正常的法律程序無法維權時，唯有上訪才能解決問題……」但他堅持，身穿法袍是要「為法律信仰而戰」，「我就不相信，我一個 通過司法考試的法官，不能以法律求得公道。」
公道與否，尚沒有答案，不過，這個故事的最新發展是：馮繽不再是法官了。
七月二十六日，馮繽收到了來自孝感中院的文件，他被免除了該院助理審判員的職務，並被開除了黨籍。
這個結果引起了輿論嘩然。馮繽的領導覺得他偏執、不通現實，堅持上訪是給孝感丟臉，是「法官的锊辱」；不少評論卻認為，身為法官的馮繽不肯放棄法律選擇「現實規則」，最終被逼走上上訪之路，正是「中國法治的锊辱」。
法官馮繽上訪和被免職的二零一零年，在中國走向法治之路的時間表上，理應是重要的一年：一九九七年，中共中央「十五大」提出「到二零一零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總體目標，因此，今年被視為實現「有法可依」的「法治中國」的第一步。
然 而也是在今年，許多積壓已久的司法積弊在一個個具體案件中，引燃了輿論爭議。七月，著名法學家賀衛方在香港書展演講時直言不諱：「最近，中國大陸的法律制 度改革過程，遭受巨大挑戰。這個挑戰有時候來自政治性的意識形態，如司法改革、法律變革，現在推廣三個至上：黨的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的 原則……」
倡司法獨立被「流放」
這位享有盛譽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去年二月突然接到了北大的通知，要求 前往新疆石河子大學支教兩年，按照學院規定，這屬於正常的人事調配，但遠調邊疆，對一位倡導「司法獨立」、並以敢言著稱的公共知識分子來說畢竟意味著言論 陣地的收縮，輿論因此將北大對教授賀衛方的調配類比作「流放」，原因則也許正是他一直以來對司法改革逆流的嚴厲批評。
二零零八年，王勝俊接替蕭揚，履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之後，國家的司法政策和改革理念悄然發生變化。
國家主席胡錦濤零七年歲末在與全國政法會議代表、大法官、大檢察官的座談會上提出的「三個至上」——「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零八年始被引為人民法院工作的指導思想，從最高院開始，在全國上下廣泛推廣學習。
「三個至上」的指導思想引起一場法學界大辯論，反對派的主將就是賀衛方。
賀衛方砲轟這個幾個「至上」根本邏輯存疑，不符合基本的法學素養：「三個至上誰至上？一個家裏三個人發生分歧，聽誰的？」「黨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憲法，誰大？」而根子上，這與此前蕭揚任最高院院長時期提倡的「司法獨立」顯然背道而馳。
但也有人覺得，這是當局一以貫之的意識形態和不得不堅持的法治追求的一個混血，就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樣，只是一個妥協的提法。
事實證明，「三個至上」不只是「提法」那麼簡單。隨著指導思想的推廣，二零零九年，最高院院長王勝俊在視察各地法院時，進一步提出「能動司法」的概念，此後，「能動司法」成為零九年至今各地法院工作的主要方向。
王 勝俊解釋「能動司法」的概念時稱，中國處於社會轉型期，矛盾不斷增多，法院不能坐等官司上門，而要走出去「服務大局，服務社會」，「司法權必須服務於黨在 不同歷史時期所確立的根本任務和發展目標；法院隊伍必須把人民法院工作放在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加以考慮」， 「能動司法即是服務性司法，是法院服務大局的必然選擇」。在「能動司法」成為法院工作主旋律後，抗日戰爭時期的「馬錫五審判方式」也在陝西、山東、河南等 地法院重現。
此時的賀衛方已經在石河子支教，新疆七五事件之後，長達一年的時間，他連上網都困難，公開發聲亦是寥寥。
在 今年的香港書展演講上，賀衛方仍然提到了所謂的「能動司法」問題。他舉例說：「湖南某地法院寫的總結報告說，法院不僅做包公，還要做紅娘，經常下基層調 研，『一頭扎進某某企業』，上門攬案，說服該廠將案件起訴到法院，之後，法官們『北上黑龍江、南下海南島』，為企業收回幾百萬，拯救了企業。縣委書記聽完 說：這就是效益，這就是服務啊！要我說，這樣的司法太積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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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法治大倒退再現運動式執法 ．張潔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