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蠹是贫富分化之源

当前中国的贫富分化如此之严重，其核心原因不是中国人的勤奋程度不同，不是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不是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也不是垄断企业与民营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因为只要收入来源于工薪收入、劳动收入，从根本上来讲即使有差距，也不可能差的太离谱。笔者认为中国贫富分化最大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存在着巨大的“财富非正常转移”，这是导致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这才是中国最应该警惕并进行彻底治理的。

这些人的行为有的是非法，有的是合法但不道德，但相同的是他们对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和巨大的财富转移。这些人或行为包括职业投机客、政府及企业内的贪污受贿者、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黑社会及色情业、不受约束的高管薪酬，这些人或行为是造成当前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所在，是当今中国的““新五蠹””。其他原因导致的收入差距不过几倍，而新五蠹所导致的贫富差距，将是几十倍，数百倍，甚至高达数千倍。

1、职业投机客

现代社会已经是金融社会，金融投机已经成为危害经济的头号问题，信息革命也让投机变的非常容易。投机对财富的转移是最大的，也是最快的，如果说炒股损失的只是几年收入的话，那么炒房转移的将是购房者几十年的收入，任何投机行为的最终受害者都是那些最后的接盘者和那些真正需求这些商品的人。

我国投机炒作是造成财富转移最核心的因素，因为投机炒作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但投机造成的物价虚高给企业带来了生产成本的高涨，让那些依靠工薪生活的人大大增加了生活成本，给最后接盘的投机者造成了巨额的损失，而只有少数人在投机炒作中获得了巨额的财富。他们一年的收入可以赶上别人几十年、上百年的收入，投机这种财富转移方式的剧烈程度超过了任何不合理收入分配制度对社会财富的分配，而我们对经济生活中的投机行为一直采取的是纵容鼓励的政策，而新闻媒体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我国近年投机炒作已经非常的普遍，除了大家熟悉的股市、房市投机外，普洱茶突然间从地摊茶变成了能喝的古董、价格扶摇直上，红木似乎重新归入只有皇家人士才能典藏的行列，一朵兰花可以换栋别墅，当代的油画作品价格甚至超过了已故的国画大师，甚至连大蒜都成了投机者炒作的对象，这些财富的巨大转移，都最终要来源于工薪收入。

2、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

现在中国不道德的商业行为简直是比比皆是，从屡打不尽的传销、虚假的医疗广告、以药养医造成的小病大治和药物滥到形形色色商业欺诈行为，在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社会财富转移，比如传销本身不创造财富，而其中少数人的暴富只是建立在对他人财富的转移之上，目前中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完善，太多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实际上处于完全放任的状态。

3、政府及企业里的贪污及灰色收入

中国官员贪污情况严重，这些都是已经的事实，不用我们多讲，
另外在中国灰色收入严重，据公开资料分析，财政资金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存在严重管理漏洞，有大量资金脱离了财政管理程序，透明度低，滥用和漏失严重。2005年这部分资金估计约5600亿元，漏失部分待查。近年来国有投资项目层层转包、工程款层层剥皮、营私舞弊现象严重，漏失巨大。据有些项目的情况，施工单位实际拿到的工程投资还不到工程拨款的三分之一。

其次，金融腐败普遍存在。据央行研究局2003年一项大面积调查，全国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已成为一项“潜规则”。平均而言，企业在每笔贷款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和为维持与金融机构“良好借贷关系”的费用合计，相当于贷款额的9%。2006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22万亿元;考虑大型企业贷款条件有利，较少发生这种情况，按贷款额的一半推算，额外付费给全国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带来的灰色收入可能高达1万亿元。由此造成的不良贷款损失还未计算在内。上述结果在一些企业调查中也得到了一定的验证。2

企业贿赂也很严重

民众只关心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行为，其实在企业里的贪污受贿行为远比政府体统要严重的多。在企业里采购部、广告部、行政部等部门都是典型的肥差，法律规定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可以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但这些执行起来都非常的困难，政府贪污都难以发现，企业受贿行为就更难打击了。3

4、黑社会及色情业

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正常社会、具有反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严密的组织形式的犯罪团体。中国目前黑社会成员至少有100万人。中国黑社会猖獗的主要原因，客观上是农村盲流人口涌入城市，迫于生活加入黑帮;主观上是党政官员腐败，警匪勾结，造成扫黑障碍。4

转型时期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而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防范机制还没有确立。由此，导致流动人口泛滥成灾，失业待业人口大增，社会控制失范。转型期的“综合症”，恰恰是包括黑社会犯罪在内的各种犯罪活动滋生的温床。

不管承认与否，中国的色情业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有专家估计，职业妓在中国超过400万人，平均以每人每天收入300元计算，每天收入将达到
12亿元，全年收入达到4500亿元，这个收入是国家大力扶植的旅游业的4倍。

5、过度且不受限制的高管薪酬

“高管”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个特殊利益群体，他们不是大股东，但掌握着企业实际控制权，特别是上市公司的高管具有很强的薪酬定价权，投资者们基本没有反对的可能。按道理说股东大会是上市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让小投资者真的为了投上一票而自费前往，况且去了也基本上是99%反对无效，基金等大型投资机构出于某种原因也不会对高管薪酬过多干预，至于国有控股股东，高管们往往就能代替控股股东说话。现在的结果是，只要公司有钱，高管们想拿多少都是合法的。在攀比和私欲的作用下，高管们的年薪越来越多，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对高管年薪的关注，始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基础——信托责任。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产生了企业信托关系，对高管的信任是作为资产所有者的股东，愿把公司资产交给高管经营。国内上市公司的高管年薪可以连年翻番，上市公司雇员的福利也可以水涨船高，惟有股东权益无人正视股东对高管薪酬应有更大发言权。

不受限制的高管薪酬拉大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大幅攀升，也会带动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攀升，而高级管理人员工资的上升又直接导致了普通管理人员工资的上升，最终的结果就是拉大全社会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成为贫富分化最重要的因素。

““新五蠹””是造成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政府应该将打击这些人或行为当作缩小贫富差距的突破口。2010年的两会上，“灰色收入”一词进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虽然这个词后来删掉了，但是可以确认的是“灰色收入”的存在已经成为事实，并且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如果能对”新五蠹”进行最严厉的打击，中国民众的生活成本降低20%以上，是可以做到的。

社会治理 堵比疏成本更低

几千年前，大禹治水的成功给我们留下了一条经验，那就是“疏比堵好”，但是大家往往忽略的是，“疏”的成本要远远大于“堵”的成本，即使是现在对付洪水，一般小洪水也是以堵为主，对于““新五蠹””造成财富转移的情况，中国在没有合适疏解渠道的话，堵也是不失为一个“次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