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们做了一篇深度报道《“执行难”的新解药》，讲得是最高法院利用党委的领导力量协调其他19个部委，联动解决长久以来困扰法院的“执行难”问题。
其中，最高院执行局局长俞灵雨在接受专访时指出，执行难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现象，如果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很难解决。
用他的原话来说，当下的中国国情是这样的：一方面，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皇权的思想比较重。社会大众法制观念、意识都比较淡薄。不单单老百姓如此，政府部门也是这样。另一方面，现有体制是一种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党是领导一切的力量。我们解决很多难事、大事，都需要靠这种体制上的优势。如果仅仅是从法律的角度去分析、求解，不现实。
俞的这番话令我深思。他是最高院执行局局长，位高权重，可谓体制内法律界精英人士，智商和见识自然非寻常人可比，其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更是超出一般人。
在多年的法律实践中，“执行难”久拖不决，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且让人对司法判决产生怀疑，极大地损害了法律的尊严。身为法律中人，且直接负责“执行”工作，俞想必也是经历了痛苦、困惑和彷徨。
完全依靠法院的力量，根本无法保证判决的顺利执行，最后迫不得已求助于党和政府的力量，让渡司法的一部分“独立”换回看得见的“实体正义”。
这究竟是对还是错呢？真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啊！这种不得不屈服于中国国情的现象，到处皆然。
例如，媒体本该超然于权力之外，独立行驶报道和监督权，但在中国国情下，作为喉舌的它，往往要视其后台老板的势力大小而做选择性的报道。后台小的会自觉地远离敏感题材，后台大的则胆子也大，下到地方上还可能充当“钦差”。
例如，检察机关本应独立办案，依法行驶监督和起诉权，但在中国国情下，被当作工具使用的它，往往要看政法委（代表党委）的脸色行事，起不起诉、以何种罪名起诉不是根据证据，而是看政治需要。同样，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也经常被权力和金钱所左右，产生不少冤假错案。
还有，大学里本应是教授说了算，现在则是行政化严重，一个博导的地位还不如一个小处长，因为各种现实利益的考量，前者往往要向掌握权力的后者点头哈腰。
种种事实，都昭示着中国国情的坚硬与冷酷。在笼罩一切的国情之下，原本直的东西被扭曲了，好像大家都失去了反抗能力。是完全顺从、随波逐流，还是努力突围、妥协求变？这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难题。
即如上面所说的法院“执行难”问题，俞灵雨等人完全可拿国情做挡箭牌，推卸自己的责任，但他们最终选择了妥协，在妥协中前进。不过另一个问题来了，这种妥协虽然解了法院燃眉之急，但是否会越来越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从长远来看是得不偿失呢？
这让人不由联想到中国的一个成语：“饮鸩止渴”。
无视国情，寸步难行，迎合甚至屈就国情，却有可能迷失了自我。如此两难之下，就不难理解有那么多混日子的碌碌之辈了。毕竟在人世间，理想主义者稀少，有智慧有毅力的理想主义者更是罕见啊！
“要翻墙，用赛风”.
